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3年6月25日上午
地点：北京西三环中路三号院


王秉璋，1914年生，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处长，教导四旅旅长兼湖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野战军十一纵司令员、二野十七军军长，与我父亲张霖之（曾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和十一纵政委）是老战友。这一天，我把刚出版的父亲的传记送到老人家中。

进入王秉璋叔叔的卧室，老人正穿着鞋合衣斜卧于单人床上睡觉。保姆唤醒他，他见到我，很快认出来，说你来过。我请老人躺在床上，但他不肯，坚持起身坐上轮椅，一起来到外间客厅。
老人高大、消瘦，不修边幅，上唇留着白色胡须，头上是稀疏的发茬。王叔叔的室内家具陈旧、简单。我坐到客厅仅有的两张简易折叠沙发椅的一张中，与轮椅上的老人面对面交谈。
我把父亲的传记送给他，告诉他去年来看望他时提到的那本书出版了。老人高兴得笑了起来。他说，我寂寞啊。看书没意思，看电视没意思。可这本书我爱看，我有事干了。老人的老伴去世数年，平日只有一个保姆照顾他。他说，我是个风风火火干工作的人，三十多年没做什么事，如今已经九十岁（王叔叔按虚岁计），腿摔断了，股骨头坏死，再也无法行走。孙毅比我大，今年一百岁了。我算“年轻”的。我不甘心哪！
面对老人，似乎可以触摸到“寂寞”的实体。


二

谈话间，王秉璋叔叔又提到林彪曾对我父亲的死有过说法的事。那是1967或1968年，他主管国防科委，每季度向林彪汇报一次工作。那次是在林彪家里，王叔叔坐在长沙发上，叶群坐在对面。谈话中从“文革”的混乱讲到张霖之的死，林彪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让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
老人与林彪颇有渊源。抗战初期林彪被阎锡山部下士兵误伤击落马下，时任一一五师作战科长的王秉璋第一个抢上前扶起林彪，把林搂在怀里，林彪的鲜血染红了王秉璋的军装。王秉璋叔叔在“文革”开始时是七机部部长，被斗得死去活来，后来被“解放”并开始主管国防工业系统。老人说，我没为林彪选妃子挑女婿，我不知道“五七一计划”，我不过是他的下级，为党工作，后来却一度成了“林彪反党集团成员”。
在“八大”的七名中央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中，惟独没有与张霖之打过交道的是林彪。而林彪却在“文革”中提到了张霖之之死，他是第一个如此明确地说出我父亲死因的最高级中央领导人。固然，许多人的亲属、长辈“文革”中死于“林彪集团”之手，但无论林彪对“文革”负什么责任，他对我父亲之死的评价毕竟是对的。“文革”就是这样一场奇怪的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的纪年中，就有这样一段难解的历史。王秉璋叔叔只是见证人之一。


三

我向老人建议，您说过您是二野三野惟一还活着的第一任纵队司令员，有那么多贡献，那么多委屈，应当记录下来，也出回忆录。老人若有所思。他讲到1949年9月他从二野十七军军长任上调往刚开始组建的人民空军当参谋长，与司令员刘亚楼、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萧华一起，成为空军最早的三位领导人。他说，那时还不叫空军，叫军委航空局。后来他又担任了空军副司令员和国防部五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与钱学森一起领导导弹的研制和部队组建。“我不懂技术，但我是组织者。”王秉璋叔叔是为数不多还活着的1955年授衔的中将（孙毅几天后去世，177名中将当时还健在25人）。
但是他说，他不写回忆录，因为“我不愿意骂自己，也不愿意表扬自己”，所以自己是写不出来的。他示意我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中**史人物传》第六十八卷，翻开用夹条隔开的一页，是《王秉璋传》。老人说，有这个简传，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导言最后一段就可以。那段话是：“王秉璋同志对巩固与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空军，特别是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绩。”
但《王秉璋传》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一直工作到1971年10月。”在我看到这篇传记时，距1971年已经32年了。这32年中，老人是在被反复审查、又反复申诉中度过的。这期间，他经历了许许多多别人没经历过的事情，但惟独没有正式工作过。他“工作到1971年10月”，那一年，他57岁。
1952年8月1日，第一届全军运动会开幕式上，王尚荣、周希汉、王秉璋三位高级将领，正步走在三军健儿的最前列，那是何等豪情！那一年，王秉璋叔叔38岁。

四

老人说，他现在很满足。他有两千多块生活费，有肉吃，有大米，有白面，“还要怎么样？”他说，进京前他是副兵团级，后来是大军区正职。现在无级。以前外出要申请派车，现在已有专车随时为他服务。但是，他一年也出不去几次。除了上医院，就是应邀出席一些年节纪念活动，但因行动不便，已经极少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