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留在清朝的领土，他们有遭逮捕处决的危险。就算是在香港，孙文也被禁止在五年内居留，对反清分子而言，未必是个安全之地。

　　从这点来看，反清分子倒是可以昂首阔步行走于刚纳入日本掌中的台湾土地。为了与藏身于台北永乐町某外国人商社内的杨心如取得联络，陈少白才去到台湾。

　　根据所签订的和谈条约，台湾的居民皆成了日本帝国的臣民。但若此时人不在台湾，即使家在台湾也不算是日本人，日后即使归来也只算是居留此地的大清国人，也就是被视为华侨。

　　即使是兄弟，若兄长赴厦门办事，弟弟留在台湾的家中，等到日后兄长归来仍是大清国人，而弟弟则拥有日本国籍。

　　和谈时人不在台湾的杨心如和陈少白当然被视为是华侨。

　　后来与起义失败而逃至此地的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取得联系，并设立兴中会台湾分会后，陈少白便又返回日本。在滔天拜访孙文之时，少白人正好在台湾，但那只是一段短期旅行。

　　先在横滨安顿下来后，孙文随即又转至东京居住。宫崎滔天等日本同志代为介绍的财政界重要人士大多居住在东京。

　　孙文先是住在银座的旅馆。此时大清国政府通过驻日公使馆要求将孙文驱逐出境。

　　大清国驻日公使自甲午之役（日清战争）后一直由汉军旗人裕庚担任。之前孙文刚从香港亡命出奔时，裕庚也才刚到任，因尚要处理败战问题（赔偿等事宜），故虽也曾提出驱逐出境的要求，但仅是做做样子而已。此次则是比前一次更严厉的要求，而比这种正面要求更可怕的是暗地里的刺客。

　　受到伦敦事件的教训后，孙文比以前更加小心行事。虽是如此，日本同志中仍有人对宫崎滔天表示不满：

　　——孙文明明得到教训，却又处处露出空子，这未免太小看清朝当局了吧。清朝或许是在覆亡前夕，但也正因如此，反倒可能使尽全力一搏呢！

　　孙文必须同时对抗清朝的表面权威和暗地谋略。日本的官员也未必个个都是秉持着善意的中立想法。有些日本人甚至认为，万一到了紧要时刻，可将孙文出卖给清朝，这样对日本更为有利。

　　“总之他是客人，只能自求多福。”

　　滔天一概如此说道。

　　孙文使用日本式的化名。

　　中山樵。

　　有一次在日比谷公园散步时，见到一幢 豪宅的门牌上写着“中山”二字。孙文见了便用笔谈方式问道：

　　“中山这姓氏在日本算稀有吗？还是很普遍？”

　　“是很普遍的姓氏，比我这个宫崎还普遍。此宅的中山是侯爵世家，但也有乞丐或小偷同样姓中山。”

　　滔天如此写道。

　　“能在此见到，应该是有缘吧！我就用它来当化名。姓中山，名樵，那是樵夫之意，小时候我曾经想过要当樵夫呢！”

　　孙文这段话是通过陈少白的翻译。在日本已停留一段长时间的陈少白也使用“服部次郎”这个日本名字。

　　孙文自己选定的中山樵这名字后来过于有名，几乎成了孙文的别名而被称为“孙中山”。

　　他在签署机密文件时也使用“中山樵”这名字，但出了名之后就不得不再次改用别的名字。甲辰（一九○四）之后的机密文件大多署名为“高野长雄”。此化名是将同是医师也同为国事奔走的高野长英之姓名变更其中一字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