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结识孙景尧先生是在2007年4月份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中，迄今为止刚好五年零两个月，与孙先生接触最多的时间则是我在攻读博士一年级的时候。毕业之后，虽然不再频繁的接触，但逢年过节总会记得给恩师发个短信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见到孙先生是在今年五月给恩师庆祝七十大寿的时候，没想到那次相见却成了师徒之间最后的的一次会面。如今，恩师终于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去了一个我们称作天堂的地方，而把无尽的思念和感叹留给了我们这些仍然健在的亲朋和学生。

　　孙先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如同儿女是父母的影子一般，我在自己的思维方式、言谈举止和教书研究中总多少能看到恩师特质的存在。这里不存在影响的焦虑，有的只是我自愿自发、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孙氏作风的浸润。

　　事例一：博士生入学考试面试中需要对有关比较文学的某段话语进行评介的时候，出于年轻人的无知者无畏，我上来就对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勒夫莱尔的观点进行大肆抨击。当时，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勒夫莱尔是什么来历，只是觉得我不赞成他的观点。在我自以为发挥得还不错的时候，孙先生要我注意“阐释”和“阐述”的区别。当时，我一下子就弄懵了，后来幸亏我急中生智，作了某些补救才顺利考取了2007级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才逐渐明白“阐释”和“阐述”并不仅仅只是两个词语的区分，它们分别指向了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治学路数。古人讲究的“述而不作”，但现在人文学科研究的一般途径应该还是先述后释把。这一点，我永生不忘。

　　事例二：在平常的授课和座谈中，孙先生总是喜欢提一些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在同届的三名博士生中，由于我是唯一的男性，所以我经常作为炮灰，第一个被揪出来进行回答。结果可想而知，对于从英美文学转到比较文学、非科班出身的我来说，往往被批评得体无完肤，当然被批的理由无非是逻辑混乱和论点站不住脚。也许如同受伤的动植物总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一样，我逐渐学会了在短时间内如何尽快组织思路、然后逻辑严谨且能自圆其说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提高了我的学术敏感度和思维缜密性，让我在学术讲座中能相对较为轻松地捕捉到演讲人言谈的纰漏或疏忽。这一点，我终身受益。

　　孙先生为人的高风亮节、治学的严格投入以及与师母的琴瑟相合，我想作为弟子的我们都看在眼中，记在了心里。但除此之外，可能很多人过多地把目光停留在了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上，而忽视了先生身上其它的一些特点。在我看来，孙先生还是一个很时尚的人，套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就是“潮男”吧。孙先生的穿着总是十分得体，极为符合他那儒雅的学者风度。很喜欢先生夏天身上穿的那件白底蓝纹、带有牛仔风格的衬衫;很喜欢先生冬天头上戴的那顶棕色的毡帽。有一次，大着胆子鼓起勇气询问先生的穿着秘诀。先生先是笑了笑，然后说道：我和你师母不过是选择一些适合我们年龄和身份的衣服罢了。虽说这答案并不让我十分满意，可我真得觉得孙先生很帅气很有味道，这帅气和味道具有那么一种底蕴，不会随着青春的逝去而魅力消退。此后，我心仪的那种类型的学者一定要符合以下条件：穿着干净得体，举止风度翩翩，演讲逻辑严谨，说话无懈可击。我想，这里大概还是存在孙先生的影子吧。

　　孙先生还影响了我的恋爱观：我希望自己未来的婚姻能像孙先生和孙师母那样，能相互理解，相互扶持，能深深地爱着对方，能从内心深处来欣赏对方。孙先生这个人还有他做过的事，总是会成为我们茶余饭后永谈不厌的话题。先生在学生当中的魅力和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孙先生，孙先生，永远谈不尽的孙先生居然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嚎啕大哭吗?我们该流泪一直到天亮吗?我们泣不成声才能表达我们对先生的感恩和思念吗?依我来看，对于逝者必要的哀痛是理所当然的，也在情理之中，但若要因悲伤过度而闹得自己生起病来，那才是走到了怀念的误区之中。先生精心培养我们多年，无非是希望我们能秉承甘于淡泊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实学作风，在治学、教书和为人方面都能作出一番成就的、具有远大志向的人。我想，如果出自孙门的学生都能做到这一点，孙先生的在天之灵就真能得到告慰了。孙先生，我会永远记得你，永远记得2012年的这个夏天!在微风吹过的瞬间，似乎一切都被吹翻，只剩下记忆更加沉淀。

　　                                                                                                                                         略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