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可发现：以前学者多研究经济现象，所称经济学不过是特定时代、特定场所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以”人性”为出发点，把普遍性带入了经济学的领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 　　以前学者以增加人民财富作为富裕国家的手段，亚当斯密则确立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主的经济学观念。将”国富”的标准，由不生产的“货币”与仅生产“纯产物”的农业，引入以国民每年劳动生产“物品”总量的增加，亦即国家所拥有全部交换价值总额的增加为标准。 　　亚当斯密积极倡导“自由放任”和排除政府干预经济事务，促进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实现；一八四六年及１８６０年，“谷物条例”（对进口谷物征重税的法律，１４３６年实施，１８４６年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予以废除）与“保护关税”即相继被废除。 　　作为一位“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亚当斯密对工商业者的工作甚为赞赏，但对他们的动机不无怀疑。 　　他批评制造业与贸易者抱有专利的企图，并谓其利益“从未与公共的利益协调……..通常都在欺骗并压迫公众。”“任何由工商业者所建议的新法律，或者新的规章，都应对之特别小心，都不应该不经过长期的、慎密的考虑而即予采用。”同时，亚当斯密对于这群人总想联合起来，以避免彼此间之竞争的企图也从未忘怀。他曾如此说：“同行同业的人士是很少会集合在一起的，甚至就是为了娱乐，他们也很少会这样做，但是，只要他们在一起聚谈，则最后产生的必是一种对大众不利的阴谋，或是一种哄抬物价的勾当。” 　　他对农工大众的利益颇为关怀，同情工人，认为合理工资对占社会多数的工人是必要的。“……各种各类不同的工人，在整个政治社会中占其多数……凡足以改善多数人之生活，便永远不能视为有害于社会全体。……当社会最大部分的分子穷苦无依，则那个社会断然不能昌盛而安乐，是以凡耕种五谷以养人、缝制衣服以衣人，及建筑房子以居人者，应使他们本身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内获有一部分的产品以勉资自养、自衣自居，毕竟是最公道不过的事。” 　　“政府不干涉”对亚当斯密而言，不过是个普通的原则，而不是一条绝对的原则。除政府三任务外（一、巩固国防，以防止外力的侵犯。二、建立司法组织，以维持社会治安与公道。三、创设公共工程制度，以补救私人企业之不足。），他还赞成政府管理邮政、合法限制利率、国民义务教育，及一切自由业或信用业的执照考试等。他也同意用公共规章以保障国民之有形安全，像是采取卫生措施以预防传染病的蔓延。 　　亚当斯密心目中的政府，不是无为的。他心目中的自由，不是无条件的。他曾明白表示：“若一小部分人侵犯天赋的自由权，…….足使社会全体有蒙受危险之于，则可以并且应用政府法律来加以抑制。这与政府之为自由政府或专制政府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