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1）4月1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诞辰。2008年12月9日是他老人家的忌日，这位在人间生活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临走时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享有国务院津贴），却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马上就是清明节了，我的故事就从他老人家开始吧。

                       我的父亲蒋朝江

薪金颇丰却身无分文

    60年代初父亲的工资已有200多元；这相当于当时4-5个工人的工资，但是父亲身上从不带钱，因为他从不去商店。在我的记忆里，他只去过一次商店，而且是带我去的，目的是让我离家，好让民警带走我养的狗。等我回到家后，不见了狗，不禁嚎啕大哭！那可是我的最爱啊！

    父亲不但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甚至连水都不喝——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搞科研，他的工作室是没有水杯的。父亲吃饭是从来不挑食的，饭好饭坏都吃的一样多，吃饭时很少吃菜，而且尽挑我们不爱吃的。穿着方面就更不讲究了，有一次过春节期间，所领导到家里边拜年，看到父亲在那里补鞋很受感动。我也继承了父亲的光荣传统，自此有了自行车-摩托车------就从来未到店里修过它们。父亲对自己十分吝啬，但对外人却十分慷慨，只要开口向他借钱他都会满足他们，而且从不要账，有些人也就因此赖账，真的不还了。即使是写了欠条父母也不会向他们要。

    父亲为人友善却没有什么朋友，熟人从对面走过来他也看不见，甚至连我们几个孩子和他对面走他都看不到，可见父亲的专心致志的程度了，连走路时都在想工作。在他眼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以至于很少有空（大多数的节假日都是在实验室中度过，有时因为实验不能中断还要我们给他送饭）关心我们。父亲的勤奋没有白费，他曾先后被评为长春市抗美援朝二等劳动模范，连续多年的长春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先进工作者，并荣幸地参加了长春市及天安门的国庆观礼，受到过多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称之为中国的码盘鼻祖，码盘之父，曾获得过国家四等发明奖。为此，他的事迹上过报纸，拍过电影。（纪录片）我们家曾有过许多奖状，其中有一个是徐悲鸿的奔马图，上面有领导的题词：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可惜，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

    父亲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在我考初中前他对我说：如能考上中学就奖励你一台自行车，结果我如愿以偿得到一台绿色的永久牌自行车，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对我实行的“物质刺激”。也是对我学习成绩的唯一的一次“过问”。

他这样与众不同的个性是怎样形成的呢?

出身豪门朴素绝非偶然

    父亲出身在广西全州的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祖父蒋继伊http://blog.stnn.cc/tangyiruru/Efp_Bl_1001761035.aspx(见蒋氏家族http://sxptt.com/thread/view/id-4490)系解放前广西参议院院长,全州最大的毫绅。族谱中间字为：永，继，朝，廷，仕。看来我们的祖先是真想让我们世代当官啊。

祖父治家极为严谨，曾训其长媳“勤而不俭”，次媳“俭而不勤”。为了不让孩子在家养尊处优，还在吃奶时父亲就被送到同宗的亲戚家抚养，直至7岁。亲戚家境较为贫寒，幼小的父亲常常吃饭是没有菜，据父亲回忆，全家人常常围着一块用盐巴加辣椒炒过的石头就饭，所以父亲也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以至形成了他一生简朴的工作作风。

身为人质却大难不死

    1929年，父亲在南京读完中学取道桂林回全州老家，在桂林搭乘其叔叔蒋继尹（从日本留学归来曾任山东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及堂弟的三艘船回家路上被土匪劫持。土匪原以为船吃水很深一定有很多财宝，岂不知都是书籍，故以叔侄3人为人质，向我祖父索要3万大洋。正当祖父卖地筹钱时，当地政府听说豪绅被抢，就派兵上山剿匪，土匪一看大势已去，慌乱中射杀人质，蒋继尹父子当场死亡（可惜这个才子了，当年第一次参加文考竟被考官批为：8岁顽童压倒300卷），父亲左肩胛骨被打穿，土匪一看人还没死，又补一刀，父亲用右手去挡，结果小拇指被砍断了。此时官兵枪声大作，绑匪猖狂逃窜-----。此后父亲昏迷了五天五夜，才苏醒过来，幸好当时年轻，否则真的没命了。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父亲后来的日子，还真验证了这句话。

大学中的三角恋爱， 选择假小子

    父亲是广西大学的第一届大学生，当然也是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讲师---副教授。大三时学校来了两位引人注目的姑娘：杨浩，聪明而内向，学习非常棒，可谓才女。一次化学考试得了120分，老师说她的解析方法让他刮目相看。（解放后曾任广西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另一位陈白，（我的母亲）健美而泼辣，穿男人服装，剪男士发型，梧州市女子5000米赛跑时无其他人报名，她就和男子组一起跑，有趣的是很多人没有看出她是女的，结果女子前三名奖品全归了母亲(见图片14），家里至今还是珍藏这母亲手捧冠亚季军的神气留影。

    杨浩和母亲是好朋友，杨浩先喜欢上父亲，由于性格使然，她却以母亲的名义送父亲小礼品，父亲即开始追求母亲而母亲还蒙在鼓里---。后来真相大白了，父亲的一炽热的颗心还是给了母亲，因为在当时那种还残留着封建余孽的社会，母亲那健康泼辣的性格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母亲的身世——私生女

    母亲出身望族，却是个私生女。

外公陈恩科也是一家望族子弟，其堂兄陈恩元系黄埔中将，曾任桂林市市长。那年进城赶考，途径外婆的澎湖湾发生了一夜情，然后一走了之，从此杳无音信。母亲则成了一个无人教养野丫头，整天和一群男孩摸爬滚打，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假小子。8年后，已经是连长的外公在一次算卦中被告知，只有善待所有的子女才能飞黄腾达，这才猛然想起乡下还有个女儿，他急忙将母亲接到身边让其读书。此时的外公已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捡来”的女儿为他颐养天年、养老送终。这也可以解释为老天爷有眼善有善报吧！

父亲母亲皆可谓“兄长为父，同命相连”

    父亲的三哥蒋朝沅长其2岁，也是同班同学，因其自幼在家中长大，所以抽烟喝酒打牌什么都会而父亲什么都不会，财经大权自然在哥哥手中。母亲与其弟弟陈謀煊也在同一班，他与三伯父一样什么都会，又是男孩，自然也掌握着财经大权。母亲是能省就省，经常穿弟弟不要的旧衣服。所以父亲母亲虽不算算青梅竹马，但可谓同命相怜吧。大二那年，母亲因肺结核辍学，父亲为了更好的照顾她决定与母亲结婚。（这样可以得到祖父的分家财产）杨浩后来曾与舅舅结婚，但没几天就离了，她不喜欢舅舅那种生活方式，后来，她想与父母过一夫二妻的生活，但因解放了而无法实现。

山洞中避难，河水上建厂

    抗战期间，日本战机经常对桂林市狂轰滥炸，父母经常带着3个孩子到山洞中避难。有一次，父亲不在家，鬼子又来空袭，母亲背不走3个孩子只能将其中一个放在刚炸的弹坑中，飞机走后才抱回家中。虽说她大难不死，但因受到惊吓，从此体弱多病。另一个也因为得了痢疾也不久夭折。由于桂林的沦陷，父母不得不带着孩子逃离到乡下，为了生存，父亲在河边建起一座小型的面粉加工厂，主要是利用河水为动力，对小麦进行深加工，据父亲讲，由于面粉加工得细，生意特别地好，还请了2位帮工一起干。这位大学讲师也不得不当起小老板了。此时母亲也在摆地摊卖香烟------这就是解放前战乱时期的真实写照。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狗仔子”对共产党还感恩戴德的原因所在---。

与白崇禧共饮

    抗战胜利后不久，桂系军阀为了巩固实力与蒋介石抗衡，特在广西大学招募了5名大学生准备赴德国培养成战斗机驾驶员，其中就有父亲和我的三伯父。他们都经过了严格的政审及身体检查，甚至都与教练一起试飞了。那日白崇禧来校宴请这5位即将赴德的学生，席间白长官不经意地问大家姓氏，当听到其中有3位姓蒋时（父亲，三伯父，还有一位堂兄），他很不满说了一句：“且看当今还是蒋氏天下！”后来，蒋氏3兄弟都被除名，只有另外2人去了德国。白崇禧是真怕“肥水流到蒋家田啊”！

    而我的父亲和伯父也因祸得福，没有被送去当军阀的替死鬼。

母亲与郭德洁是干姐妹

    母亲因得肺结核而大学肄业，病愈后以开始开办托儿所幼儿园为生。那时我家住在桂林市一个美军留下的一个大铁皮仓库中，此处离李宗仁的别墅很近，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后，其夫人郭德洁则负责妇幼方面的工作，她的工作与母亲的工作有关系，再加上母亲的叔叔是桂林市市长，所以后来就拜成干姐妹了。

蒋介石召见蒋继伊

    广西解放前最后一届省议会议长的职位争夺得异常激烈，桂系与蒋系两派人马僵持不下，祖父蒋继伊因为人正直，且无帮无派被推上了议长的宝座。没隔多久，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江防会议，各省议长也列席参加，会后蒋介石特别留下祖父茶话，其目的只有一个“一笔写不出两个蒋字”。在桂系军阀不断强硬的同时，蒋介石特别期待在广西有一只力量与其抗衡，而事实上，两蒋出处确是不同。

祖父暗中和谈，其子武装抵抗

     解放军过江以后，江南各省都在考虑何去何从，李宗仁，白崇禧也想与解放军谈判，后来因李宗仁当了代总统觉得有资本了就放弃了和谈。而祖父仍主张和平解放广西与地下党接触，并让侄子蒋明给游击队送武器---被国民党发现后被挟持到香港，因事发突然其家眷（两位夫人，六子一女）一个未带。后转到台湾被聘为国策顾问，52年死于台北葬于木栅。此前其长子次子不知其父所为，在家组织乡团武装抵抗，想凭几十条破枪抵挡四野---其结果可想而之，一个被当场击毙，另一个也被镇压！

长沙应聘，举家北上

    1950年，父亲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刚刚成立的东北科学院（长春）在长沙有一个招聘团，招聘有识之士到东北搞科研建设。父亲即去报名并取得了聘书，当时招聘团的团长是龙射斗，后任长春光机所所长，东北科学院院长是王大珩。东北科学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是我国在东北的极为重要的科研基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成功发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靶场光学仪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被纳入国防科委，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字619部队。

怕孩子们冷，全身皮装

    从四季如夏的广西，到冰天雪地的东北长春，温度可以说是一落千丈。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这帮小家伙冻着，从头到脚都换上了皮装。（见照片）当时是暖和了，可没想到我们都落下冬天怕冷夏天怕热的毛病。后来我们才知道小孩是不能穿皮衣的，这样孩子会失去自我调节体温的能力。真可谓：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啊！

勤奋工作，首次立功（长春光机所第一大成果）

    来长春前，父亲原本是广西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到长春光机所后他的第一个科研课题就是开发“磁力探矿仪”。磁力探矿仪是一种可安装在飞机上在飞行过程中进行大面积勘探矿藏的设备，这种设备在国外已有，但当时对我国禁运。而我国刚刚解放，急需资源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父亲的磁力探矿仪填补了国家空白，为今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为此，父亲被评为长春市抗美援朝二等劳动模范。此项成果也被誉为长春光机所第一大成果。

“第一大成果”50年后被“剽窃”

    2002长春光机所召开了建所50周年庆祝大会。王大珩、父亲（当时已经92岁）也应邀赴长参加，没想到在所庆组委会发给父亲的资料中竞称“第一大成果”研发者是科学院院士陈星旦！针对这一谬误我们几个子女立刻写了份抗议书并让父亲签字交给了王大珩，王大珩阅后将信转交给组委会，过后光机所来人解释说：陈星旦的女儿前不久因车祸身亡、妻子为此而精神分裂，为了安抚这位院士长春光机所的编辑们“造”出了这段历史。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光机所所长等重量级人物曾是陈星旦的研究生，他们如此孝敬他们昔日老师似乎也通情达理，他们也许以为92岁的父亲不会记得那段历史了，其实父亲不仅记住而且还在乎，他说陈星旦太可怜了（也许不关他的事）---，父亲年纪太大了，终于10年未发的心脏病又复发了，光机所将他送入长春市高干病房住了几个月才脱离危险，死里逃生。

    此事虽然已经过去近10年，但是在我心目中仍记忆犹新，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20多年了，“实事求是”这一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都不尊重还当什么领导呢？因为像”分配成果”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我深信，此现象彻底杜绝之时，正是我国科技兴旺之日。

住的是日本房，吃的是大米，喝的是牛奶

    举家北上后，我们在长春共生活了23年，前后共住过4个地方，可是不管在哪都住的是日本房。（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被赶走，只是腾出一间住房和一间浴室给别人）最好的一座是在长春3中附近的别墅，共有6—7间屋子，外出的门就有3个，还有地下室，并配有专职锅炉工。门口还有栓马环，看来在日伪时期住的至少是个将军，我们搬走后，红军老干部贾立夫一家也搬进这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竟住了四户人家。由于家里房屋多，每当寒暑假我们三个（蒋碧、廷槐，廷楠）孩子的学习小组都在我们家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在家中捉迷藏，我们还在墙缝中发现了一封日本人的密信，后来我们把它交到派出所去了。虽说家里被我们搞得乌烟瘴气但是父母从未责怪我们。

    由于父亲享受高干待遇：红色购粮证（100%细粮、食油）、军人特需证（团级以上干部享受的烟、酒、糖等）。所以即使在3年困难时期，我们也没有缺吃少穿，像牛奶这样的奢侈品我们家似乎从来没有缺过，这也许是我们家的人骨头都硬的原因吧！

子女教育，延续祖传

    由于母亲是从事教育的，知道家里的生活条件优越不利于孩子成长，父亲更是“心知肚明”积极主张子女过集体生活过独立生活，所以我们5个孩子都分别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被“赶出家门”。

    大姐陈蜜，（原名蒋廷桦）1940年4月4日生，一生下来有那么多 4，因此父母为她取乳名“小四”。自幼爱唱爱跳在母亲办的托儿所长大，8岁参加广西文工团（当时全国还没解放）成为一名小演员。因为常剃光头扮演小男孩大家常叫她“蒋光头”，为此她自己改为母亲的姓并取名“蜜”字。解放后全家北上她并没有同去，而是直到17岁时（广西文工团解散）她才首次北上回家。大姐继承了母亲的许多优点：直爽、乐观、独立、勤奋。到长春后考取了当时的吉林省艺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长春市第二中学任音乐教师，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评为国家二级教师，享受副教授待遇。大姐夫孙开远系省艺术学院知名教授。

  二姐蒋碧，（原名蒋廷杏）自幼体弱多病，母亲并非因此而多加溺爱，初中就送到郊区学校住宿。有一次放暑假，二姐从学校回家带回了一对小兔子，这可把我们乐坏了，我们姐弟几个（那时大姐还在广西）做窝的做窝、割草的割草，摘树叶的摘树叶把兔子喂的肥肥的，没想到几个月后竟给我们生出了一窝小兔子！至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家的的兔子一下子变成了40多只。最多一次就生了21只，竟全部存活！二姐初中毕业后考入长春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铁力林业局子弟中学任教，后调到大连48中学任教，后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二姐夫刘诚系东北财经学院知名教授、大连市名人，星海广场有他的脚印，曾任大连民盟主席。

    哥哥廷槐，比我整大两岁，生日仅相差一天，原本我们哥俩的生日一个是6月1日，一个是6月2日，可母亲搞不清谁是1日谁是2日索性，那就都是6月1日算了，都过儿童节。按理说我和哥哥都是一个星座而且仅差一天，性格应该差不多，而实际上却大相径庭：我喜欢穿新衣服，他不喜欢穿新衣服。有一次为了他不肯穿上新衣服而急得妈妈直哭，可是他竟然宁死不穿！倔强的哥哥小学5年经也被送到一个住校实验班去了。后来考上了长春一中，下乡6年后才被招工，恢复高考前以成都光电所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电视大学。

    因为淘气，我是父母最为操心的一个孩子。小学3年级时，为了转一个好学校让我留了一级，为了陪读，妈妈还和我一起睡在单位的锅炉房里好几个月，后来还让我与班主任老师住了一学期。直到我们家也搬到学校附近才结束了小学时期的“留学生涯”。考入中学后不到一年就把我转入地处郊区的长春35中学住宿。中学毕业后经2次下乡后被“特调”到长春光机所（当时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沈字619部队），后来随父母调往三线（四川大邑县光电技术研究所）。粉碎“四人帮”后,(79年12月)，被送往所办“721”大学，读光学机械专业2年。

    小妹杨华（原名蒋建华，解放后出生没有按族谱取名），5岁时送给杨浩故改为杨姓，自此我家三个女孩三个性。杨浩是搞精细化工的，对任何事都要求事无巨细，特别是对卫生的要求更是要求达到“化学存”的级别。因此，小妹也染上了洁癖，为了个人卫生整天洗漱不止，结果适得其反，如今她是我们兄妹几个体质最差的，虽然年纪最小，但是她最先聘请了保姆照顾她的日常生活。小妹也是读到初中就下乡了，后来给杨浩落实政策才招回南宁当工人。因为杨浩的收入很高，再加上父母的不时资助，（特别是结婚以后）小妹家的经济外援是最多的，但到目前为止，她们家的生活水平是最低的。可见“穷则思变”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先苦才有可能后甜。

    虽然父母潜心培养我们独立自主的生存能力，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是非常希望我们能上大学的，可惜在那个年代，我们三个小的想回城工作都历经千辛万苦，那里还敢奢想上大学呢!所以我们5个孩子没有一个上过正规大学。

情人相投 子女相送

    杨浩对父亲的情怀一直没有释怀，53年杨华出生后她以照顾孩子为名（我们家的小孩大多数是由他帮忙照顾大的，其中为了照顾大姐，他自己的孩子都夭折了。“和舅舅生的”）调到了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并和父亲保持暧昧关系，母亲则不以为然，她早已把她当成一家人了。可是没隔多久杨浩竟然怀孕了，她只好离开长春返回南宁，但这孩子没出生就夭折了。为了挽救杨浩的“损失”，父母决定将我和小妹送给杨浩作为“补偿”。当时我已经有些懂事就没有去，小妹在大家的哄骗（说你的亲妈妈有病把你放在我家，现在病好了，你该回家了）下，由大姐（18岁）千里迢迢地把小妹（5岁）送到了南宁。此事到目前为止大姐都很内疚，说当初如果不送去的话，小妹的体质不至于这么差。可见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有多么大。

不信党派，只信科学

    由于工作努力，成绩不断，年年授奖，父亲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频具代表性。那时，蔡仁堂（长春光机所党委书记）、龙射斗（长春光机所所长）常到我家做客，妈妈此时倒上一杯牛奶（我们家从来没有烟、酒、茶，也从来没有请外人吃过饭），然后关上房门让他们在里面谈。后来我听父亲讲：幸好我没有加入共产党不然文化大革命时期还要增加一条罪名阶级异己分子。（另外已有反动学术权威等5项）在父亲心目中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父亲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除了工作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杂志只看技术文摘、报纸只看参考消息、电视只看新闻。社交上可以说朋友为“零”。他的处事哲学是“万事不求人”。

我的母亲陈白

    母亲在被外公认领前随其外婆家姓白，外公将其接走后为了纪念外婆取名陈白，字宝贞。肺结核治愈后因战乱再也没有回广西大学读书，后一直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包括长期托养，这群孩子中不乏有地下党的子女。解放后，母亲刚到长春时还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后来调到了图书馆做管理员工作。为了更加快捷地帮助科技人员查找资料，母亲先后自学了日语、俄语、德语、法语等，虽然不精但查目录够用了。由于工作热情主动，大家有事都愿意找她，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因此，母亲认识了光机所里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以至于凡是想找我们家借钱的都去找母亲，因为父亲根本就不认识他们。直到母亲去世后，在路上有些人拉着父亲的手说：陈白是个大善人------父亲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母亲的性格与父亲截然相反，这也许和她的苦难童年有关，从感情上讲她更加相信共产党，因此她有时会向组织上汇报思想甚至父亲的“言论”---。有一次不知母亲传了什么话，父亲气得与母亲分居了3个月差点离婚！这是我父母唯一的一次冷战。

怀念母亲 

 她的爱不仅仅是献给自己的孩子

    母亲去世22周年了，细想起来，她老人家唯一留下的纪念品，便是这些陈旧发黄的照片。看着这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仿佛走进了她老人家丰富的内心世界，记忆的闸门不知不觉地打开了。

母亲的童年是悲惨的，她的生母死于生第二个孩子的难产，而父亲则是渺无音讯，是守寡的外婆用长满老茧的双手养活了这个被遗弃的私生女。童年对母亲说来意味着饥饿、贫困、孤独和遭人冷漠，最终沦为街头的流浪儿。直到有一天，她的父亲突然良心发现，为了洗刷他抛弃亲生女儿的罪名，才将她接到已有了继母和弟弟的家。从此她就成为这个家庭的小保姆，时常遭到打骂，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

十三岁那年，母亲作为陪读第一次走进了校门，和弟弟以及比自己小６--７岁的孩子坐在一起，开始了她的学子生涯。童年生活的磨难，养成了母亲吃苦耐劳、倔强刚毅、但又平易近人的性格，在她身上不断凝聚着改变自己命运的爆发力。她用非凡的毅力考上了广西大学预科，为此，她得到了其父的嘉奖------ 一台崭新的自行车。

    她身着男装（拣弟弟穿旧的衣裤），梳着齐耳短发，常常手里拿着一把大扫帚，打扫着校园的每个角落。她最大的爱好是体育运动：骑车、游泳、长跑、打球无所不能。有一年甚至还获得梧州市女子五千米长跑冠军。在闪闪的奖杯前面，她英姿勃发，笑容满面，这是母亲最为骄傲、无比自豪的时刻。

   爸爸回忆说，母亲的开朗豪爽，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正是由于她与众不同，使她在浓装艳抹，骄揉造作的其他女生当中脱颖而出，令人刮目相看。

    爸爸大学毕业后，他和妈妈由相识----相知---相恋而结婚。婚礼既俭朴又隆重，新郎新娘都穿着统一的结婚礼服，由梧州市市长作证婚人，在梧州市中山大礼堂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首届梧州市集体结婚仪式。这一切都是冲破了层层阻力，打破了封建的陈规陋习，才得以实现的。

    婚后，母亲本可以在家当少奶奶，或者做一位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可是她不甘心过这种舒适安逸的生活，她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她认为女人要实现自身的价值，一定要从家庭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只有投身于社会，才能为社会所承认。为了让更多的女性从庸庸碌碌的锅台旁走出来，母亲选择了办托儿所作为自己的事业。父亲走科学救国之路，母亲则创办观音山托儿所与之配合。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鬼子的侵略粉碎了这对年轻人的美梦。在敌机连续的狂轰滥炸中，广西沦陷，美丽的桂林成为一片废墟。经过再三考虑，父母带着来不及疏散的四名儿童和一名保育员，加上自己的女儿陈蜜和还没有出世的蒋碧，一同踏上了逃难之路。

    它们从桂林出发，途经临川----兴安----全县的界首镇，最后到达内建乡的鳌州老家。不久日寇又占领了桂林到全县的铁路沿线一带，所到之处，狼烟四起，火光冲天、奸淫烧杀、妻离子散。为了求生，父母又带领这些孩子躲进了深山老林之中。既要防备日寇搜山，还要和饥饿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买不到盐只好淡食度日。就这样与世隔绝地熬过了一年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日子。孩子们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一个个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不仅如此，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一个新生命又诞生了，他们给爱女取名为蒋碧，以纪念抗日战争的完毕。

     抗战胜利了，母亲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废墟上重建托儿所。这次不但扩大了原有编制，改善了住房条件，还吸收了新的幼教人员。当母亲看到来自北京、香港、以及祖国各地的父母，与他们失散的子女久别重逢时的热烈拥抱情景，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战争的血与火，锤炼了母亲刚毅的性格，她说：没有苦难也就没有欢乐，但愿经受了战火洗礼的人们，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生活。

    解放后，父母应聘到长春，自愿参加东北的建设工作。母亲分配到长春光机所图书馆工作。为了适应新工作的需要，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她，经常是边听广播边洗衣服，嘴里还不停地背着外语。在我们家的墙上，柜上，贴满了外语单词。就这样数年如一日，母亲终于初步掌握了英、俄、德几门外语，而她的日语竟是在她七十多岁时，和孙辈在一起学习的。

       她经常为所里研究人员查找资料，更热心地为所里工人提供他们所急需的理论依据、操作过程等。就是对那些来实习的大学生，她也是关怀备至，主动向他们介绍科技情报，介绍国内外最先进的相关信息，推荐写论文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母亲的心血没有白费，当看到他们写的一篇篇论文陆续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时，母亲比谁都高兴，比谁都心满意足。

   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可以说是费尽苦心。她从自己的童年和办托儿所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经验是：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才能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才能有吃苦耐劳和战胜困难的毅力。于是她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都送到比较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有的是从幼儿园，有的是从小学，有的是从中学就住校，开始了独立生活。这在当时高收入的家庭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几个子女在后来的磨难中能够坚强地挺过来的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童年，母亲多年来还担当着校外辅导员的工作。在并不宽敞的家里经常有二个课外学习小组在学习和活动，我们在认真完成作业后，有的为军烈属打扫卫生，有的帮助图书馆抄写卡片。母亲象教师一样循循善诱。

     母亲在生活上非常俭朴，但却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多年来，经妈妈手上给出的东西或借出的钱不计其数，即使是借出去的钱多年不还，她也从不主动要回。以至于她去世后有不少爸爸不认识的人拉着爸爸的手说：陈白真是个大好人！

     晚年、母亲不幸患上癌症，六十五岁高龄时作了外科手术，手术很成功。手术后，她丝毫没有思想包袱，而是积极认真地进行体育锻炼，与癌症作斗争。她说成功了为人类积累经验，失败了作为他人的借鉴。由于她的乐观开朗和坚韧意志使她的身体逐渐恢复，癌症既未复发也未转移。她的康复极大地鼓舞了其他病友，激励他们更乐观自信地与疾病作斗争。

    暑往寒来，十三个春秋又过去，七十八岁的母亲终于步入人生的最后时刻。一九八九年八月五日，母亲安详地去了，正象她来时一样，无牵无挂，平凡而朴实。生前她叮嘱子女在她去世后，不要惊动任何人，不打电报，不写讣告，不举行任何仪式，遗体捐赠医院，角膜移植给需要它的患者。

        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她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生活俭朴，乐善好施。母亲热爱家庭和孩子，她的爱不仅仅是献给自己的孩子，她更爱别人的孩子，爱她身边所有的人和她所从事的工作。她深信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活的时间的长短，而是活得是否有意义。母亲最欣赏的一句格言是“没有奋斗就没有人生”，只有奋斗才能创造出人生的价值和真正的幸福。母亲是自己人生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一位哲人曾说“永远用炽热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并且保持这种高昂的境界，这便是人生的成功。”母亲的一生当之无愧是成功的，她高尚的品德和慈祥的面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为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安息吧，母亲。

                                        热爱您的儿女们

                                 一九九九年八月五日于滨城大连

“蒋”字倒着写

    父亲一生不善言词。他的座佑铭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他轻易不发言，一旦说了就要做到，而且要做好。正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国家急需发展运载火箭及导弹，这两个航空航天项目都需要高精度的靶场光学仪器实时对导弹进行跟踪、校正。而这样的光学仪器美苏及西方国家对我们国家全面禁运。我国只能自己研制！长春光机所承担了这项科研任务。而这种经纬的核心部件“编码盘”就由父亲所在的研究室研制。由于编码盘是经纬仪的角度基准，它的精度决定了经纬仪的精度，也决定了导弹的精度，所以国外在制作过程中用了大型计算机（当时要两个房间）不断计算、修正。当时在讨论方案时大多数的人认为按国外的方案搞，可是父亲认为那样做时间太长、成本太高，而且当时我国的计算机还比较落后是否能达到精度还难说，父亲提出用光学机械的方案，并自立军令状:如果做不出来“蒋”字以后倒着写！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父亲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中国第一块编码盘，后来被誉为码盘鼻祖、中国码盘之父。

    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李明哲所长（10级干部）立即打电报来表示祝贺，并要为父亲请功，说父亲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头脑、一双老钳工的双手。的确，这是父亲的一大特长，他在广西大学当物理课助教时，就经常自己动手制作教具，后来又自建面粉加工厂，这使他练就了一手好功夫，这一手让他在日后的实验工作中派上了大用场，因为搞科学实验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如果所需的实验装置都要画图加工，那将大大延长实验周期。李明哲回所后不久就因涉嫌杀妻案入狱（多年后因证据不足而释放），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直到近二十几年后，父亲这项成果才被评为国家四等发明奖，并补发奖金2000元。父亲拿出其中1000元与大家分享这迟到的喜悦。也许就是因为这迟到的春天，父亲的技术职称（刚到长春时由副教授转为副研究员）一直没有变动过即副研究员的最高级别：国家四级研究员。后因父亲退休后又工作了多年，光电所则按照国家三级研究员的待遇发放退休金。

蒋筑英的准岳父

    1963年大姐已经23岁，经人介绍认识空军航校（空字024部队就在光机所对面）的一名学员，此人也是广西人，身材魁梧英俊，谈到准备结婚时因我家的政审未能通过而告吹，后来大姐嫁给了吉林省艺术学院教她大提琴的老师即我现在的姐夫孙开远。

    1966二姐已经分配到黑龙江铁力林业局子弟中学任教，在妈妈的精心挑选下，认识了刚刚毕业不久的蒋筑英。蒋筑英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典型的江南小白脸），为人正直诚恳，谦虚，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惜那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关在狱中。二姐自己的家庭出身已经压得透不过气来，再也没有勇气嫁到那样的家庭中，最后不得不选择分手。

关押期间，狱友自缢

    1966年“5、16”通知下达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科研院校是重点，像父母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更是重中之重了。没隔多久，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然后就是搬家、抄家、游斗、挂牌示众、降职降薪直至关押，可以说“享受”了文革的全部套餐，只是因为父母的年纪较大，平时又一贯为人善良亲和，故没有“冤家对头”，所以没有受到过激的体罚。

    父母被先后关押后，光机所的“造反派”曾先后几次叫我们几个子女去揭发父母的反革命“罪行”。一次，造反派把我叫到专案组，让我揭发母亲的“问题”，说我是共青团员，又是班干部，一定要与你母亲划清界限---。我说我和母亲之间是人民内部矛盾，造反派则说：你母亲说站在毛主席像前搞“三忠于”、“四无限”就想起当年站在蒋介石像前搞“宣誓效忠”的情景---。我说她讲的是实话，即使是讲错了也是人民内部矛盾---。造反派大怒，说我对毛主席不忠诚---，要将我的“问题”反应到我的学校里去。那时我想，我才不怕呢，我的父母为人正派，对党对工作忠诚热爱，全部的热忱、精力都扑在研究课题上，若他们不是好人，那天底下就再也没有好人了！

    与父亲同室关押的是香港归国华侨王子辛。王子辛的父母是香港富商，早年留学德国专攻电子专业，并精通多国语言。造反派说他是特务将其关押，可惜这个才华横溢的海外赤子，放弃了荣华富贵想为共和国效力却落了个如此下场，王子辛越想越上火---，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吃饭时他对父亲说：蒋先生，我眼睛看不清了，您帮我带些午饭回来吧！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回来后王子辛用鞋带挂在水管上自缢身亡。

    王子辛自杀后不久，父亲也被释放，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怕父亲自杀。而后母亲也被释放，不过她没有回图书馆，而是先让她扫厕所直至1年以后又将她送至天津小站五七干校劳动---。

王淮湘召见

    父亲被释放以后，继续他的码盘研制工作。文革对他的摧残丝毫没有改变父亲对工作的热情，尽管因为武斗实验室里没有一个人上班，连警卫战士都劝他不要来上班，可是父亲还是冒着挨子弹的风险日以继夜的工作，因为实验室对父亲来说就是他的一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父亲的不懈努力码盘的精度进一步提高，分辨率达到2的22次方。1972年，作为吉林省第一个被解放的高级知识分子，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对父亲进行了一次召见，他问父亲：如果没有你，其他人还能造出码盘吗？父亲回答：能，又问：再提高精度呢？回答：恐怕不行。王淮湘最后问父亲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父亲说，我有三个孩子是知识青年，虽招工多次都因“政审不合格”而未能如愿。王淮湘说，这个问题以后会统一解决。

内定返城名单却不通知孩子

    1972年8月，长春光机所（当时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沈字619部队）的领导找父亲谈话，说组织上给你家一个招工名额，让那个孩子先回来由你定，另外两个孩子以后每年解决一个。父母商量之后，决定先将我抽调上来，原因是我带领知青搞“破产还债”与大队干部关系紧张也许日子不好过。但这个决定一直没有告诉我，直到10月份的一天，一个知青青年从公社带来口信说：明天到县劳动局去一趟，那有人找你。我以为和我开玩笑呢，劳动局里没有我认识的人。知识青年说：如果我不去耽误事不要怪他。我想也许是上次招工政审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没交代清楚，所以就去了，没想到是调令到了。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举家三线

    1973年3月，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备战、备荒的号召，长春光机所开始分迁部分员去四川大邑搞三线建设。当时有领导对父亲讲：去不去四川由你自己定，如果不去你的下乡子女以后每年解决（招工）一个，如果去的话一次性为你解决。为了早日解决孩子们的工作、同时又能回南方生活父亲决定去三线。但是，到三线以后，因为四川省当时没有招工名额，所以廷槐到四川后又下乡两年才被“勉强”招工。而杨华到川一年后，因为给杨浩落实政策也被调回南宁工作。因为父母年事已高（63岁但未退休）我也决定随二老到四川工作。

    我们的三线单位对外叫成都350信箱，实际上叫中国科学院成都光电技术研究所（简称光电所），位于四川省大邑县和平公社，该处沿河进山6公里，研究所就建在河的两岸，为此国家花费了大量的资金，特别是每年用于光学、机械零件的防锈资金就非常庞大。再加上后来发现，即使是躲在山沟里也躲不过美苏的间谍卫星，所以14年后，该所又搬迁至成都附近的牧马山。四川号称天府之国、鱼米之乡确实名不虚传，气候适宜、物产丰富、文化古迹频多。我们很快地爱上了这块土地，也爱上了川菜。可是生活永远不会那么平静------

招工中的较量

1975年，四川省终于给光电所一批招工名额。由于听说这是最后一次招工，所以职工们为了将其子女招回光电所可以说使出浑身解数（即使是招的炊事员）。当然，这些职工也包括保卫科科长、车间主任---，负责具体招工的是人事科的两名干事，其中的一位叫桑九云。

那日两名干事找到知青所在的大队书记让其推荐几名知青。

书记首先就推荐了哥哥，因为哥哥已经在公社中学带课1年多（在吉林省插队时就当带课教师多年）。

可是干事说（哥哥）政审不合格。

书记：他爸爸弟弟怎么合格呢？

干事：他年龄太大了。（的确：高中毕业19岁，后文革2年、下乡7年，21+7=28）

书记：你不招他他年龄不就更大了！

干事：他戴眼镜做饭、炒菜水汽大，看不见。

书记：可以卖饭、卖饭票吗！

干事：总之不要他。

坦诚的书记对哥哥说，不是我们不推荐你，而是他们真不想要你，他们好像已经内定要谁了。你还是赶紧回家找你爸爸看他有什么办法！哥哥自然不敢怠慢速速回到家中把情况告知父亲，父亲得知后非常气愤：原本说是因为没有名额暂不招工，现在有了名额又搞这一套！父亲当晚找了党委书记刘允中（原9级干部，其妻曾何琦为主席看过病，为江青接过生，光电所的最高领导），刘书记当场表示已招的名单全部作废---

就这样哥哥被招到食堂工作，可是人事科的诅咒仍在继续：带眼镜不能做饭炒菜，去喂猪吧！就这样哥哥一直在食堂喂猪，直到粉碎“四人帮”后（77年也参加了高考虽然成绩不错但是还是通过不了内定一关）79年，光电所第一次招考“七二一”学员时，哥哥以第一名的成绩榜上有名。后来国家开办电视大学，“七二一”大学集体转入，毕业后分配到光电所计量室工作。就这样哥哥结束了他12年的蹉跎岁月。

 路途中被退休

到四川不久，母亲因为已经63岁了，光电所就为她办理了退休关系，成为光电所退休第一人。但母亲根本闲不住，第二天还是去图书室上班，而光电所继续为母亲补贴退休金差额。直到76年初，母亲开始腹泻，并伴有便血。在成都4家大医院检查都诊断为结肠炎，但是服药又均无效，母亲决定自己到北京再检查一次，没想到在北京301医院（周恩来总理住院的地方）确诊为直肠癌，并要求立即住院手术。

父亲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向有关领导请假准备去北京照顾母亲，当父亲离开光电所已经到成都（80公里）准备上火车时，接到光电所人事处电话通知：从今天起你正式退休了。其实这与返聘补贴并无关系，即使是退休了父亲还是拿100%工资，也就是说父亲被返聘了，所里也无需向他补贴一分钱。那么此时通知父亲的意义何在呢？他们无非想是说：你们老两口全退了，生病住院不关我们的事！其实那时退休人员也是由原单位负责的。此事光电所可以说做的太绝情，这也许是“四人帮”在作怪吧！多年后刘允中书记对七室（父亲所在研究室）书记肖则林说：我们没有做好蒋朝江的工作---

母亲由于这一及时的手术多活了13年，1989年8月5日，由于癌细胞转移到肝部在大连第二医科大学不治去世，享年78岁。

人事处处长：你想造反吗！

1973年我有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高考，成绩不得而知，没能录取却是千真万确。紧接着张铁生的一张白卷，让这仅有的形式也不复存在。74高校招生，人事处要求下属各单位每个单位推荐一名优秀青年，然后再由人事处把关后保送上大学。

我当时所在的3车间有4个班组，2个人报名上大学。为了公平起见，车间要求各个班组对我们俩进行排名，排名结果是我是第一名，但名单送到人事处后我被淘汰了，另一位被送到了南开大学读书（此人叫曹创柳，上海人，曾是我妻子的男友，76年去唐山实习时不幸死于唐山大地震）。为此父亲找到了人事处处长王明力，问他为什么会这样？王说：因为你儿子的家庭出身未定（解放后城市里没有划分过阶级成分全凭个人如实填写），所以我们不能保送他。父亲十分生气：家庭出身未定是你们的问题又不是我们的问题！王明力拍案而起：你想造反吗！粉碎“四人帮”后，光电所成立（恢复）学术委员会时，这个造反派双手握住父亲的手说：欢迎蒋先生光临指导！（父亲当时是光电所唯一的一个副研究员并在文革前就是学术委员会委员）也许是他觉得风光不再了，没多久他就调回山西老家去了。

二返长春

 75年、76年国家再次招生，我虽然知道我的“问题”不可能解决，但每年还是报名，结果可想而知。77年我们车间换了一个主任张景魁（后来提升为光电所科技处处长），他对我说：今年车间需要你，你就别报名了，明年我会全力推荐你上大学。

张景魁没有食言，78年他给我报上了名，但由于“四人帮”的被捕，那年的招生全部作废。在我在外出差的情况下，他给我报了所办“7、21”大学。两年后我从这所学校毕业并分配到第7研究室给父亲当助手。

79年底，母亲回到长春光机所，受到所里的热烈欢迎，还分了一套住房。两年后，父亲也回到长春，所里又分了一套大的住房给他们（当时父母的户口还在四川）。一是光机所的盛情难却，二是不堪回首往事，两年后，父母将户口转回长春（退休关系还在四川）。父亲到长春后，把在四川搞的先进工艺、设备带到长春，这使长春所的工艺水平很快赶了上来，这也使四川所很不高兴。

 两代人的心血遭遇剽窃

    遭遇剽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父亲陪母亲在北京做完手术后正赶上唐山大地震，北京也余震不断，父母就回到光电所里继续工作。

不久，父亲开辟了一个新课题：光刻胶的应用。光刻胶，全名光致抗蚀剂，它广泛用于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上。此前在园刻机上都是用火棉胶刻划的，由于这种光栅盘、编码盘线条的机械强度差，所以要把它复制成铬质线条才能使用。而用光刻胶直接刻盘即可减少因复制产生的精度损失，又可减少工艺流程。

1982年父亲离开四川光电所之前，他和他的题目组成员（包括我）已经将所有的工艺设备研制出来了，并在国家科技杂志光学工程上发表。

1982年底中国光学学会刻划专业年会即将在成都召开，会议将对参加单位（长春、上海、四川等）的光栅盘进行评比，实际上是这一领域的争霸赛，所以各单位都极为重视。光电所第7研究室让文永仙（助理研究员、搞刻划资格最老的一位）负责完成这一任务，并要求我也参加，（因为要用光刻胶新工艺、新设备而文永仙从未接触过）我推说要重新设计正规的工艺设备（此前都是我和父亲自己动手制作的）而拒绝参加，因我们题目组还有一个电大生张茅也参加了此项工作，有张茅加入所以室里也就同意了。文永仙接过此项任务后也许是认为我们自制的光刻头不雅观，也许是觉得用别人的光刻头刻出的成果不光彩，就自己从新设计（光学部分请外室设计）了一台安装后开始试刻，没想到经过数月的努力（连同设计加工已经半年多了），就是刻不出我们之前的精度！此时离开会的时间仅剩两个月了，室里非常着急，责令我放下手头工作和她们一起工作。我首先检查了光刻头并发现了其中的严重错误：用全金属制作！金属会将光源温度传至元刻机刀桥从而产生偏差，这是精密机械的大忌！可文永仙还不相信，让我再试试，其结果自然是一样的。两周后换上了我们自制的光刻头后，精度立马恢复到正常水平！又经过几周的努力后，我们终于刻出了一块高精度、高质量的光栅盘，参加评比后被评为一等奖。

没想到的是，开会之前，文永仙把我们的整套工艺设备全部写入她的学术论文中，在论文的尾部落款中竞称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蒋朝江、蒋廷楠---等，更没想到的是这种喧宾夺主的剽窃行为室领导却不以为然：让我在会议期间不得提及此事，一切待会后解决。会后我将此事反映到科技处，经过一番调查之后，负责此事的唐元清对我说：反应的情况基本上属实，不过我们只能在下次（两年）全国刻划会议上予以更正---。两年之后我再次找到唐元清时他对我说：此事已经过去两年了，她又是个老同事就算了吧---。

此事让我非常失望，从来没有过的失望。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天真地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没想到四人帮何止只有四个啊！打那时起我就决定离开光电所，我不想一辈子为别人做嫁衣。我曾写信联系过江浙一带的小城招聘部门，但那边很少有生产经纬仪的企业，高精度的就更没有了。85年长春光机所希望我辞职（因光电所不放）去那里，我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86年，经科学院批准，厦门福达感光材料有限公司到光电所招聘维修技术人员，我即去报名即被录取。但是其他六户被录取的家庭即被批准放行，唯独我光电所不同意放人。人事处处长陈真旭对我说：你放弃去厦门可以马上批准你的中级职称（我刚刚考完实验师）资格。所长张礼堂对我的大舅哥（他的大学同学）说：叫他（指我）别去厦门了，我还会安排他去日本学习的（此前曾经安排我去日本学习交流一年，并脱产突击学习了5个月的日语，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但此时我已心灰意冷，并不为之所动，还是天天去人事处报到，这样抗争了100天终于如愿以偿。临行时处长对我们说：任何时候想回来我们都欢迎！我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器重，但是连起码的事实他们都不尊重的单位，我们怎么可能再吃回头草呢？（即使是放弃学历、放弃职称、放弃我最熟悉、最热爱的工作！）多年后我有幸在厦门遇到7室的书记肖则林对我说：当年你走还真是走对了，不然---。

     剽窃他人成果，古今中外这种小人人皆避之，关键是看当局者如何认识处置这类问题。

三伯父蒋朝沅

    三伯父仅比父亲大两岁，从中学起他们哥俩可以说是形影不离，都是同班同学。直到大学毕业后也都是同时留校、同时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感情也非同一般，直到解放后他们哥俩一个去了西北兰州，一个去了东北长春。从此天各一方，境遇也大相径庭。

    三伯父在兰州的一家锅炉厂任工程师，由于他喜好烟酒因此结交了许多酒友，其中包括厂长。一次酒过三巡伯父显然是醉了，抓起餐桌上的一把水果刀对着厂长说了一些不敬的玩笑话，没想到多年后的一次运动这些话竞成为他的反革命罪证，最后竟被关入牢中，文化大革命时期还被遣返原籍（全州）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冤假错案三伯母竞用了十年的时间，反复的到各级政府信访部门上访才得以平反！出狱时伯父已是人老珠黄、面目全非了---

两个值得一提的学生

父亲自从到科学院系统工作以来，上上下下都称其为“先生”（除文化大革命时期），既是先生就必然有其学生。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学生大有人在，最出色的当属邹志强。虽然只有大专学历，但其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没多久就成为同行中的娇娇者。职称也从见习员提升至助研、副研。后来调往上海机械学院工作---。另一个是许兴智，虽然来自农村，还是工农兵学员，但他朴实诚恳、谦虚好问，很快掌握了刻划工艺的精髓。目前自己已经投资建厂，现任莱格光电仪器有限公司（北京廊坊）董事长。中国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光电专业委员会委员。在他的公司里挂着父亲这样的一句话：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是对技术人员的最基本的要求！这是他对技术人员的要求，也是他自己工作的座右铭。

父母的为人

    解放后由于大伯母、二伯母都没有收入，所以父亲每月都给她们各自寄10块钱作为她们的生活费，直至她们去世。三伯父入狱期间父母也会寄一些钱接济他们。在我们下乡期间由于我们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还要送礼），虽然父母无任何嗜好，但还是没什么积蓄。当然，在外人向他们借钱时，他们从来都会想方设法的满足他们：这包括厂长、也包括书记，但更多的是一般同事。直到我们三个小的都陆续工作后家里才开始有所盈余。在我们都各自成家后，父母的积蓄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将存款分给孩子们，分配财产时是不分男女一律平等的，但他的遗产（成都、长春的房子）只留给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选择住所不是看经济条件，而是看家庭是否和睦、接人待物是否礼貌。父母在他们的一生中从未说过一句（或一个字）脏话，即使是对剽窃他成果的人他也只是说：他（她）们太可怜了。意思是他们拿不出自己的东西。小时候当看到我们吃好吃的东西毫无节制时，会说：“傻瓜！”这是父亲的唯一脏话。当我们淘气过头时，父亲会举起拳头吓唬我们：“敲烂你的脑壳！”这是父亲唯一的暴力倾向。父母从来不背后讲别人的缺点、包括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他们伟大的人格使然。

七十七岁真正退休、九十八仙世

85、86年以后，父亲因冠心病、间发性心动过速先后两次住进长春空军医院，他的心脏再也无法承受任何工作压力，只好与母亲共赴大连以脱离工作对他的诱惑。87年，我们调到厦门以后，父母也到厦门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返回大连二姐家。 1989年8月5日下午4时，因为癌细胞转移至肝部母亲在大连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世，享年79岁。母亲去世后，父亲曾于91年、95年、2009年先后3次到厦门居住，并在厦门过了他80、90岁大寿。其余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大连度过的。05年父亲住进了我们在大连为他买的带电梯的新房，在这里一直住到他最后一次住院，2008年12月8日13时父亲因脑中风而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父亲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有生之年去台湾（年轻时从广州乘船去上海曾经靠停基隆港），原因是台北木栅葬着他的已经故去56年的父亲我的爷爷——蒋继伊。晚年父亲多次提到想去台湾，但因户籍不在福建而未能成行---台湾自由行开放后我将替父亲完成这项遗愿.

长寿密鉴

    父亲一生中从不注意保养身体，85岁前从未进过“补”，包括中医所说的一切有进补功能的食品（而后才开始服用加拿大舅舅寄来的多种维生素，再加上一些西洋参），但身体一直很好，除了有神经性皮炎、口干症、耳背、手指麻木及间发性心动过速（88年服用了两盒日本的救心丸后竟然好了）外，几乎没有其他疾病，包括常见的老年病，一生中没听他说什么地方痛过。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健康乃至长寿呢？是遗传吗？不是，祖父才活了70几岁，下面的三项因素也许是父亲长寿的真正原因。

1 头脑单纯、与世无争：父亲一心一意只想着工作，其他一切在他的头脑中全无，吃喝玩乐这四个字在他的字典里几乎找不到，（小时候与我们下过象棋，退休后喜欢养狗，再就是一生离不开参考消息，这就是他所有的业余爱好）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头脑非常单纯，生活非常简单。这很像佛教中所谓的四大皆空，使其长期处在一种“修身养性”之中。在百年的生命长河中极少向任何人为任何事发火，不怕吃亏、不惜出力，实在是个超人，实在让人钦佩。

2 迈开自己的腿：父亲一生勤劳好动，做到了祖父所倡导的即勤又俭。在他眼里没有什么东西（家里、工作上的）是不能做的，而且说做即做，不讲条件、不计时间。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工作室里，经他亲手制作的物品、设备不计其数。彻底退休后，父亲开始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步行不少于5公里，直到95岁后才逐渐减少。父亲不止是四肢好动，而且大脑也是永不停顿。对新鲜事物、科技创新永远保持着一颗好奇的心，96岁时还要我一起回四川搞他的“双刀架刻划”（已经完成的一项科研课题）实验，显然父亲是把时间搞错了，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但可以说明他还在想着他的工作。大脑还在不停地思维。

3 管住自己的嘴：父亲一辈子没有嫌弃过母亲以及我们做的饭菜不好吃，尽管母亲不会做饭（以前有保姆做饭），尽管自然灾害时期要吃高粱米饭，而且也没有什么菜，但父亲也从无怨言，只要有一小勺广西辣椒酱（辣椒、嫩姜、大蒜）就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贪吃，再好吃的饭菜也不多吃一口，特别是不“爱”吃菜，有时我们见他吃菜太少会将菜加到他的碗里，可是他会从菜下面挖饭吃，结果还是把菜剩下了，可谓“腹中”有数。父亲不喜欢吃甜食，很少吃水果、喝水，也从不吃零食及烟酒，讨厌酒席宴会。这些习惯使他相对远离了心脑血管疾病，96岁后，父亲开始出现一些老年痴呆的症状：记忆不好、思维混乱、性急易奴。一生一世矜持、克己的父亲不在了，那日我们做的菜有些硬，他怒道：你们就不能给我煮两个水煮蛋吗！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对他的饭菜提出的（无礼）要求！我立马去为他煮蛋，但心里有种莫名的难过：慈祥的父亲要与我们渐行渐远了---。从此以后父亲想吃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想让他最后享点口福，但也加速了他西区的进程---没多久父亲就因脑中风住进了医院------我们真不知道是做了件好事还是好事？————上帝是公平的：分给每个人的食物一样多，谁先吃完谁先走，特别是肉食者！

回光返照

    以前多次听说过“回光返照”这个词，但从未经历过、似信非信。79年母亲去世时，我从厦门赶到大连时仅差1小时也没能体验到。

    2008年7月26日（即离父亲去世还有4个多月的时间）清晨7时许，父亲坚定地从卧室走出，沪云立即发现：怎么没用手杖！（之前已有一年多离不开手杖了）走到洗手间站着（之前都是坐着）小便后走到洗脸池旁边照镜子边问：“我的假牙哪里去了？”我心中不免有些诧异：“老爸今天是怎么了？已经多少日子没有戴假牙了呀！”我急忙地帮他找出假牙，他居然还能自己把它戴上。（父亲已半年多没用假牙了，因为他已分不清上下左右了，而且也好长时间没照过镜子了。）然后边用电动剃须刀剔胡子边说：“不知道阿陈（母亲）见了我会怎么想。”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不是回光返照啊！沪云说：可能不是吧？---接着父亲又问：怎么朝沅（三伯父）、朝淮（六叔）好久没有与我联系了（其实爸爸的这两位兄弟早已去世，我们没告诉他）？此时他的头脑特别清晰，又问了其他人的一些情况。我立刻将父亲说的话记了下来，同时打电话告诉大姐、二姐他们，他们都将信将疑。

    最后的午餐是自己吃的，可以说吃的干净利落，而且是一气呵成！（之前需要夹菜、喂饭）自己加了2个小狮子头---没想到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用嘴巴享用美食---，吃完后父亲说：让我在这休息一下。而这竞成为他今生今世最后的遗言。几分钟后，父亲手腿僵直，我们好不容易地把他弄到床上，然后送到大连二院心血管重症监护室------从那天起父亲再没有吃过（鼻饲）一次饭、说一句话、露一次笑脸------直到4个多月后的12月7日，也就是他弟弟蒋朝淮（蒋路）的忌日他才停止了呼吸。我不知道科学界是如何解释这种现象，难道人在临终（失意）前真能自我察觉这一时刻而竭尽全力地表现一下？还是上苍给人类最后一次表现的机会？而我更相信后者！

与六弟异年同月同日死

结束语

    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永远的走了------不、也许他们还在关注着我们，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相见，相互倾诉离别后的思念---询问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遗产还剩下多少？我将无言以对：越来越少、一代不如一代！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注重家族与血统方面的教育与宣传，这使人们在向国家效忠的同时也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家族荣誉的影响，无形中多了一层约束，而且近在身边---

                   我的前半生

无忧无虑的童年

    今天是6、1儿童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也是我一辈子都要过的节日，因为它是我的生日，今天是我62岁的生日。62年来，我先后在5省7市、县生活过，见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接触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心中频有感触---我希望与大家分享。

    我与共和国同龄，出生在风景如画的桂林，可惜的是还没等我把这座美丽的城市欣赏完，就被父母带到遥远的长春。

    长春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春天的南湖、夏天的斯大林大街、秋天的静月谭公园、冬天的长白山---无处不让人流连忘返。长春不但有第一汽车厂、客车厂等著名的企业外，还有众多的各高等院校、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及中科院的长春光机所、应化所。而我父亲就是应长春光机所的招聘，率领我们全家一起北上来到这座北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