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竟凡 "冀中人民我的母亲"
冀中人民我的母亲
——难忘的一九四二年
白竟凡
“五一”扫荡中的日日夜夜
一九四○年，我从延安来到战火纷飞的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冀中地。在冀中工作的几个年头里，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到年底的这段斗争生活，在那些严酷的充满艰难险阻的日子里，冀中人民母亲的关怀和爱护，使我在反扫荡中，多次化险为夷，安然的度过了最苦的岁月，最后平安的转移到了平汉路西。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了，但是，那些往事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一年，在冀中军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中，我没有随主力部队转战，而是在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四个县的几个村庄里进行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斗争。这是为了保护群众。保存继续我党力量而进行的伟大的斗争。面对敌人疯狂的扫荡和惨无人道的屠杀，冀中人民作出牺牲，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们不畏强暴、英勇反抗侵略者的经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现在，我回想起那些可歌可贺的人们，那些耳闻目睹的事件，仍然是那样惊心动魄，历历在目……
当天傍晚，我们背起背包，转移到了饶阳县的南韩合村。第二天傍晚，又向这个县的豆店村转移。这个时期，敌情瞬息万变。使我们可以从八分区跳到九分区，每晚行军约走七、八十里路，还可以在根据地的一个地方住上三至七天。从一九四一年秋敌人实行“蚕食”政策以后，根据地逐渐缩小了。军区机关的活动范围也随之缩小。八分区的深、武、饶、安之间的小块地区就成为军区机关活动的主要地域了；而且，每天都要转移驻地，以防敌人袭击。
我们大约在晚上九、十点钟到达了豆店村。部队都坐在街上等待号房子。睡着了的乡亲们都纷纷起来，这我们腾房子的时候，集合的命令下达了。我们围在民运部领导王逸群同志的周围，倾听他传达敌情。他说，敌人为了占领冀中地区，掠夺冀中的人力和资源，以此做为扩大战争的后勤基地，抽调了大约五万日伪军，向我冀中根据地大举扫荡。仅在石德路、平汉路保定至石家庄段以东和沱滹河沿岸，就部署了三万多人，集中扫荡深、武强、饶阳、安平四个县，企图一举消灭我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军区首长提示军区机关相机跳出敌人的合击圈，转移到敌人空虚的外线。今夜的具体行动是，司令部和区党委机关过沦石路，到冀中六分区去。政治部和行署机关，由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主任卓雄率领，突过滹沱河，跳到九分区，相机到白洋淀一带打游击。
我们当即整理队伍，按照军区决定的路线出发了。
豆店村离滹沱河有三十里远，我们准备在拂晓前偷渡滹沱河。夜漫漫，风萧萧，部队鸦雀无声。拂晓前，我们到达了距滹沱河岸二三里路的地方。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交织在一起的弹光划破了黑漆漆的夜空，紧接着，激烈的枪声响成了一片。部队立即停止前进。根据判断是先头的警卫部队同敌人接上火了。这时候，从前面传来了口令，命令部队急速调头，跑步撤回原地，以便使掩护的部队及早撤出战斗。当时我正怀孕在身，随着部队跑了十几里，两眼冒金星。起初由于枪声大作，一切疲劳都丢在脑后了，渐渐地枪声稀疏了，才感到体力不支，脚步渐渐慢了下来。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的行军速度，我便闪出队列，在交通沟边上行进，让出沟中的正路，使后续部队畅行无阻。谢雪萍同志看到我的情景，就主动陪我一起走，以随时关照。战友的情谊和关怀，使我感激万分。不一会儿政治部主任卓雄同志赶上前来，他发现我走的慢，赶不上部队，就让警卫员拉过马来关切地说：“竟凡同志，你骑我的马吧！”我说：“首长，我骑马的技术不行。我慢慢走，保证掉不了队。”卓主任对下级的关怀，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激励我赶上了队伍。这件事使我永远难忘。
早上八点多钟，我们又回到了豆店村。由于一天一夜没有休息，又跑了五、六十里路，我们吃过早饭后，便奉命休息。大家都睡下了。沙克参谋长、卓雄主任等仍然站在地图前面，聚精会神地总结昨夜突围未成功的经验教训，制订今夜再次突围的行动计划。
下午，民运部的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今晚突围的计划，决定按司令部的路线，突过沦石路。要求部队要精干、轻装，凡是走的都应当是身强力壮的。民运部的干部由于平时跟群众直接交往多，熟悉情况，绝大部分人可以留下来，跟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只有少数领导因为操南方口音，易于暴露，需要随队转移。领导上根据我的情况，决定让我到深县城郊五里地的敌占区。那儿有一个敌工关系，让我暂时在那儿避一避。敌工部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党的关系由我自己带着。我和谢雪萍一起迅速地整理好文件，进行了彻底的轻装。我们把《共产党员》等刊物和被子等不急用的文件和用品包了一个大包袱交给老乡，埋到了地里。
在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队伍沿着交通沟向正南方向出发了。这天夜里，天色阴暗，每个同志都在背包后面绑上一块白毛巾，以便于互相辨认，防备掉队。雪萍同志是广东人，她随队而行。我提着一个随身携带的小包袱，送部队出发。部队已经出村了，我站在交通沟边的高台上，目送队伍远去，直到他们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沉沉的暮霭之中……
暮色苍茫，兀自独立，思潮澎湃。回忆起来，我自从一九四零年从延安到敌后----冀中工作以来，一直都是集体行动，跟着部队作战和生活。同志爱，战友情，使我感到无限地温暖，从现在起，只有我一个人了，单独在敌占区坚持斗争……。一时，惆怅于怀，一种难以克制的离队索居感向我心头袭来，同志们今晚南下突围能否成功，也使我忐忑不安。是生离，还是死别？我呆呆地站在那里遥望南方，望啊，望啊。一转念，理智使我清醒过来，在凶恶的敌人面前，要奋斗就要流血、牺牲，怕什么；革命战士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想到这里，我的精神振作起来了，迈开大步，向西南走去。
王大娘是我们司令部王侦察员的母亲，五十多岁了。丈夫去世以后，她拉扯着五个儿女，辛勤地劳动，养家糊口。儿女长在以后，她积极支持他们的抗日活动。大儿子王敬贤在我冀中区农场工作；老二是侦察员，老四也是八路军，老三老五是民兵，跟王大娘在家劳动。我深夜赶到她家。王大娘热情地接待我，问寒问暖，忙着给我腾地方，让我睡在她的身边。王敬贤同志正好在家，听我述说来意，知道我要去深县敌占区后，他说;“明天一早，我送你到根据地的边缘，那里正挨着我们农场。”
第二天，天蒙蒙亮，天空中称疏的星星还在闪烁着。王敬贤同志领我上了路。走不多远，我们就碰到一些群众迎面而来。我们向他们打听敌情。他们说，沦石路上的敌人已经出动了。说完，这些群众就向北边的大洼地走去。我和老王同志都认为这很可能是误传，于是决定继续向前走。我们越走越快，不久就来到了离中东录村二十多里远的农场----郗家池村。老王同志告诉我，过了这个村，南边就是游击区，再走不远就到了深县城郊。他说，他不能再送我了。我辞别了老王同志，准备穿过村子上路。刚到村边，就见老百姓扶老携幼，牵着牲口，背着包袱，纷纷向村北跑。他们见我进村向南走，忙向我说：“敌人来了！敌人来了！”我仍然不大相信这是真的，便急步向村南方向走去。人们看着我的行动和装束都投以诧异的目光。因为我在离队时换了便衣，穿的是紫花褂子，兰色粗布裤子，这样的装束在当时的冀中来看，为时尚早，群众中还没有这样穿着的。他们可能看我象八路军，又奇怪，为什么迎着敌人的方向走。我一时突围心切，加快速度往南走。当我刚走出村口，向南一看。啊呀！敌人真的上来了！敌人的自行车队、骑兵、步兵，密密麻麻地向这里扑来，整个南面都是敌人。我跑得飞快，超过了一队队的人群，一气跑了十七、八里路，到了中东录村北的大洼。正当我坐在交通沟沿沿上喘气休息的时候，中东录村村长任顺义同志迎面走来，他说：“老白，你没有突出去啊？”
我说：“敌人可多了，我过不去了”。他急忙领我到李家坟地，找到妇救会主任徐国珍、农会主任孙将言。他们在坟地中挖了一个地窑，同他们一起躲避敌人。
我是做民运工作的，与这一带的村干部都比较熟悉。我早就知道这个老孙。他是长工出身，单身汉，工作积极，勤劳朴实。妇救会主任徐大姐也是一个积极肯干的妇女干部，她的抗日思想比较明确。在这个地窑里，还有徐大姐的独生子小栓子，这时他才十三岁。另外，还有四、五个男女青年，他们也在这个地窑里。我们都互递了关切的目光，默不作声地在窑中等待着事态的变化。地窑中一片漆黑。不一会，洞口开了，射进了一线光亮。群众跑来报信说，敌人发现了附近不远处的张家坟地的地窑，把在窑里藏着的人都叫了出来。接着，又有人急忙赶来报信说，孙家坟地里的地洞也被敌人发现，洞里的人被敌人威逼着出来了。不出来就打死在洞里。那个时候，那里的地洞还没有广泛地开展起来。现有的地洞，大多修在洼里或坟地中，基本上是一层洞，没有防御能力。一旦被敌人发现，可以直视洞庭湖内藏着的人，所以知人的威逼就起了作用。这种洞，在平时的扫荡中也还可以对付过去。可是，这一次扫荡不比平常，仅在深、武、饶、安，这样小的根据地中，敌人就集中了几万人。敌人组成拉网式扫荡。随着步步深入，合击圈越来越密集，基本上已是里三层外三层。对于这种“铁壁合围”式的扫荡，两位主任感到，藏在地窑里也不安全。我的装束不同于群众，发被发现，被敌人威逼出去，一定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几个青年人也怕被拉走。这样，大家决定，我和那几个青年人一起出去，夹杂在群众中。
这年春旱比较严重，大洼中的麦子长得不高。人们在麦地中藏不住。这个大洼东西长三十多里，南北宽约十几里，中间没有村庄和人家。这种大洼在冀中地区是很少见的。我们随着人群奔跑，一会儿，有人说，北面来了敌人，群众就向南跑；一会儿，又有人说，南面有敌人，群众就转向东面跑，忽东忽西，我随着群众来回奔跑，这时，敌人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敌人的飞机不断地低空盘旋，不时地俯冲扫射，不少人中弹倒下。人们既悲愤又惶恐，情绪非常紧张。我也感到气愤和难过。大洼周围村庄的群众都汇合到大洼中，人越聚越多。我估计，这个大洼就是敌人的合击点，我这样跟群众跑下去，迟早要被敌人发现。于是，我跟国珍大姐商量，这样跑下去不行，还是回洞藏在被子里。她考虑了一下说：“好吧，我送你回去。我的那个洞有两层。你就藏在底层，我在上面盖好。这样也许可以瞒过敌人。”接着，她就带着她的侄女跟我一同回去。国珍大姐打算让她的侄女和我藏在一起，以便照应我。我们匆忙离开人群，返回李家坟地。我按她指的洞口钻了进去，和他的侄女钻进了底层的洞。国珍大姐把底层的洞口盖好，又把被子散放在上面。她领着小栓子就走了。不久，敌人走过时，发现了这个洞，就吆喝了起来：“出来的！出来的！”我俩在底层，大气也不敢喘。幸好敌人不知道这是个双层洞。敌人见上层洞内无人，便又扑向别处。这个双层洞是孙将言和国珍大姐设计的，它使我安然地渡过了敌人第一次“拉网扫荡。”
果真如我所料，敌人把奔向大洼的成千上万的群群众分割在大洼里，抓走了不少青壮年，其中，也有少数我军人员。敌人当众作了一些反动宣传，然后又威逼群众一律回村，不许在洼中逗留。如在洼中再被捉住，就以八路军论处。
天黑以后，国珍大姐派人把我叫回村公所。她已经准备好了香喷喷的热饭热菜，招待我和从大洼中回来的八路军战士。由于奔跑和隐蔽，我一天滴水未进，便大口大口的吞咽起来。我一边吃一边想，我今天安然脱险，靠的是国珍大姐的机智勇敢，现在她又对我们这些八路军战士如此体贴入微，使我们劫后得到温饱。我从心眼里感激这位热心抗战的大姐，佩服这位认真负责的妇救会主任。
渐渐地，村公所里挤满了人。其中有的八路军战士正在狼吞虎咽地吃饭；有的伤员，由村干部组织人们给他们包扎；也有的人在给洼地里受重伤的同志送饭，人们都在忙忙碌碌地工作着。所有的村干部都在村公所，在他们的指挥下，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吃完饭后，也立即投入到给伤员包扎伤口的战斗。包扎完了伤员，村干部就把他们安排到村中的基本群众家中，做为家中的成员予以掩护。就这样，我们一直忙到半夜三点钟。鸡已经叫了头遍，才算安排就绪。
接着，村长兼支部书记任顺义同志又召开了村干部会，研究了敌情和对付敌人的办法。大家一致同意，先把党支部、村公所和积压群众团体的东西彻底清理坚壁。同时，大家分头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敌人的这次扫荡与往常不同，动员他们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要彻底“坚壁清野”，尤其是要把粮食藏好，不能让敌人抢去更多的东西。在这些工作都处理完毕之后，村班干部暂时隐蔽起来，不要住在家里，以防发生意外。
我又回到了王大娘家。大娘、大嫂和敬贤同志见我回来了，都热情接待。他们为我平安回来而高兴，不停地问长问短。我告诉他们，今天敌人拉网扫荡的时候，我与敌人遭遇，王大娘家里的人听我说到这里，神情都很紧张，不断地叹息。当我又述说，我经过辗转周折才安全脱险时，他们脸上又都露出会心的微笑。王大嫂看见我这一身不合时宜的装束，立即把自己结婚时穿的看上去还很新的紫绸夹袄、黑布裤找了出来，让我换了。王家大娘大嫂对于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意（应为”谊”），再一次感动了我。
在王大娘家，我就象回到了自己的家。王大娘让我睡在她的身边，把我当做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她给我盖被子，轻声细语地摧我早点休息……。我在大娘这里，再一次感到了母爱。
拂晓，一阵激烈的枪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子弹就在屋桅上面掠过。我们一轱辘爬起来，蹲在炕沿下面听动静。街上不时传来嘈杂的人声，但院子里没有动静。渐渐地，天大亮了，人们都躲在自己的屋里，惶恐不安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大娘预感到敌人可能要在村里搜查八路军，就让我和她的三儿子藏在外屋的粮囤后面。一会儿，她又觉得粮食正是敌人要抢的东西，藏在粮囤后面不安全。她就又让我躲在炕上装病。大娘给我盖上被子，还一再嘱咐我，如果敌人来了，问到我的时候，就说我是她的闺女，回娘家省亲来了。所有这些，都充满了一们慈母对爱女的亲切情谊。
这时，敌人挨户搜查的敲门声，威赫群众的枪声，屋檐上嗖嗖而过的子弹声，一阵紧似一阵。听起来，好象快走向王家大门。我不断地思索对策。王大娘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时地给我正正被子。就这样，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厮守在北屋里。侥幸的是，敌人没有来王家搜查。
中午时分。忽然，街上传来阵阵的锣声，有人高喊：“全村人们都到南场集合！”“都得去，不去的人，查出来，要以八路治罪！”王大娘听到喊声后，想让我跟她留在家里。敬贤同志怕我被敌人搜出来，想让我夹在群众之中。他说：“这个要的群众都是可靠的；同时，敌人不了解这个村的情况。老白又是个女的，敌人未必注意”。我想，也只能这样了。就紧跟着王大娘随群众一起到了南场院。
敌人端着枪站在场院的四周，把全要群众都围在当中。一个鬼子小头目吡牙咧咀地发起话来，一个操东北口音的人做翻译。敌人恫吓群众检举八路军，强迫群众说出八路军藏东西的地方。全村的人都默不作声。那个鬼子头目突然从人群中拉出一位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的农民，鬼子官大声地对那个农民嚎叫着：“八路地有？”那位农民摇着头回答说：“不知道”。翻译狐假虎威地问，“八路地东西藏在哪儿？”那个农民还是说：“不知道”。鬼子头目气急败坏地冲上去，狠狠地打了那个农民两个耳光。鲜血立即从那个农民的鼻孔里、咀角上流了下来。接着兽性发作的鬼子头目又用皮鞭抽打他，一边抽打，一边问。那个农民还是那句话“不知道”。鬼子打得他满地滚，他不哭也不叫。全村的人都持在眼里，恨在心里。鬼子头目见打无用，就让鬼子兵把那个农民捆起来吊在栓马桩上。鬼子头目用手指着那个被吊起来的农民对群众喊道：“谁的不说，象他的一样！”
这个村的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村里多了一个生人，瞒不住村里人。在那个紧急的情况下，来到这里的生人只有八路军。今天，在人群中，象我一样留在中东录村的八路军，有好几个。村里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人们都默默地站在那里。
鬼子又人群众里拉出去一个老人。鬼子凶狠地问话。那个老人也是回答：“不知道”。敌人对老人又是一顿鞭打、脚踢。老人咀边淌着血，忍着疼，还是不吐真情。
敌人又从群众里拉出去一个十多岁的小孩。敌人以为小孩容易被吓唬住，就用刺刀对准孩子的胸膛，让他说出谁是八路军，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不料，这孩子面对凶残的敌人，毫不畏惧，稚气中透露出民族的尊严，还是回答：“不知道”。一个鬼子突然腾身跃起，一脚把小孩踢翻在地，滚出去好几步……。多么坚强的孩子啊！没有叫一声疼，没有流一滴泪。
坚强不屈的中东录村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自己的亲人----八路军。在强知威逼面前，宁肯自己皮肉受苦，始终没有透露一点我军情况。我由衷地感激他们！敬佩他们！
敌人仍然不肯善罢甘休，见毒打不成，又把人们分散成好几群，威逼着人们去找八路军藏的军需给养。东一群，西一群，乱转，乱挖。王大哥、大嫂和王大娘始终把我夹在他们之间，保护我。群众让敌人逼得走业走去。一直折腾到天黑，敌人捞到了一点被服之类的东西，就匆匆离去了。敌人走之前，让村里成立维持会。一场浩劫，在中东录村的三位受难群众的苦楚声中结束了。
敌人走后，支书任顺义和村干部们碰了头，决定，先找两位可靠的老贫农，出面成立维持会。这样可以把维持会的权力掌握在我们手里。
第二天一早，我们刚吃过饭，敌人又来了。成立了维持会。又抓了一些青壮年去给他们挖沟、修炮楼。接着就到各户捉鸡、抢粮，搜查八路军。我和王家人一起坐在院子里，等待事态的发展。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人多了可以壮胆。忽然，从东墙上跳过来一个妇女，急忙钻到我们当中坐下。紧跟着，一个鬼子兵端着枪从大门走了进来。他贼头贼脑地扫视着我们这些人，很快发现了那个躲在我们之中的妇女，就厉声地对她说，“出来的！出来的！”那个妇女颤抖地站了起来。一会儿，鬼子兵又勒令同我们坐在一起的一位邻居老头站了起来，然后，把那个妇女和老人赶进北屋。老人说：“不行啊！她是我的侄媳！”鬼子兵恶狠狠地说：“八格牙鲁，什么不行，死了死了的！”说着就用刺刀对准了老人的胸膛。老人无奈进了屋门。鬼子兵在屋门口继续嚎叫勒令。于是一场悲剧，在日军的刺刀下发生了。有叔侄关系的那个老人和那个妇女，痛不欲生。王家人和其他在场的邻居都是心如刀割。我而对日本鬼子的野蛮暴行，一股股怒火涌上心头。但是，手无寸铁，爱莫能助。我又一次感到了国破家亡的痛苦，心头燃烧着抗日救亡的怒火。
天色渐渐地黑了，猪叫声，鸡鸣声也渐渐地稀疏了。人们都回家做饭去了。我们在北屋吃饭，突然，一把雪亮的刺刀挑开门帘，一个穿着大皮靴的日本兵，走进屋来，他用凶恶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转身就出去了。我们都停止了用饭，猜不透敌人的用意。我暗自思索着，晚饭时，大娘把我当做客人，让我坐了上坐，这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呢？
鬼子离村后，妇救会主任国珍大姐来了。国珍大姐听我述说了鬼子两次来王家搜查的情况，她建议我到村西头的军属郑大娘家去住。郑家只有郑大娘一人在家，这样，比起王家来，目标要小的得多。我同意了这个安排，当即跟随他们转移到郑大娘家。
在郑大娘家，我住了几天。鬼子经常进村，每次都向村里的“维持会”勒索吃的东西，没有来郑家搜查过。我在郑家，如同在王家一样，收到了热情的接待。郑大娘的细心照料，使我又感觉到了母亲般的温暖。郑大娘听说我是八路军后，特别热情和高兴。她那布满皱纹的额头、眉尖、咀角都舒展开了，昏花的老眼放着光。她情不自禁的对我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也让他当八路军去了。八路军跟咱是一家人。抗日吗，就得有人出入，有钱出钱，不然的话，怎么能把鬼子打跑？你到我这儿，我就想起了我的儿子，他背井离乡到远处打鬼子去了。你们都是为了打鬼子，才离开爹娘到处跑。不把鬼子打跑，这个日子没法过。没有八路军，怎么能把鬼子打跑呢。”为了避免暴露我的身份，她让我跟别人说是她的儿媳妇。她让我跟她住一个屋。她常常对我说：“你来可好了！正好可以和我作伴，省得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和老人家拉家常，常常说到深夜。
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整天辛勤地劳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白天，她除了忙着给我做饭，还要喂猪、养鸡、推磨……。我多次起身要帮她做点事，可郑大娘不让我干。她说我有孕在身，不能累着。她对我无微不至的翔和体贴，使我永远难忘。
在我要离开老人，踏上征途的那一天，关大娘精心地为我准备路上吃的东西，含着眼泪把我送出大门。那种难舍己救人难分的情景，至今使我难忘。
乌云密布 同甘共同苦
连日来，敌人到处抓人，去挖封锁沟，修碉堡，建岗楼。有一天，中东录村的治保主任刘凤山同志，匆匆忙忙地来到了郑大娘家，对我说：“老白！糟糕了！敌人在野外挖锁沟时，把村中坚壁埋藏的各种组织的名册挖出来了，村党支部连夜开会决定，村干部暂时到外地去躲一躲。有的投亲，有的靠友，过了这个风再回来。”治保主任刘凤山，父母早亡，三十多岁，还是个单身汉，他无亲友可投来跟我商量。我根据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向他说明，不要单看现在敌人占领这个地区貌似强大，其实日本国小人少兵少，这是他的基本矛盾，他在这里集中兵力，滹沱河北岸的敌人必然比较空虚，我们是否到滹沱河北北去，那里好多村干部和群众我都熟悉，说不定还能找到我们的部队。”刘凤山同志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农会主任孙将言（孙群队）也是个单身汉，可能也无亲可投，我去找他，咱们三人一起同行。（此处任顺义回忆“是五个人，还有任顺义、张进才”）
为了防备拂晓敌人包围村庄，当天半夜我们三（五人）个人带着干粮，辞别了郑大娘，向北出发了。天上没有月亮，满天的繁星向我们眨着眼睛，我们不知道那些村庄驻着敌人，为了防备和敌人遭遇，我们不走大路，专走野道，向着北斗星的方向摸索着前进。我们走几步就伏在地上，听一听四周有没有动静，有没有敌人的“清乡队”。就这样一夜摸黑走不了几里地。白天我们只能躺在麦地里等待天黑，因为麦子长的不高，坐在麦地中，就要露出头来，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所以必须躺在麦地里隐藏。响午，灼热的太阳晒得我们浑身是汗，麦地里想蒸笼一样的热，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我们带的干粮很快就吃完了，特别是没有水喝，口渴的难以忍受。此外，还要随时警惕敌情，观察判断哪些村庄没有敌人，晚上，我们就到这个村庄去要饭吃，要水喝。然后然后又在茫茫的夜色中向滹沱河方向走去。中东录村离滹沱河不过四五十里，我们走了四、五个夜晚才到了离河二、三里地的地方，因为摸不清河边有没有敌人封锁，就停了下来，躺在麦地中睡觉。冀中五月的夜里还是很冷的，我们没带被子，没有棉衣，躺在又冷又潮湿的麦地中，我冷的直打哆嗦，哪里还睡得着觉。冷啊！从黑夜就盼天明。热啊！又从白天盼到黑天。
那天傍晚，我们摸进一个村庄，看到一个高大的黑门楼，我们敲开了门，见到一个中年妇人，我说：“大嫂，我们饿了，有没有吃的，给我们点，给我们点水喝。”那个妇人把我们上下大量了一翻她看出我们像八路军，气哼哼地说：“我们没有吃的，你们到别处去要吧！”她回身哐啷一声关上了大门。我们深悔找错了门。我们就又来到一小户人家，那里主任却热情地给我们热饭吃，烧开水给我们喝，问寒问暖。对比之下我进一步体会到由于阶级差别，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感情。
经过三四天反复地观察了解，河两岸未见到敌人燃篝火，行人告诉我们河北岸敌人炮楼虽多，但兵力不大，不象河南的敌人猖镢。我们便决定天黑后涉水过河。那天晚间是个阴天，周围一片漆黑。我们摸索着，趟过没膝的河水，顺利地到达了北岸。突然有人历声问：“干什么的？”霎那间两个人已经到了我们的面前，他们手中拿着驳壳枪，身着农民服装，是两个青年小伙子。我们当即回答：“老百姓。”他俩打量我们的装束，便知道是自己人，就向我们打听河南的情况，听过我们介绍之后，他俩就涉水向河南去了。我判断他们是我方部队的侦察人员。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三人在北岸的麦地里停下了，打算等白天观望清楚北岸各村的敌碉岗楼情况，再决定怎么走。天亮了，在晨光中举目四望，只见碉堡林立，灰色的炮楼高高矗起，真是三里一碉，五里一堡。敌人的碉堡既不敢修在村内，他们怕陷入人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也不敢离村太远，处于孤立的地步，所以敌人据点基本上都是在离村不远的地方，先筑起了钢筋混凝土的炮楼，然后炮楼四周挖了很宽的防护沟，门口高有吊桥，出入必须经过吊桥。我们不时地听到汽车鸣笛声，说明碉楼之间布满了公路网。这是早日寇企图长期盘据，肆意掠夺冀中的标志。同时也说明敌人兵力不足，内心慌恐。
在农田中，已有一些农民耕地，我们打听了饶阳县东高村的路，夕阳西下时，我们乘农民收工回家的时候，奔向饶阳县的东主村。到了我们民运部民运科长汪治平的岳母家。我与他家人很熟悉，这天正好汪的爱人赵智也在家中，她在武强县妇救会工作，在反扫荡中分散活。她们母女俩见到我们，就象见到亲人一样。一面让坐倒水，一面给我们弄吃的。小赵知道我们的来意，随即详细给我们介绍了敌人在这一带的据点与近日活动情况，我们高兴地得知，我们的部队一个班，一个排或一个小队，不时夜间进村，有时还到敌人炮楼边的村庄里活动，情况确比河南好一些。村政权跟中录村相似，名义上叫“维持会”，实际上领导权仍然操在我们手里。（注：趟过河后，孙、刘留在河北给地主榜青。）
小赵也加入我们三个人的行列，每晚她都带我们到附近村庄去寻找部队。一天晚上，正赶上张区长在大伊村召集公审和处决汉奸的群众大会。镇压汉奸是我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一项重要政策。对于通敌的民族败类，如不及时镇压，将给群众带来更多的灾难，给我方活动造成很大的困难。广大群众对汉奸无不恨之入骨，及时处决汉奸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对于稳定人心，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有重要意义。我看到我们的政权在行使职能，心里格外高兴。这个时期，县、区干部的活动是非常秘密的，残酷的斗争现实，只能使他们在晚间出现在群众面前，在拂晓之前撤离，去找各自的掩蔽地----“蛤蟆蹲”。所谓蛤蟆蹲就是自己在地里挖一个小地窖；利用地形地物加以伪装，彼此间谁也不知道谁的地窖在哪儿，以防备有人被捕后为敌人所发现。他们的斗争十分艰苦，白天在“蛤蟆蹲”里隐藏一天，晚间进村进行工作。正是由于他们的坚定、沉着，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另一个难忘的夜晚，是八地委书记罗玉川同志跟着二十三团部分人员在附近的一个村庄出现了，我正好也在那里，就急忙去找他，他亲切地询问我在反扫荡中的生活，并向我谈了他们不久前在肃宁、河间与敌人遭遇的战斗情况。他告诉我近来敌人又在集结兵力。嘱咐我提高警惕，密切注意敌之动态。这是反扫荡以来第一次见到了我方部队和首长，我的精神更加振奋。
几天之后的夜晚，我们四个人，又到邻村去找部队，进村不久见到了军区卫生部的高洪江所长，还有一个参谋和一个医生，他们三人在一起打游击，他们告诉我卫生部准备在七、八分区建立交通站，收容和转送军区分散坚壁在冀中的人员。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忽然枪声响起，村外人喊马嘶，又有敌情了。我们立即吹灭了灯，屏住呼吸，静静地倾听院中的动静。一会儿房东跑来告诉我们说，有很多敌人又开始对滤沱河北进行“扫荡”。由于敌人估计八路军大都藏在村外的地里，所以集中兵力又采取手拉手的密集队形，在野地里“搜剿”“清乡”。我们侥幸地渡过了敌人的第二次“拉网扫荡”。后来知道，隐藏在庄稼地里的同志有的不幸遇难有的被敌抓走。
不久我们找到安平以东的交通站长王芸山，他是司令部的侦察队长，二十七、八岁，精明能干。他见到我们很高兴，给我们介绍了和冀西的联络情况。当时冀中军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在冀南，冀中军区卫生部驻在冀西完县唐县一带，卫生部领导决定在冀中成立交通站，把分散隐蔽在冀中的干部战士收容起来，转到路西去。但现在还不能组织同志们过路到冀西去，因为现在青纱帐还没有起来，不利于躲藏；同时交通站的各个点还没有完全打通。他安排我们到河间平大公路的敌占区去隐蔽。等待建立交通线后再过路，他告诉我们深、武、饶、安的敌人，已抽调一些兵力扫荡滤沱河北，那里的情况已基本上稳定下来，我们区、村的工作正在恢复。中东录村的刘凤山和孙将言同志听到情况后也准备回村去恢复工作。这两们与我患难与共的战友，在临分别时，我们互相鼓励，投入新的战斗。后来听说刘凤山同志怀着不打倒日本鬼子誓不罢休的决心，参加了县大队，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献身。他俩走后我们就动我们就动身到河间平大公路上的一个村庄隐蔽下来。
六月底，地下交通员通知我们去安平县。我们一行四人，在一片紧张繁忙的麦收景象中到了安平县豹子营村，在这里再次见到了王芸山同志，他告诉我们冀西和冀中相衔接的交通线，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由于敌人衽了“囚笼”政策，在县界、区界上都挖了封锁沟，特别是平汉线两侧的封锁沟、墙，一般人难以越过，那是沿铁路两侧挖了两条宽一丈，深一丈的大沟，挖出来的土堆在沟边，又筑成一道六、七尺高的土墙，土墙的外边是公路，公路的外侧又有一条深沟，沟里放满鹿柴。敌人在封锁沟之间，筑有炮楼。严密地监视铁路和公路沿线，阻止我方人员突越沟墙。这样的路，光凭机智勇敢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才能乘隙快速地爬上爬下，突过路去。经过研究，只有卫生部的高所长，他们三人有条件过路。而我的身体情况，不言而喻都认定是不行的，我只好暂时留在安平县，待生了孩子再设法过平汉路。
在豹子营村我住在一位大娘家里，她对我也象亲人一样，关怀照顾得很周到。一天村支部书记刘长有同志来对我说：“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天天来“维持会”吃饭。村支书说：“不知这姑娘是不是八路军的战士？”我判断这人也可能是自己的人。我便让支书等她再来时带她来见我。第二天支书领她来了，她只有十三、四岁，身穿一身黑色衣服，带有乡村小姑娘的稚气。我问了她，她说叫王淑珍，是骑兵团的宣传员，在敌人扫荡袭击深、武、饶、安时，骑兵团被包围在安平以东的合击圈内，部队受到很大损失，她在突围时负伤，腿上的伤流血不止，因她父亲胆子小，不敢收留她。她向我哭诉了她一些亲属的悲痛遭遇和她本人的坎坷身世。
王淑珍（现名王峰）九岁丧母，哥哥早年出走到广西去了。父亲当长工，生活极端困难，一九三九年她十一岁时，多报了三岁参加了八路军。她的外祖父是一位老中医，家住铁杆村。“五.一”大扫荡前敌人蚕食安平、深泽时，她外祖父正在门口吃早饭，听见日本鬼子进村的枪声，立即站起来往村外跑，敌人的马队追上来，一刀砍掉了他老人家的头……,她的舅父和表姐、姐夫跑到村外，都被敌人打死了，舅妈瘫痪在坑上，敌人放火烧房子时，被活活烧死了，一天之中外祖父家死了五口人。
她的大表哥名叫刘振江，早在一九三九年参加了一二O师，她的表弟刘振国年幼由她姥姥还去收养。她从骑兵团被打散后，回到老家崔安铺铁杆一带，她姥姥家遭到惨祸，表弟尚无法养活，她也不能投他们去，父亲生活困难，淑珍又怕连累了他。不巧，崔安堡附近的子文据点有个骑兵团的被俘人员当了汉奸，那家伙也是安平人，认识淑珍。一天在路上相遇，她见机不妙，迅速跑进高粱地，那个汉奸从后面一枪打来，子弹穿过了淑珍腿肚子，伤口至今尚未愈合……
淑珍哭诉了家庭身世，我劝慰她一番。我非常同情她，也为这样小小年纪的女孩子，能有这么坚定的志气所感动，便留她跟我在一起作伴，她也为找到了自己同志而高兴。
坚不可摧的“堡垒户”
为了避免暴露，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能久住，于是村长赵长江把我们安排到他家去住。村长原来是个长工，四十多岁还是个单身汉。由于他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办事公道，精明能干，群众选他担任村长。他防备敌人“掏窝”，经常躲到别处去住。我们就悄悄地住进他家。他家座落在村西北的边缘上，出门往西北走就是高梁地，如能及时发现敌情，可立即钻进青纱帐。当时为了对付敌人的“清剿”“扫荡”，党领导群众提早种植高杆作物，使“青纱帐”提早形成，在这里住的那些日子里，敌人来村骚扰过几次，我俩都随时跑进了“青纱帐”。
通过村党支部，我们很快与安平县张晓舟县长取得了联系。张县长和王芸山同志考虑得很周到，给我在相各庄选择了一个“保垒户”，这家又是淑珍嫂子的娘家，相各庄也是一个我们工作基础比较好的村庄，它在豹子营村西南三里多路的地方。
这家姓吕，一家都表示欢迎我去住，约定在九月中旬趁相各庄赶大集的日子，由吕大娘的长子吕小刚来接我们，因为赶集人来人往，不至于引人注意。约定的日子到了，左等右等还不见小刚来，淑珍也感到纳闷，她要去相各庄去看看，我嘱她走小路，不要走大路以免遇上敌人。她走后，我坐卧不安的盼他早回，约半个多小时后，他匆忙从外面回来，只见她满面泪痕，到我身边放声大哭起来，我一再追问，她抽抽噎噎地告诉我，她从小路奔相各庄，横跨过公路到了那边的高粱地，突然从高粱地中跳出来两个便衣敌人，对她进行了盘问和搜身，正巧来了一位老大爷，承认淑珍是他们村里人，敌人才放过她。根据淑珍与敌遭遇的情况，他们判断今天敌人包围了相各庄集，去抢粮食和物品，这就是小刚没有如约来接我们的原因。我们为小刚安全担着心。直到太阳偏西，小刚来了，我们才放心。于是小刚担着担子，装上了我们的东西，把我们接到相各庄南吕大娘家。
吕大娘五十岁，是个小脚，听说我们来了，就迎出门来，热情地把我们接到屋里，她和蔼可亲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天黑了，我俩抹黑聊天，聊到了半夜也不觉得疲倦，原来大娘姓燕，名小妮。老伴早已去世，她生有三男三女，小刚是他的大儿子，曾在开滦煤矿当过矿工，七.七事变后回家，因家境贫寒三十岁了尚未娶妻。她的二儿子吕学福参加了一二○师，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三儿子吕学舟抗长活，已二十多岁了。大女儿吕小敬就是淑珍的嫂子，已随他丈夫到广西去了，他们的小男孩才九岁小乱，留在姥姥身边抚养。二女儿敬蕊，二十四岁了，结婚后有一小女儿叫小丑，刚刚两岁，丈夫因家庭生活困难到安国去学裁缝。三女儿敬然才十五、六岁，大娘一家七口人，住着两间北房，两间东房，都是一明一暗，共有两铺炕，我们来后只好男的住东屋，女的住北屋，炕上挤得满满的。
吕大娘家是贫民，种着几亩河滩地，收成很不稳定，农忙时，小刚小舟都去给人家帮工，一家人吃的是山药和蔓菁，我们去时还见到房上晒了不少山药和蔓菁叶留着冬天碾了吃。可是吕大娘没有因为家贫而怠慢我们，她把麦收后藏起来的白面和高粱面惨合起来，给我们包饺子吃，来欢迎我们，她督促小刚小舟，尽快挖好地道，供我们躲藏。
我们来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村长兼支书陈造通同志陪同安平县长张晓舟现场来看我。他向我们介绍了敌我斗争形势，特别详细地说到了地道斗争的情况，张晓舟特意关照我俩不要出吕家的门，以防不测，老陈同志告知相各庄村北住的人家杂一些，还是小心些好。他们一再嘱咐小刚哥俩，要把地道挖好，出土一不定要到滹沱河的河堤上去倒，不要嫌路远，免得暴露挖地道的秘密。
几天后，又是一个赶集的日子，我们刚吃过早饭，突然传来枪声，显然敌人又包围了相各庄集，敌人为了以战养战，加紧掠夺，到集上来抢东西。那时冀中碉堡如林，公路成网，真是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枪声一响，敌人就进了村或上了房。青壮年赶紧就地藏起来。吕大娘家有两个地方可以隐藏。一个是北屋里面本墙有个夹皮墙，洞口在墙上的佛龛上；一个是地洞。大娘说，夹皮墙不安全，敌人若烧房子只有死路一条，她让我们钻地洞，小舟掀开了锅台对面的柴禾堆，打开了洞口，我们依次钻了进去，这个洞也只能容三四个人，小舟又把洞内东侧砌的墙砖取下来几块，让我们从这里又钻到另一个地洞里去。然后小舟小刚又把墙砖砌好。吕大娘等大家都下洞后，她很快把柴禾堆的洞口盖好，把柴禾堆在洞口上。我们在洞里听到大娘在上边不安地走来走去的脚步步声。不一会儿听到由远而近的大皮靴子走来的声响，很快到了北屋，一个日本鬼子呵责地问：“八路的有？”大娘不慌不忙的回答：“没有！”接着就是辟啦啪啦砸东西、翻箱倒柜的声音，折腾了好一阵子，大皮靴子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娘才打开地洞口，呼唤我们出来，屋里东西被扔得到处都是，零乱不堪，鬼子抢走了一口袋粮食，可见敌人除了搜查八路军外，重点在于抢粮食。
小刚兄弟和我议论起地洞来，原以为这个套式地洞是安全的，看来还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象现在这样只有一个洞口的地道，如被敌人发现，放火、放毒、放水进去，躲藏的人很难幸免。那时传说定县北坦村地洞内藏着八百多人，就是敌人向里面施放毒气而全部遇难的。为此小刚兄弟打算首先解决两个洞口的问题，并决心把地洞改成七、八十米长的高低不平的蛇形地道，既能防毒又有另外的出口，两兄弟计划已妥，便立即行动起来。
当时正是秋收季节，家家户户都要修整场地，利用这个机会，他俩在东边场院里挖了一个二米五宽、三米长、二米多深的地窖，这是为了环境残酷时，供我生孩子的地方，地窖上盖上棚子和土，上面的场院整复如旧，窖上，大量的秫秸堆成垛做成了很好的伪装。然而他俩从北屋外边的洞内开始挖长达七十米的蛇形地道。小刚当过矿工，挖洞有经验，他匍匐身子，一铲一铲地把土挖出来，装在筐中，装满后把筐送到地洞口，小舟在上面接应，用绳子提出了筐子，然后摸黑把土送到半里以外的滹沱河堤上倒掉或垫在锗圈里。为了不暴露秘密被敌人发现。兄弟俩在夜深人静时开始作业，大娘和敬蕊轮流放哨，大娘白天还要喂猪，养鸡，推碾子，一天得不到休息，晚间还要熬夜放哨，真够辛苦的。我与淑珍要求分担点放哨的任务，大娘总是说：“淑珍年纪小，你的身子重，又是外地人，一旦被人发现更不好”。我只好听从，可是内心总为老人的健康担心！
蛇形洞从西北向东南一寸一寸地挖，劳动作业十分艰苦，洞里空气稀薄，又只能爬行用用铲土。小舟在上面运土，总是提心吊胆，怕被敌人发现。他们哥俩夜复一夜地进行艰苦劳动，白天还要下地去收拾庄稼。特别是挖到最后，蛇形洞如何与场院的地窖接通？在当时没有测量仪器，凭着他们的智慧研究出一个科学的方法，由两人分头在两面挖，靠互相挖土传来的轻微响声，向对方挖去，最后真的象预期的那样在吻合的地方挖通了，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劳动，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工程。我真佩服他们兄弟俩的毅力和智慧。接着又在两边洞口上设置了翻板，不易被敌人发现，即便发现了地窖也不易发现洞口和地道，安全有了保障，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当时青纱帐已经快要倒了，在地中留下的秸杆已不能起隐藏作用，预计敌人的“清剿”必然要频繁，我们再不用到外面去躲藏了。
我的预产期接近了，村支书为我的娩送来了棉花和布，敬蕊帮我给小孩做小被子小衣服，大娘在一旁纺线，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做法，敬蕊提出了我在哪个屋生孩子的问题，大娘说“自然是北屋，北屋暖和得多”。敬蕊考虑到我是大娘的儿媳，在北屋生孩子不合规矩，可是在东屋生吧，东屋没有地洞怎么办？敬蕊又把小刚和小舟找来商量，他们决定再从东屋挖一条地道，出北墙与蛇形地道相通，小刚哥儿俩又熬了好几夜，终于在东屋的锅腔子里挖了一个洞口与蛇形洞接通，这样这个地道就有三个洞口，更加安全了，吕大娘一家都很高兴！
十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王芸山同志突然来到吕家，他的右手用衣服包裹着，血迹斑斑。我们吃了一惊，大娘赶忙让他进屋，招呼敬然、小乱到门口观察动静，以防有人尾随而来，芸山同志讲了他受伤的前前后后。他在豹子营村外与敌人遭遇，急忙闪进了高梁地，由于高梁叶子大部枯萎，不能隐蔽。敌人紧紧追赶，开枪打中了他的右手，他用左手按住伤口飞快地跑进一大片高粱地，才逃脱出来。我把军区卫生部高所长走时给我留下的一点碘酒、220之类的消毒药品拿出来，给他做了简单包扎。大娘见芸山受伤，又着急又担心，她说：“我这儿的地道挖得好，你就安心在我这儿养伤吧！先别到处跑了！”她让敬蕊给他煎两个合包蛋，又让小舟在东屋的外屋搭起一张床，于是芸山同志便留下来了。大娘这种不怕担风险，无微不至地照顾芸山，就象照顾他的儿子一样，她说：“我们的老二，不知跟一二O师到哪儿去了，我看见你就象看见他一样”。真是天下慈母心！
十月二十五日拂晓，我腹内阵痛加剧，赶紧让陪我住的敬蕊去喊大娘，那时，请不到医生，也不敢到外面去请接生的人，大娘从来没有给别人接过生，这时他鼓起勇气为我接生，她让敬蕊给他当助手。八点多钟的时候，一个新的生命呱呱落地了。大娘精心地给她洗了澡，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好他放在了我的身边。我累得精疲力竭，躺在炕上休息，大娘给我盖好被子，又和敬蕊给我冲红糖水，煮鸡蛋，熬小米粥喝。大娘慈母般的体贴和关怀，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拂晓，一阵枪响又把我从梦中警醒，这又是一次敌人对相各庄的包围，搜索和抢掠，住在东屋的敬蕊、淑珍、芸山等都钻进了地洞，大娘把北屋得洞口盖好后迅速来到东屋，马上来到我的身边悄悄的问我：“她大姐，你怎么办”？由于我产后体力虚弱不堪，动弹不得。只好宽慰大娘说：“我不怕，就在外面呆着吧！”大娘点点头，安慰我说：“不要紧，你安心躺着吧！”她立即把锅台上的锅放在锅腔子上。把芸山住的床板收起来。然后到外面看动静，一个日本兵端着枪冲进了大门，狂叫着：“八路的有？”大娘从容作答：“没有”。鬼子兵不加理睬地冲进了北屋，一看没有人，就奔向东屋。大娘轻声对鬼子兵说：“儿媳妇占房的，不吉利！”鬼子兵不信，大皮靴踏进了外屋，用刺刀挑起门帘，一股血腥味刺激得鬼子赶紧捂住鼻子，骂了一声：“唔唔，八格牙鲁！”转回身就走了。他又到了西面仓房去翻粮食，一见是空的，就懊丧着走了。我有一次在大娘的掩护关怀下，安全地对付了敌人的搜查。鬼子在村子中挨门挨户的搜索，翻腾，直到当天下午四、五点钟才撤走，这一整天，群众都没有吃东西。可是大娘却悄悄地给我冲了两次红糖水喝，象甘露蜜汁似的香甜，这热腾腾的红糖水也包含着冀中人民对子弟兵得关怀，它温暖着我的心。
十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淑珍慌慌张张地跑进屋来告诉我，她在外面推碾子，看见了那个骑兵团的叛徒，牵着马从街上走过去，这个人是铁杆汉奸。上一次就是他打了她一枪，我俩担心她被叛徒认出来。这是吕大娘、敬蕊姊妹也随着进屋来，大家都面面相觑，我沉思了一下说：“这件事不能不重视，让小舟去把村长请来”。
陈告通同志赶来，听了我们向他介绍的情况，他说：“还是转移个地方，不可不防。但是不可靠的人家不行”。他考虑了一下说：“先到我家去住吧！我为了怕敌人‘掏窝’，不在家中住，我们的门经常倒锁着，你们先去那里躲一躲，看看动静。”傍晚，我在淑珍、敬蕊的陪同下，过街跳过院墙到了陈家。为了悄悄住在村长家，敬蕊把心爱的小女儿留给姥姥。我们住在那里，门仍像以前一样被反锁着，让人看了是个无人住的院子。为了怕暴露目标，我们在陈家不烧火，不做饭，完全由吕大娘家偷偷送饭吃，送水喝。因该说在这里住是无声无息，非常安静的，可是我那个不满月的小孩，因奶汁不足，有时就哭闹起来，每逢孩子哭闹，我就不得不忍痛用被子把她悟起来，防止被人听见。
村长家有三间北房，在外面锁着，我们住在他的两间东房里。西边是个牛棚，村长跟别人伙养一条牛。每晚饭后，陈大嫂回家喂一次牛，然后到我们屋里说一会儿话就走了。
这天夜里，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陈大嫂走后，我和往常一样，给淑珍讲革命道理。她家庭困难，没有上过学，但她有一股自发的革命热情，我就主动给他讲政治理论。这天晚上给她讲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谈了很久，正想睡觉，忽然我想起陈大嫂走后，是否反锁上门？淑珍说她不知道，她端着黄豆粒大的小油灯出去看看，她出房门刚走到窗户前，我听见她“啊呀！”一声，咕冬一声，灯灭了！她摸着黑急忙跑回来，倒在我的身上，一边哭，一边说：“有人！”我当时以为他平时被吓怕了，神经过敏呢！我一边问淑珍：“发生了什么事？”一边抚摩着她的手安慰她，我感觉到她手上湿鹿鹿而黏稠的血，知道真的出了事。敬蕊也被淑珍的哭声惊醒，我捂住了淑珍的咀，让她不要出声，我们静听外面的动静。听了一会儿，外面只有风吹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这时我才问淑珍是怎么回事。淑珍说她出去，刚转过窗前的影壁墙，就看见一个人站在大门旁边的墙角处，刹那间，那人冲到她跟前，用铁钎子向她扎来，扎破了手，小油灯从手上落地了，她回身就躲，躲过了那家伙向她掷来的砖头，那家伙拔腿向场院跑去。我一时摸不清这件事的性质，是敌人的暗探？还是坏人耍流氓？不管怎样，我们的住处已被人发现了，大门虽还是反锁着，也不能再住下去了，我让敬蕊跳墙回去，告诉小刚、小舟来帮助我们搬回她家。
回到吕家，大娘和我们都为今夜发生的意外事故，忐忑不安，一夜都未合眼。天刚亮，小舟就请来了支书老陈同志，分析情况，商量对策，他认为村里情况复杂，肯定是坏人捣鬼。芸山同志提出：“先让淑珍同志过路西去，以防骑兵团那个叛徒再来找麻烦，即使他来了也不认识老白，不要紧，老白生孩子未有满月，现在走也不行，待满月后再设法走。”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我给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的领导写了一封介绍信，缝在淑珍的棉衣里。第二天夜里，淑珍就跟随交通站组织的二、三十人一起出发了！
坚固的地下交通线
淑珍走后两天，芸山同志来了，对我说，因为淑珍腿上的伤还没有好（以后她到延安才知道脚踝骨上有一子弹头），爬沟困难，走路慢，跟不上队，就把她留在定县一个材中的堡垒户家中，等我小孩满月后，设法坐大车公开过平、汉路。那时再让她跟我一起走。
十一月底一天夜晚，天阴沉沉的，王芸山同志心情深重地来到吕家，他告诉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由于叛徒的出卖，安平县长张晓舟被捕了。我听完之后感到十分震惊，安平县的工作将受到重大损失。芸山和老陈同志说，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现在一切走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就差找一个可靠的人驾车送我起程。
很快，十二月初，老陈同志领来了他的大哥陈巴西赶车送我。头一天晚上，吕大娘给我烙的发面饼，煮了鸡蛋，让我在路上吃。第二天拂晓前，吕大娘给我做好热汤鸡蛋面。帮我收拾行装。黎明时分，她全家人都难舍难分地送我。大娘一再嘱咐我：“一路上包好孩子，蒙好头，别受风。过岗楼时你不要说话，免得被人发觉你是外地人！”我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不禁使我想起当年从东北跑出来，离别亲人的情景，难以抑制住对大娘一家的感激之情，只好劝大娘好好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大车辘辘地上路了，吕大娘慈母般的面容总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大娘啊！再生我的母亲！您一家人对我的掩护和照顾，使我平安地渡过了那难忘的岁月。大娘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却有着高度爱国家爱民族的热情，她仇恨敌人；象对待儿女那样爱护我，关怀淑珍，爱护芸山，爱护所有那些浴血奋战的八路军。那天，刮着四五级大风的雪天，凛冽的寒风不时迎面扑来，脸上感到像刀割一样难受，我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感到冷飕飕的。赶车的老陈同志熟练地驾着牲口前进，不时地嘱咐我披上被子把孩子包好。他的关怀使我心里暖烘烘的。陈巴西年纪已近五十岁了，一脸黑胡子，是一个淳朴忠厚的老农民，有他送我，我感到很放心。临行前芸山同志交待我们到定县小辛庄找联络员王恒生，他在“维持会”搞两面政权工作，接头暗号已事先安排妥当。
大车向西北方向行进，天亮后来到了第一道大关—安国县伍仁桥炮楼。车过封锁沟上的桥时，几个扛枪的伪军喝令停车检查，陈巴西是一个老练的交通员，很自然地回答伪军盘问，伪军横视车上的东西，翻了翻，没有发现可疑的，也没有油水可捞，就摆手让我们过去了。以后也经过几道的检查，都平安地过去了。傍晚，我们安全地到达了定县小辛庄，打听到了村“维持会”，找到了王恒山联络员。根据暗号接过头后，他热情地把我们领到后街一位姓王的堡垒户家里。淑珍就住在这家，我们再次见面高兴极了。经淑珍介绍，我才知道王恒山这个“维持会”的联系员，实际是这个村的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
王大娘把我带到他的后院，让我在北房东屋的炕上休息。炕已经烧得热呼呼的，她立即去煮了一碗姜汤红糖水，让我趁热喝下去祛寒，一面关切地打听一路上的情况；一面又让她的儿媳给我们烧饭。一天挨冷受冻的疲劳感，在王大娘的亲切照应下，很快暖和过来了。我深深感到冀中处处有亲人。第二天陈巴西就赶车回了。王恒山同志来告诉我，先在大娘子家休息几天，等把敌情摸清楚了，再找一个有良民证可靠的赶大车的人，送我过平汉路。
小辛庄离定县城约五十华里，距东边的安国县城二十多华里。这个村原是我们的根据地，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建立了党支部抗日政权。一九四二年春敌人”蚕食”政策，才被敌人蚕食去了。村北五里远的五女店是安国、定县之间的交通要道，也早被敌人占领。村里的居民都要办良民证。这个时候村里是两面政权。敌人来了就由“维持会”出面，晚间“维持会”就成为我们的村公所。
王大娘家有九口人，两个儿子都成了家，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小孙子，大伯叫王焕章，六十多岁了，一天忙到晚，不停地干活。王大娘也是近六十岁的人了，可是身子骨还挺硬朗。大儿子王昆海是村中的粮秣员，二儿子昆雨是民兵，大女儿坤荣（现名范稚真）那时才二直十多岁，在区妇救会工作，有时也回家。二女儿坤英原在冀北八中上学，因敌人扫荡，中学暂时停办，在家呆着，我和淑珍跟坤英在一起住。
这一年，敌人怕八路军利用“青纱帐”做掩护打击他们，命令老百姓只许种白薯等低杆作物，不许种高杆作物。因此王家一天三顿都吃白薯，没有菜吃就喝点咸盐水。我们来后，担任我方粮秣员的昆海每天给我们一斤小米。我让大娘分给全家吃，大娘坚决不肯，经我再三做工作，才给大伯和小孙子喝点小米汤。
大娘常到后院来聊天，她向我倾诉了这一年春天发生的一段辛酸往事。有一天，敌人包围了村子，把全村人都赶到场院，敌人把昆海叫出去，追查八路军和粮食藏在哪里？昆海不说，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晕了过去。他是管粮的，坚强不屈，什么也没有透露，大娘还告诉我她家的地道，等情况紧急时钻进地道。
这一带是我方人员由冀西的交通转运站。从冀中中部各县收容来的干部、战士，一批批的集中到这里，白天休息一天，晚间趁着夜幕突过平汉路。我带着小孩难以突过封锁沟墙，准备让我坐大车在白天混过敌人的层层关卡，由于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所以又等了六七天。
为了把我装扮成一个小孩满月回娘家的小媳妇，昆海给我领了几斤白面，由大娘精心地做了九个带穗的大饽饽，冀中群众的习惯是小孩满月回姥姥家带上九个穗的饽饽表示这个小孩长寿，可以活到九十多岁。又蒸了十几个馒头，每个馒头上面点了五个红点，下面点一个红点，表示吉利的意思。大娘用她心爱的红漆精制的柳格筐装了满满一筐饽饽，上面还用一个带穗的长麻花布巾盖上。大娘提着柳条筐，高兴地说：“这真象回姥姥家的样子，可以骗过敌人了！”
经过仔细侦察，敌人没有大的行动，王村长又给我找了一个五、六十岁的、诚实可靠的车把轼，在十二月下旬，我和淑珍带上小俐俐，坐着王大伯的大车出发了。王大娘及嫂子们热情相送。王恒山告诉我们到唐县杨庄大车店找女店主人接头，接头的暗号也说好了。因为王大伯有良民证，途中过岗楼据点也没有遇到麻烦，我们在途中住了一宿。第二天八点多钟，我们在望都南，大模大样地通过了平汉路。
大车颠簸在崎岖乡间的土路上，我回头遥望那广阔无垠的冀中大平原，回想联翩，思绪万千……。我离开队伍八个月，这是非同寻常的八个月。这一年敌人对冀中扫荡了多次，“五一”扫荡是最大的一次，我又被围在包围圈中，冀中人民象母亲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掩护所有的八路军，所到之处我们党的工作都坚持着，广大人民群众都在斗争着，特别是对于分散坚持斗争的抗日战士，人民群众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我深深感到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就不能冲破敌人重重包围，保存下革命力量；没有人民，我们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没有人民就没有一切。啊！冀中人民是我的再生父母！
进山以后，我们走了两天，到达了冀中军区驻地---唐县张各庄。我一进村，就看见了我爱人高存信，他正在街上向我们来的方向张望，他看见我带孩子安全归来十分激动，我也为亲人团聚，热泪盈眶。首长和同志们见到我平安归来，非常高兴！我从同志们那里了解到组织上曾派人寻找我，那些找我的同志曾落入虎口，经历了一翻风险。
原来民运部民运工作队在胡友孟队长的率领下，突出了深、武、饶、安包围圈，到了白洋淀。由于有白洋淀水域做掩护，斗争环境相对稳定，他们在那里开展工作。后来，他们听说有人看见我在安平县打游击。胡友孟同志派队员赵明远（现名赵治国）和李品章同志去找我。赵是安平人，李是深泽人，活动起来比较方便。不料，他俩人刚到安平县，在离赵明远家不远的南里村被敌人捉去了，被捕后，他们说是当地老百姓，坚决不承认是八路军，敌人就把他们关押起来了，当地群众怕时间长了露出破绽，急忙筹款，由东里村党支部书记李会旦（表面上是敌人的联络员）的疏通，花了九百多元钱，才把他俩赎了出来。
他俩出来后，仍然不畏艰险，继续向满子里前进，去寻找我。以完成领导上叫他们找我的任务，他们沿村打听也没有找到我。不料赵明远同志第二次被捕，敌人把他弄到井径下了煤窑，经过几个月的折磨，他才设法逃回山区根据地。我听到这时，一时百感交集。亲爱的党啊！您向慈母一样！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
赵明远和李品章同志，坚决执行党的“寻找阶级姐妹”的命令，从斗争条件好的白洋淀，来到碉堡如林、“清剿”不断的安平县；他们顶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不顾个人安危，深入险境，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阶级友爱是何等的伟大！他们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他们的英雄事迹是永远值得称颂的！ 一九八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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