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中国慰安妇长达9年、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被东京高等地方法院驳回，宣判时间离开庭时间还不到1分钟。

　　作为原告，来自山西盂县的刘面换老人还没在法庭上说上一句话，她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赴日本索赔想不到就这样结束了。

　　生命中最后一次出庭，却没有一句证词

　　“她说，一分钟，这么短，还没说话就完了。她是哭着说的。” 12月15日傍晚，山西盂县的张三兵接到刘面换远从东京打回的电话。

　　张三兵是山西慰安妇起诉案的代理人。“又白跑了一趟。”张三兵很激愤，“一来法律程序已走完，二来刘面换经不起折腾了。脊椎病、胃溃疡……全身都是病，她不可能再去日本了。”

　　“我和刘面换一个村的。1992年，我找到她说，‘我要帮你申诉，你考虑几天，如果愿意说，你就原原本本告诉我，如果不愿意说，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说。’她这么多年，苦没处诉，一直结在心里。后来她就说了。”

　　刘面换成了中国第一批站出来的慰安妇。

　　61年前——1943年4月，刘面换15岁，一天，家里突然闯进了4名日本兵和3名伪军，他们反扭着她的胳膊将她拖到村外，随后，两位本村少女也被拖了出来。三个人“像串蚱蜢一样”被捆绑着拖到鬼子据点。

　　当晚，刘面换就被两个鬼子送进了他们的“毛驴队长”房间里。而此前，两个鬼子就在路上草丛中对她进行了强奸。第二天一早，从“毛驴队长”房间出来，刘面换已是满身伤痛，门口守着的又是另外两名日本兵……

　　刘面换天天重复着同样的梦魇。最多的时候，刘面换遭到8名日军的轮奸。

　　40多天后，父亲凑了100块大洋、100多只绵羊把刘面换赎了回来。这时，她已经全身浮肿、不成人形，她不能坐，也不能走，死一般地趴在毛驴上，由父亲领回了家。

　　“我不丑，丑陋的是他们”

　　“2000年，我见到刘面换，在盂县一个小村庄，几间房，一个土炕，几乎家徒四壁，她从屋里慢慢挪出来，那样子让人心酸。”“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中国慰安妇研究所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回忆说。

　　“屈辱的经历让她变得十分内向，在村里，她几乎从不串门。她说，因为她觉得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鄙夷。”

　　刘面换曾经是方圆十里数一数二的美女，但被迫充当慰安妇的经历传开后，没有人愿意娶她。父亲寻觅了几年后，终于给她找了个丧偶并且比她大10岁带着小孩的男人。两人毫无感情，邻居经常看到刘面换被丈夫打骂。“只要有人娶我就是万幸。”刘面换说。

　　刘面换的丈夫死得早，她独自抚养5个孩子长大，“她的手伸出来长短不一，左臂因遭日军殴打早已残废。”苏智良说，“但相比来说，她还不算最惨的。有人没被赎出来，死在里面;有人被赎出来，社会的贞操观却容不了她们，她们就自杀了;还有人被日军蹂躏后，丧失生育能力，晚年无子无女。这都是有个案的。”

　　40多天的屈辱，刘面换埋藏了半个世纪。在苏智良以及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组织的帮助下，1996年，刘面换终于第一次站在东京法院法庭上，为自己的尊严讨还公道，“我不觉得丑，要丑也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侵略者丑，要揭露他们的丑。”刘面换说。

　　苏智良离开刘面换家时，一直神情呆滞的刘面换蹒跚着出门，把一大把大红枣和一双自己纳的鞋底塞到苏智良怀里。

　　“二战”中，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但幸存者沉默时间最长

　　判决书上认定了中国慰安妇遭受性迫害等事实，但却以日本政府无答责和时效已经过期导致请求权失效等为由驳回了有关诉讼请求。对此，原告和律师团表示将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几年前还有100多人，现在幸存的证人只有40多位了，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也有74岁了。我怕再过三两年，差不多都要不行了。”苏智良说，“面对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的办法就是拖，拖死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没有原告了。”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刘面换这样肯站出来说话的原告已不多，而很多人又不愿意说出来。”“二战”中，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受难最深，但是幸存者缄默的时间却最长。“从政府到民间的调查比较慢，一方面因为日方掩盖了真相;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传统的压力，这些老太太，她们认为那样的遭遇是难以启齿的。”

　　苏智良十年调查，曾经好几次，他和学生登门造访时被受害者家属打出门来，“她本人不愿讲，她的后代认为老人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觉得我们在侮辱她们。”

　　2004年10月，苏智良还在上海市中心找到了两名当年的慰安妇，“是通过朋友辗转告诉我的。这事快10年了，而且是在上海市中心，她们不可能没有得到慰安妇索赔的消息，这足以证明，还有很多受害者没有站出来。”

　　官司有望在国内打，虽不能索赔却能给心理安慰

　　赴日本之前，刘面换对媒体说：“也许会输吧，也许我等不到赢的一天了。”

　　“这次这个法官很僵化，不是法庭正常程序。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官司拿到中国来打，我们现在在努力，去年一些学者以及民间索赔人士在北京开了会，正在和高院商讨，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也向华盛顿地方法院递交了申诉。”苏智良说。

　　“本国没有国际诉讼的权力，在本国状告日本企业和政府，不能判定让日本政府赔偿及道歉，但是起码可以表明一个态度，给民间受害者们一个心理安慰。”

　　“我从1996年第一次去探望一位慰安妇就有了这种想法，想建一个中国慰安妇养老院。2000年，我到台北，李敖说：‘咱们一起干’。从2000年开始，我们发给慰安妇们每人每月100元，一直发放到她们去世的那一天。”“最初，自己垫付一些钱，现在靠来自海内外的捐款维持，前几天，山东一位学生就寄来汇款80.5元，虽然不多，但我们很感动，给他回话感谢。”

　　苏智良等人又开始为三审奔走。“三审会有好结果吗?”《鹰报》问。

　　“谁知道呢?也许很渺茫吧。”苏智良叹口气，“不过从最初的不承认，到今天认定了中国慰安妇遭受性迫害属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详情请见2004年12月18日1348期湖南广播电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