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尹月樵老师

（刘新阳）

2006年2月10日，尹月樵老师不幸因病去世。转眼这位令人尊敬与爱戴的老艺术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六周年了。在过去的时光里，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这位白发苍苍并且永远都笑容可掬的长者，尽管此前我本人曾为尹老师写过不止一篇文章，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仿佛依然有说不完的话。

一

尹月樵老师生于公元1921年1月13日，岁次庚申年腊月初五。原名刘金喜，幼年因父丧母嫁而从养父姓尹。尹老师的养父名叫尹子斌，是河北梆子的老生演员，今天活跃在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尹博林、尹卓林昆仲即是尹子斌老先生的嫡孙。尹老师从九岁便开始随戚富奎、周富贵等老先生学习河北梆子，由于家境艰难，所以此时的尹老师不得不一边学戏，一边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尹老师挣钱的方法在那个时代叫作“串巷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等于卖唱，因而十岁左右的尹老师便在家人的带领下开始往来于哈尔滨的茶馆酒肆和街头巷尾。关于这一段经历，尹老师生前曾为我做过详尽的描述，此中的辛酸绝对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及至尹老师稍长并掌握了几出梆子旦角剧目的完整演法，才开始在哈尔滨的安乐、华乐舞台以及石头河子等地区的剧场中唱“帽戏”，由此也开始了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舞台生活。

随着视野的开阔，尹老师于1939年正式在天津改工京剧老生，并先后自费向杨玉奎、王法樵等位先生学戏，为了交学费她还当过一双自己心爱的皮鞋。尽管如此，那时尹老师手里只要能攒下一点钱，派用场的不是想办法置行头，就是去学戏。建国后，虽然在东北京剧界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尹老师，却没有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她一面向东北名票王亚东先生学习余派剧目，一面又通过1960年进京汇报演出《海瑞背纤》和《西海郡王》的机会，向余派名家于世文先生学习靠把戏《定军山》，并在这一年正式拜在马连良先生的门下，由马先生亲授《十道本》和《问樵闹府•打棍出箱》等剧。文革后，她还向邢威明先生学习过《苏武牧羊》、《白帝城》和《捉放曹》的“公堂”等戏。在尹老师一生不曾间断的学戏过程中，值得称道的是，光是《战太平》一出戏，她就先后跟富社的刘世勋、关盛明以及山东富连成的王先生（富岩先生此戏得自于李少春先生）反复学过三次。

坦诚地讲，作为女老生演员，尹老师的个人天赋条件并非绝对上乘，对此尹老师生前曾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她的雌音重。对这种由于生理因素造成的艺术上的缺憾，其根本原因自然不在尹老师主观方面。然尹老师能够从她的家庭环境和天赋条件等等不利的逆境中杀出一条血路并取得后来的艺术成就，确实已相当不易并属难能可贵了。尤为难得的是，虽然身为女老生，尹老师却从没来有因为性别的原因而降低对自己艺术上的要求。例如扮戏，无论什么时候，她都会在演出前把鬓角及颈部的头发推得干干净净，并把眉梢下耷的眼眉刮去，以致勒头后在水纱的外边看不到一根头发，定妆后的眼眉也决不上下分叉，从而以此确保自己“看着干净”（尹月樵老师语）的舞台形象，至于台下是个什么形象她从来不予考虑。尹老师不仅自己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这样的扮戏原则（直至2002年初，在我的怂恿下，82岁高龄的尹老师还在家里照了生平最后一次《海瑞被纤》的剧照，在那天化妆前她同样让儿子给自己推掉了鬓角上本已稀疏的白发），而且还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她的学生，并且不论男女学员，从不妥协。

以上这些笔者说来容易，但试问今天的青年京剧演员，有多少人能够积极主动地抓住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学戏？还有多少人肯把一出戏反复“下挂”三次？又有多少青年老生演员还会不顾及自己台下的“光辉”形象而去主动推鬓角和刮眉毛？就更不用说今天的女老生演员了。从尹老师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对于业务的勤奋、钻研以及执著的敬业精神，我认为是今天的后辈演员应当好好学习并值得反思的！

已故著名书法家沈延毅老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观看过尹老师演出的新编京剧《新美人计》，并且沈延老当时还即兴口占一绝：不爱人民爱绣袍，由来酒色误英豪。眼中六百年前事，一曲倾听尹月樵。文革以后，当延老再次见到尹老师，便将自己当年口占的绝句书写为条幅赠给了尹老师，一时传为沈阳的文坛佳话。由此可见，即便像沈延毅先生这样的书法家，在剧场中同样也是尹老师的忠实观众。

二

照例讲，“戏班儿的嘴，澡堂儿的水”是远近闻名的，但在尹老师工作的沈阳京剧院，上到剧院领导及与她同龄的主演，下至晚辈的学员乃至龙套，却没有人在尹老师的生前身后对这位老演员的品格方面提出过任何争议。

据同尹老师共事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李麟童先生讲：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时任沈阳京剧院党委书记的吴德泰同志曾把管韵华、尹月樵和他这三位同院的老生演员找到一起谈话，说剧院有调一级工资的一个名额，需要在这三个演员中评出。这种事情如果放在今天，想必定会出现“人脑袋打出狗脑袋”的惨烈景象。然而在谈话现场，管、尹二位老师当下就正式表示要把这级工资给业务上有发展、生活上有困难的李麟童先生。关于这段往事，尹老师说“麟童同志的音色比我好听；再有级别统一了，也有利于工作！”所以，李麟童先生后来也曾对我说“这二位老师让出来的决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级工资！”

今天优秀的马派再传弟子朱强，最早是沈阳京剧院少艺班的一名学员，毕业后分配在沈阳京剧院一团做老生演员。无论是在戏校学习时期，还是在剧团工作阶段，朱强都是尹老师的学生，因而在尹老师生前朱强也一直称她为“师父”。朱强在调入北京京剧院之前，尹老师不仅把自己的艺术无私地传授给了他，而且还曾带领朱强去向邢威明先生请教自己不会的马派戏。对待朱强，尹老师不仅教戏，而且还主动负责看功，即督促与监督朱强每天扎靠、穿厚底儿地跑正、反场各三十圈儿圆场。用尹老师的话说，跑圆场不仅可以磨练演员脚底下的功夫，而且还能够锻炼演员在演戏过程中有充沛的气息供唱念使用。

今天沈阳师范学院戏剧学院的赵向军，也是沈阳京剧院少艺班的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剧院做武戏演员，后来转型改工文戏，于是找到了尹老师。考虑到赵向军在剧团一直演出武戏，所以尹老师在家先给向军说了一出以念白为主的《十道本》，以此来练习和纠正向军在念白中需要养成的老生味儿，而后因演出需要，尹老师还给他说了《打金砖》的邓禹。后来在排《海瑞背纤》的时候，尹老师更是掰开揉碎地给他说戏。我曾见过他一次《走麦城》的廖化，从唱念到身上都合乎一个老生的要求，窃以为这与尹老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向军曾对我说过，他还计划跟尹老师重新认真地学一遍《四郎探母》（在少艺班时向军曾从尹老师学过此戏），可惜如今这一愿望已无法实现了。

今天国家京剧院的赵丽华，是尹老师在沈阳市艺术学校执教期间带过的最后一批学员。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学校有时制定的教学计划往往是学某个剧目中的一个片段，如教《辕门斩子》不带“见英”、教《打鱼杀家》则不带“杀家”等。对此尹老师则有着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如果不把“见英”和“杀家”传授给学生，那么学生会的至多只是半出戏，这样学员在进入剧团后就不可能有机会演出《辕门斩子》或《打鱼杀家》，那样一来这半出戏也就等于白学了。于是，尹老师便在假期和休息日把这些学生招到自己的家中，坚持利用自己业余时间给学生们说“见英”和“杀家”，并且没有收取过分文的“补课费”。

说到我本人，这样的事更是不胜枚举，在此仅举三例。在2000年的时候，我曾向尹老师提出学习京剧老生的化妆方法及步骤的想法。实际上，在此之前我的内心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我渴望得到尹老师正规、系统的教导，但另一方面也为麻烦长者而不安，更怕老人一口回绝——毕竟化妆不是一说就成的事。没有想到尹老师欣然同意，并按我的要求，答应在她自己的脸上为我示范老生化妆的先后顺序及应当注意的要领。于是在5月30日的下午，我怀着矛盾与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尹老师家。八十高龄的尹老师见我来了，便开始在自己的脸上从涂凡士林油开始，边示范、边为我讲解。直到化妆完成，又主动问我会不会勒头，在我稍有迟疑的一刻，老人家又抄起了网子给自己勒头……当水纱也勒好后，她还在说：“我现在眼睛不好，这边（左额）没勒出‘弧儿’来，你要勒这两边都要勒出弧儿来……”后来，老人还把自己用过的水纱送给我留作纪念，用她的话说是“现在的水纱质量都太次！”

还有一阶段我很想学一学京剧老生的台步及身段，恰值沈阳京剧院要恢复尹老师首演的《海瑞背纤》，尹老师受剧院的委托要为常东、赵向军两位演员在家里说这出戏。于是尹老师特许我以“丸子”的身分与这两位著名的专业演员一同学习此剧的唱念及表演。由于当时常、赵两位演员的学习任务比较紧，而我又苦于打工糊口，所以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去尹老师家听课，中间便落下了“劝农”的一场戏。为了给我提供范本，尹老师又专门为我录制了这一场唱念的单讲录音，并在后来还专门给我拉了海瑞在该戏“菜园”、“劝农”和“打差”前三场中的唱念、身上及表演（“算账”、“背纤”两场未来得及学）。因为感觉我的台步不过关，她还穿上厚底靴在客厅里为我做示范并指导我如何走好老生的台步。尹老师去世后，我曾找出她为我说戏的录音，当再次听到老人家上气不接下气地示范演唱，并回忆起她教我化妆及海瑞上场时的情景，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与其说八十多岁的尹老师是对我这个“丸子”负责，不如说她是在对自己以及自己的业务负责！

另外，在一个时期里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点变故，所以每当我去看尹老师时，她都会主动热情地留我吃晚饭。后来我曾问她原因，没有想到她却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现在一个人儿，在我这甭管好赖你吃饱！回去你就省得做了。”这时我才意识并深切地感受到尹老师对我那种细心却无言的关怀与照顾。平心而论，一顿饭固然算不得什么，但令我内心无限感激且备感温暖的却是尹老师的那颗真挚和滚烫的心！试问面对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自视尚存一线天良的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她老人家？

三

在我同京剧前辈不多不少的接触中似乎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源于时代与行业的必然因素，使得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京剧演员的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旧时戏班中的习气，尽管对待这些我也都能够理解并且适应。但尹老师却是一个极特殊的例外——在她的举止言谈中我则丝毫品味不出这种习气的存在。例如在日常的称呼中，尹老师最初曾非常认真地称我为“新阳同志”，及至后来相熟，她才改叫我“新阳”，偶尔也会称我为“这个小孩儿！”在尹老师的口中，从来没有过“小子”、“爷们儿”等一类具有典型戏班儿口吻及味道的称呼。当然，这仅仅是表现在尹老师言谈方面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在尹老师去世后的一年中，我也在反复思考着这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几天前，我得出了如下这样的结论：尹老师是一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没有社会地位和最普通的底层演员，可以说一个昔日艺人所不具备的尊严、荣誉以及社会地位，都是她自1947年7月1日参加革命开始才获得的，因此她对党和我们的祖国有着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深厚感情。“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答报”是尹老师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思想感情，才使尹老师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来报答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对自己的培养。如此看来，尹老师早在1953年的赴朝慰问中，就能够在敌机轰炸下冒着危险为志愿军战士演出，也就不足为怪了；她能够历次被评为省、市级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乃至全国“三八红旗手”，自然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再想到尹老师在临终前还曾表示要把自己两千元左右的积蓄作为最后的党费交给组织时，自诩对尹老师尚有些了解的我，完全有理相信她的这一决定是绝对发自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晚年的尹老师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像我这样的演员跟金少山怎么比，在过去金少山又当如何？所以今天我知足！人不能忘本！”对于这一切，笔者不想从政治或党性（尹老师入党是在1949年）方面为逝去的尹老师再拔什么高，但从中却不难体味出，在尹老师的心中有一本属于她自己的“良心账”！

此外，我至今感到遗憾的是，我曾在一次同尹老师的谈话中表示，想为她整理一份口述的回忆性文字资料，内容和体例则效仿我的老师马明捷先生为杨秋雯女士（艺名蓉丽娟）整理的《六十年的回顾》。当时她并未反对，而是微笑着对我说：“但那得容我好好回忆回忆！”遗憾的是，我当时并不在戏曲或艺术研究部门工作，并且还要因维持生计而四处求职打工，所以相对来说缺乏做这件事的时间与精力，故而我同尹老师达成的这一意向直至她去世也未能如愿。对此，我所遗憾的不仅仅在于我的食言，更在于有关尹老师身上的那些可供后人学习借鉴，甚至是反思的有价值、有意义的艺术经验及人生经历没有采取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保护下来，而是被老人带到了天国。2005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尹月樵的“马派”情缘》的文章，后来发表在了2006年2月的《中国京剧》上，可当我接到刊有拙文样刊的当天，尹老师却在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病逝了，对此在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深深的遗憾……

时值尹月樵老师周年忌日，谨以晚辈一年来的痛思真诚地献上一瓣心香，敬愿她老人家在天国的清凉世界中能够宁静地永生。

2012年2月于尹月樵老师去世六周年忌日前夕在沈阳东郊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