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故纸堆里的朱先生
那时我对传闻中的朱先生满心好奇,却不知道朱先生的大名。我以为朱先生是书画家,曾向以画为生的表姑、表姑夫请教,排遍苏州城里姓朱的有名有姓的书画家,都与朱先生的传闻对不上号。确切地知道朱先生的大名是看了二零零八年《苏州杂志》的文章,终于将朱先生与朱季海的大名对上了号。由此知道朱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是个学问大家。我产生了拜见朱先生的念头,但是却害怕自己才学疏浅,为朱先生不屑。
后来遇到朱先生儿子的朋友,问起朱先生,那朋友不愿意提朱先生,只说朋友吃足了老爹的苦头,真是世间少有。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苏州日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以最后的国学大师为标题介绍朱先生,让我终于比较详细、正面地窥见了朱先生的全貌。冬至夜朱先生以九十六岁的高龄作别人世,他的著作亦将全面的出版,朱先生以躯体离世,作品问世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他的独特。
朱先生站上了他应有的历史舞台,对于这一点朱先生自己是很清楚的。朱先生对于所有的尘俗杂务向来不屑,因此,名声只能给活着的人带来累赘,死人是不会为名声所累。朱先生深知自己学问的深浅。章太炎先生的学问中国第一是无人厚非的,许多学问大家都以出自章氏门下为荣。朱先生深得章氏器重,不是自己随便说说的。他以弱冠之龄即能代师讲学便是有力一证。有人误将年长于朱先生的国学大师徐复介绍为朱先生的师兄,当然让朱先生不悦,徐复是大师兄黄侃的高足,朱先生代师讲学时,都是给年长于己的人授课,朱先生在章氏门下,年龄虽小,辈分不小,学问不小。更何况朱先生是一位过目不忘的神童。
有人赞朱先生像为坚持节操慷慨赴死的士大夫,但是朱先生在所有的命运转折关头,都是以求生为最高境界的。在日本侵华的八年中,朱先生消声蹑迹地埋头做着自己的学问,他决不会屈从于日军,当然,他的日语水平足以自保。朱先生对革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章太炎先生是中国最早的革命家,他革满清王朝的命,革袁世凯的命,他的革命精神对朱先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外在的革命与内在的学问中,朱先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个被鲁迅先生痛骂的乏走狗杨荫榆先生是真正的士大夫,她用流利的日语向日军驻苏统帅,要求苏州人民的权益,最后横尸于盘门吴门桥下。
朱先生更为自得的是,他逃过了解放后历次运动的劫难,正是靠着他是个三无人员,他既无单位,又无收入,也无劳保,因此也没有人可以管得着他。只是苦了与他共同生活的夫人和孩子。这位与他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夫人,从来就不入他的法眼,大概只是他屈从于传宗接代的父命。朱先生最为敬仰的师母汤国梨,是才貌双全的女中豪杰,这样的人物是可遇不可求的。朱先生选择了老师的学问,放弃了一切外在的东西,也包括对爱情的追求。作为朱先生的孩子,注定要活在痛苦中,与时代不入流的父亲,是所有表格填写时的痛。而填表格也成了朱先生的心病,不填表格是朱先生向所有请他出山者的提出的条件之一。也许在朱先生看来,他没有带上反革命的帽子,没有被抄家批斗,没有坐牢,没有下放,夫人和孩子没有因此受累,已经是对他们的最好回报。因为他最敬爱的一向走在革命前沿的恩师母,也没有逃过文革一劫。以他这样的大学问,这种禀性招致横祸是必然的,能躲得过是需要最高境界的智慧。更何况不仅仅是躲过,还能不停息地做着心爱的学问。
在朱先生看来吃饭等生活问题都是小事。苏州的老宣传部长一直担心他会不会饿死,并极尽所能的给与关照。其实朱先生并没有迂腐到要饿死自己的地步。八年抗战期间,朱先生没有饿死。自然灾害期间,饿极了的朱先生,会去学生家吃饭,也是最好的明证。朱先生对给与他饭吃的人从不言谢,大概是这口饭,大到可以救命,那么大恩不必言谢,小到仅仅是一瓢羹一箪食而已不足以谢。朱先生深知在苏州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是饿不死自己的,小到街巷里的老妇,大到著作等身的学者,总有人怀着诚意、善意恭敬地请他吃饭。倒是所有的虚名会耗去自己宝贵的时间,因此朱先生对给与他所有名衔的人和事都不领情。
朱先生对金钱的淡薄可以危及到吃饭问题,但对于他学术著作的钱是分毫必争,他可以不要几千元的润笔,不要几万元的合影,但是对于他的文稿没有付印或延迟,必定是暴跳如雷的,这就使人看上去像在争稿费。很多帮助过朱先生的人,往往得不到朱先生的领情,甚至还会被朱先生责怪。比如有人免费为他修了破败的房子,却招致了他的怨怒。其实或许朱先生怨怒的是修房过程中,有人移动了他的文稿,这是他的命根子。也或许是现代的装饰材料含有一定的毒素,这是做工的人不知道,而化学系毕业的朱先生是一清二楚的。凡此种种就成了常人眼中的怪,大家都觉得朱先生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朱先生从不认为自己怪,因为朱先生看的想的都比我们清楚,他超越了所有的人,用朱先生自己的话说:“孔子没能改变鲁国,可是我们拉长一点时间来看,他却能影响世界。”
朱先生在中国可以说是创下许多唯一,而这许多唯一中,近八十年如一日,不管时代的更替,永远行走在故纸堆里,把中国的国学做到极致的唯一,会成为历史的美谈。
邢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