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清末主张立宪救国，认为立宪即改变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政治，让人民有参政的民主自由权利。

辛亥革命后，他本着民国主义在民的精神，反对封建军阀统治，要求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参与了“天坛宪草”和浙江自治省宪的拟定工作。在领导救国运动中，他参与制定的救国会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联合战线丝毫不能让步的要求。

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始终认为抗日与民主不可分，要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战，充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针对抗战后国民党继续实行专制、压制民主、破坏法治，先后在国民参政会上两次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获得许多参政员的联署支持。

他和各抗日党派参政员一道，发起民主宪政运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保障人权和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为了争取实现民主宪政，他和一些中间党派负责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旨在促成实施民主宪政的统一建国同志会，随后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和救国会是共产党在争取政治民主化斗争中的忠实盟友。

抗战胜利后，在沈钧儒的领导下，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其政治纲领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他参与创办的《民主生活》周刊，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认为当前一切问题的症结都在不民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表示要用笔来反映人民的公意，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遭取缔后，他潜离上海赴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领导民盟“一面倒，倒向新民主主义方面”。

反对人治，主张法治，是沈钧儒法学思想的核心。沈钧儒认为，法制健全与否，是否实行法治，是国家强弱盛衰的重要因素。他引用韩非的话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他长期参加政学会活动，是因其政纲对政治取稳和改进主义，强调发扬民主与厉行法治。“唯民主可以革专制之积威，唯法治可以纳庶政于轨物。”与自己的理念相吻合，他说：“欧美式政治之精神在法治，中国式政治精神在人治。”“吾国政府素重人治，与欧美之一切归纳于法治者迥异，政治所以不进步，此实一大原因。”认为当今中国是无法无天，武人干政，军阀祸国，只有建立法系，实行法治，结束人治，才是弭乱致治之道。

20世纪30年代，他针对国民党当局罔顾法治，践踏民主，非法拘禁爱国人士的白色恐怖统治，倡导冤狱赔偿运动。发表宣言说：“‘堂上一笔朱，阶下千滴泪。’此种至可惨痛之现象，竟存留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则斯民之不幸，果为何如？”并制定冤狱赔偿法草案送呈国民党中央采用，要求建立冤狱赔偿制，以保障人权，获得较广泛舆论的支持。冤狱赔偿运动是当时整个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页有意义的篇章。

20世纪40年代，他撰文批驳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侵害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法令。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建立和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殚精竭虑，使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此外，沈钧儒从小接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济世救民的优良传统，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他一生“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洁身自好，克己奉公，清廉正直，乐于助人，重视家庭，爱护子女，对后辈循循善诱，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为世人所称道，这更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一份精神遗产。

七君子事件

1931年， “九·一八”事变牵动了沈钧儒那颗忧国忧民之心。他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洪流之中。并于同年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多次上书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激怒了爱国群众。沈钧儒等人又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在“九·一八”五周年当日，他不顾当局禁令，带头率几千人上街游行示威，不畏军警的铁棒刀枪，不理会蒋介石的点名警告。10月，又主持了鲁迅的公祭，把有五、六千人参加的送葬礼搞成抗日救亡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及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上发表讲话、以救国会名义致电张学良等国民党将领、援助上海工人反日大罢工等等活动都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果沈老先生和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一同被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在狱中，沈钧儒先生被公推为家长。他和大家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坚决不写悔过书，坚持爱国无罪。在法庭上，“七君子”义正词严，驳得检察官哑口无言，狼狈不堪。沈钧儒虽身陷囹圄，但他想的却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审讯退庭后，他感慨万千，以诗抒怀：我不要这种胜利！眼看地图变了颜色；六千万同胞沦亡在深渊之底，我们如果还有一些人气，那里有心思来与自家人斗鼠牙，争虫臂！我早已忘掉了我自己。我祈祷着这一天：能把我的血，飞洒到关外数千里与天无际的白云上，把我们的骨，深埋在那一边的土里，这才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民族的胜利！国家的胜利！我再也不要其他的胜利！他的诗表现出一个革命者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坚定信念。“七君子”的爱国行动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支持，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

在全国各方面的压力下，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他们。当他们走出狱门之时，各界群众闻讯赶来迎接，口号声、爆竹声高入云霄。沈老先生代表其他六人向大家表示： “可以告慰于大家的是，我们出狱与入狱时一样，主张没有变更，我们决不改变我们的宗旨，决定和过去一样，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