自从父亲与谭甫仁相遇，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保持了很好的友谊。父亲说，谭甫仁是个难得的部队政治工作者，看他后来的履历，也大多担任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115师教导第七旅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父亲对我说，他们那一代军人也许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乃至不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非常敬业，个个都是工作狂。1959年谭甫仁到武汉军区后，就在想着政治委员如何做好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尤其解放已经十年，在和平年代里部队还能不能居安思危，能不能有严明的纪律和顽强的作风。这就需要一个好的榜样，为了选好这个榜样，谭甫仁深入调查研究，他感到一军一师一团一营六连是一个很好的样板。他培育了六连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的不怕苦、不怕死的作风， 1964年1月，国防部正式批准授予六连为“硬骨头六连”的荣誉称号。直到改革开放年代，这个闻名全军的先进典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书写着自己辉煌的历史。

1977年1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向“硬六连”学习的号召，1984年1月22日，中央军委向该连赠送了“发扬硬骨头精神，开创连队建设新局面”的锦旗――而那时谭甫仁已经离开人世十多年了。

说到谭甫仁的去世，曾经给了父亲很大的震惊，因为这样级别的干部被枪杀在解放以后从来没有过。

在谭甫仁去世前一年，我正在云南健水二炮基地培训。尽管我的家庭背景部队首长也知道，但是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部队的伙食是比较单调的，我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好好吃上一顿肉。

那是1970年春，18岁的我正是长身体、贪图吃的年代。当时部队派我到昆明，事情办完后，我很想到谭叔叔家改善一下生活，于是直奔昆明军区。警卫看到一个小孩子找政委，有点怀疑我是故弄玄虚。我很自信地说：“你就告诉谭政委，我是陈士榘的儿子，我父亲让我来看望他。”

谭甫仁接到电话很快让我进去。他见到我很高兴，摸了摸我的军帽，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说：“我和你爸爸也是这么年轻就穿上了军装。”他又问我是家中的老几，我告诉他老四，他感叹地说：“小孩子长得真快，我们怎么能不老呢。”

他询问了父亲的情况，在那个年代，虽然他和父亲都身在高位，但是政治空气是非常紧张的，他们也都害怕在某一天会突然间被打倒，所以说话也很谨慎。当然，回忆起井冈山和父亲的相识，他和谭阿姨都笑了。

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谭甫仁叫上他的老伴儿和我一起吃饭，老两口不停地和我叙旧，还回忆起父亲的一些轶事。我在等待着一顿美味午餐，但是军区政委的家宴也很普通，除去主食云南过桥米线外，还有三四个菜，也没有多少我梦寐以求的肉，不过我已经很知足了。

(4)父亲说，早知道谭甫仁死的这么惨，不如留下他

几个月后，我们非常震惊地得知，谭甫仁夫妇双双死于非命。由于我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不知道父亲闻知后的感受，我估计他将是很难过的，毕竟是艰苦年代一同走过来，共事又这么久远。

后来听妹妹陈小琴回忆，出事后父亲在电话中听到这个事件，很焦急地说：“赶快送医院抢救!”我特别记得那次在谭叔叔家吃完饭的一个插曲，我向谭叔叔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从1968年到1970年，我还没有和家里通过电话，想在他家打个长途给父亲。谭叔叔当即让秘书把我带到一个军区机关打了长途，父亲先是埋怨我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同时让我转告，一定让谭叔叔多保重。父亲的含义与其说是身体的告诫，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告诫，那个年代的政治空气太险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