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父亲的一生，是为祖国石油勘探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忘我奋斗的一生。为甩掉我国“贫油”的帽子，他转战于祖国大西北-甘肃玉门、青海柴达木盆地，至大东北-松辽平原大庆油田四十余载，为油大干。他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如一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他对党无限忠诚，襟怀坦白；对同志礼貌热情，互助协作。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谦虚谨慎，脚踏实地，淡泊名利，克已奉公。他那优秀的光辉形象和高尚品质，受到了领导的信任，儿女的爱戴，同志的尊敬。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六个年头了，但他老人家善良慈祥，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显现在我的面前。他那可歌可泣的生平事迹，久久令我难以忘怀。

父亲从小受到爷爷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爱憎分明，机智勇敢，抗日战争初期，他才八、九岁就协助爷爷和苏联远东情报局。十二岁随爷爷奶奶由东北逃亡到关内，在张学良办的西安东北兢存小学读书。他怀着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街头集会演讲，后在兰州上小学时，参加了抗日救亡剧团当义务演员。二十二岁考入西北工学院，用自己装的一台收音机经常听延安、邯郸电台广播的战况。回到了玉门油矿，时常和爷爷一起收听广播，在爷爷的提示下，将延安越寿山司令员通过电台向西北敌战区播发的《告人民书》的内容，向一部分钻井工人秘密宣传讲解，受到特务的监视盘查，并和爷爷一起上了黑名单。1949年玉门油矿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一个多月的护矿队，直至迎接解放军入矿，如果玉门油矿晚几天解放，爷爷和父亲将会被特务杀害。油矿解放后，清查出一个姓王的，经审问交代，他私藏的武器是用来对付爷爷和我父亲的。

解放后，我父亲以满腔的热情，冲天的干劲，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玉门油矿的生产建设中去。他勤奋学习，刻苦实践，掌握了美国钻机的维修保养操作技术，全自动光点检流计电测仪和美国射孔仪操作工艺。当过测井站站长、工程师，得过局技术革新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还在克拉玛依厂油现场会上代表青海电测总站打擂比武会上发了言。

正当父亲在事业上蒸蒸日上之际，拔白旗运动开始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给他扣上只专不红等帽子，并把他从正科级、工程师降职为工人，下放到最艰苦的岗位工作。先是到射孔炮队，边远的气测队，后来到机修车间当钳工。但这改变不了父亲对党的忠诚，不论在哪工作，都毫无怨言，竭尽全力。他坚信终有一天，事实会证明他没有错。直到1963年上级领导代表党组织向父亲道了歉，摘掉了帽子，恢复了工程师的职务。为了报答党的恩情和信任，父亲更加拼命地工作，为祖国的石油工业贡献着全部精力。

我是1953年10月出生在甘肃永昌，那时父母的工作很繁忙紧张，1956年3月父亲到西宁开会后，就去青海石油局参加柴达木石油会战，不久，母亲也去了青海。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不影响工作，一位叔叔帮助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坐火车，准备把我们送到西安石油局地质勘察处幼儿园入全托，当时我只有两岁半。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我穿鞋下地往车门走去，“扑通”一声掉到站台和车厢门之间的空隙中，被卡在那里，如果火车一开动，我的小命就没了。跟在后面的姐姐吓得哭喊着：“妈妈，妹妹掉下去了……”列车员眼疾手快，把我拉了上来，否则的话，哪有我的今天呀，我和姐姐在西安一年多见不到父母，以至于父亲到西安开会，顺便到幼儿园看我们时，我用一口地道的西安话把他叫“叔叔”（这是十几年后，父亲含着泪告诉我的）。在我的记忆中，带我们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大象、老虎和各种美丽的小鸟的，原来就是父亲。

1958年我四岁半，母亲又把我和大弟弟送到兰州保育院全托，母亲每年来看我们一次，可父亲一次也没有来。有一次，我拉痢疾脱了水，是二姑及时把我送进医院抢救，大夫说，再晚一会就会有生命危险。虽然在兰州工作的二姑和二姑父常把我们接到家里过周末、过年、过假期，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孩子也多，有时就照顾不过来了。记得是一个国庆节，小朋友们每人都分到一大袋饼干、糖块、水果，高高兴兴的被接回去与家人团聚，只有我和大弟弟手捧着食品袋被两位值班的阿姨一人一个带回他们的家。有一次，我生病了，夜晚一个人睡在黑呼呼的病房里，此时，我是多么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盼他们能来接我们回家呀。

直到1960年10月，我七岁了，父母将要从青海柴达木油田调往大庆油田之前，母亲把我和大弟弟接到青海，才见到日思夜想的父亲。当时感觉很陌生。那时正是自然灾害时期，生活很苦，好长时间没有蔬菜和肉吃。冬季里的一天，父亲在院子里捡到一只半斤左右的鸟，让母亲烧熟，刹那间，扑鼻而来的香味充满了整个帐篷，让我们五口人解了一点点的馋，虽然没有多少肉，但我觉得真香、真好吃。

1961年元月4日，我们姐弟三人随父母从青海冷湖迁往东北，参加松辽大会战，当时父亲还戴着“白旗”的帽子，处处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家五口人才给了两个大人的餐证，食品远不够吃。在从青海到东北的半个月里，一路上，带队的让父亲饿着肚子到车站搬运几十个人的行李，最后晕倒了，呕吐不止。从那以后，他就落下了这个病根，经常犯，身体很瘦弱。

来到大庆那天，一下火车，只见眼前冰天雪地白茫茫一片，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吹着，好冷啊！但父母和叔叔阿姨们不怕苦，不怕累，学习王铁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精神，立即投入到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大会战中去。

那时生活条件很差，组织给我家安排在一间十来平米的干打垒房子里，五口人睡在一个火炕上，后来又搬进一家三口人，两家各一半八口人挤在一起的房子，吃饭到食堂排队打饭，主食是高梁米、玉米面窝窝头；菜是带皮的土豆、冻白菜、萝卜，没有新鲜蔬菜，我和姐姐经常去野地里拣地皮菜、挖野蒜、苜蓿菜、婆婆丁等。为了能让我们吃得饱些，父亲用铁桶和铁板做了一个烤箱，放在炉子内。我们用它来烤土豆片、萝卜片、发糕等。我们吃得又香又甜，好佩服爸爸真聪明真能干，为了给我们增加点营养，父亲买来很贵的奶油，让我们抹馒头吃。姐姐、弟弟都吃得很香，可我说啥也不吃（大概是在保育院时吃羊肉汤吃伤了的缘故），父亲很生气。为了让我们多学些东西，父亲买来一台收音机。我们天天收听“小喇叭”节目，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学说绕口令。父亲还买来许多儿童读物，如《木偶奇遇记》、《青蛙骑手》、《十万个为什么？》等等，使我们增长了科学文化知识，懂得了如何做一个善良、正直、诚实、上进的人。

父亲工作很忙，经常上前线测井。他钻研业务，搞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为了提高测井速度和质量，他制作了好几个计算器，经常忙到深夜。有一年的中秋节傍晚，妈妈让我和姐姐、弟弟去研究所给父亲送饭。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银光闪闪的星星陪伴着我们，一路歌声，兴高采烈地来到父亲单位。只见从办公室窗户里射出明亮的灯光，父亲和几位叔叔正在搞科研，顿时，一股崇敬、爱戴之情油然而升，我真为有这样的好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父亲一贯服从组织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1965年，他领导创建了大庆射孔弹厂，他本来是搞测井的，让他搞射孔弹，一切得从头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实践，很快由外行转为内行。在其他同志的配合下，当年就搞出了射孔弹，为油田早出油多出油解决了燃眉之急。他是厂里的工程师，主抓生产，经常要到指挥部请示汇报工作和开会。从创业庄射孔弹厂到八百垧几十公里路，坐汽车还得20多分钟。父亲经常骑自行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往返得两个多小时。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夏天烈日炎炎，汗流浃背，这对一个年近五十岁的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第二年，父亲根据国外情报和局领导的指示，与弹厂的几位工程师一起研制了无身射孔弹，十二月底通过了井下试验和局、部两级鉴定。无身射孔弹的成功，节约了大量的高碳钢，增加了射孔的穿透率，提高了工艺，减少了下井次数，受到石油部和国防科委的大奖。正当父亲即将把射孔弹向纵深研制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期间，父亲被扣上许多帽子，受到批判和揪斗，我们家里也被抄了几次。还让他靠边站，并把他下放到车间劳动，整整七年。七年的时间，这是短暂的人生中多么宝贵的时光啊！直到1973年成立测井大队之后，一位以前跟父亲一起工作的“老测井”辛清选叔叔得知父亲还被关在牛棚里，非常气愤，立即找到局领导，说明情况。第二天，辛叔叔就把父亲接到测井大队，任生产技术组副主任工程师。

父亲一向积极上进，追求真理。早在五十年代，就多次向组织申请入党。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使他这一理想长期不能实现。但他始终如一地坚持信念，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地为党工作。直到1980年，父亲被选为区人民代表，他的工作就更忙了，要经常去区里学习开会，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力争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多做些工作。1985年，父亲退休后仍闲不住，担任了公司居委会主任，在居委会里，他苦口婆心地调节家庭纠纷，消除矛盾，使即将分离的夫妻重归于好。他组织中小学生看书、游戏、搞活动，为下一代快乐安全地过好假期生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七岁前，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全托住在保育院、幼儿园里，因此对父母都感觉很生疏，尤其是父亲，还有些怕他。这种感觉持续了很长时间，是父亲以他的父爱感化了我。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得了重感昌，发烧呕吐，医院大夫怀疑我得了流脑，给我做了穿刺后，才确定了是上呼吸道感染。父母请假轮流回来给我喂药、做饭。父亲从百忙中抽时间回来给我量体温、盖被子。在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照料下，我很快恢复了健康。我上师范学校期间，先后得了慢性鼻炎和气管炎，使我整天晕头胀脑，喘不上气来，真是难受极了，父母很着急。父亲先给我用香油和中药配制药膏涂，使我鼻子消炎通气，后来出差去北京开会时，又给我买回一百粒鼻通丸，让我天天吃，一鼓作气治愈了我长达数年的鼻炎，后来又从哈尔滨买回好几瓶满山红药酒，治愈了我的气管炎。我真感谢父亲，若不是他及时给我治疗，也许我现在还在受着病魔的煎熬。

父亲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他多才多艺，会唱，会画，会拉，会弹。他用彩色铅笔画的风景写生，色彩丰富，我身为小学美术教师很佩服他，他买了一台手风琴，自抄乐谱，平时自拉自唱，自娱自乐，等我们休息日回家，他就用手风琴伴奏，大家一起唱歌，真是其乐融融。他还自己制作了一把吉他，声音非常好听，有段时间，他还想做把小提琴呢。他研究中医，收集验方，购买中药，家人有些小病就不用去医院了。他还自制了一台放大机，用它来给家人洗印照片。

1993年2月16日，父亲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当我赶到兴城与父亲最后告别时，我抚摸父亲安祥的脸，一遍遍呼唤着“爸爸”，盼望着父亲能突然睁开眼再看看我，但是他老人家再也醒不来了。我长时间沉浸在无限的悲哀之中，有多少心里话要对他倾诉。有一次在梦中和父亲说话，他老人家用爱怜的目光注视着我，心想爸爸这不是还活着吗！猛然醒来方知是一场梦。我深感内疚和自责，觉得很对不起他老人家。父亲在世时我没有好好孝敬侍候他，还总让他牵肠挂肚的。我十分懊悔父亲没能看到我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做一个勇敢坚强，正直向上的人。父亲，您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