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汗宁生参加革命工作,同年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旋即被派往无锡农村参加土改工作。
1950年代的北大虽经历次政治运动,但远绍清儒考证之学近接五四以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学之传统,北大的文史研究仍然扎实而厚重,北大历史系尤为中国古代史及考古史学界著名学者集中之地,汪宁生受业于向达、邓广铭、苏秉琦、宿白、阎文儒、夏鼐、唐兰等史学、考古学大师。
1952年,汪宁生任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职员。
1954年,汪宁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考古学,从此确定了其今后的人生道路,北京大学的学子生涯影响了他今后一生的为人与为学。
1959年,汪宁生大学毕业,留校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秦汉考古”课助教。一年后不满组织不尊重其学术旨趣安排其报考“隋唐史”研究生的行为,遂以“交白卷 ”方式表示无声之抗议,于是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所渭祸福相依,这一变故,反而成就了汪宁生在中国乃至世界民族考古学、人类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从1960年起,汪宁生即参加由全国人大统一领导的云南民族调查组,到四川t茂汶、凉山、黔西北、滇东北调查,此时他对民族调查毫无兴趣,但这段经历却为他以后的一生与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3年,汪宁生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汇聚了诸如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林耀华、闻宥、宋蜀华、马学良等民族研究领域的权威和著名学者,汪宁生因无课可上,便借暇饱览国内外人类学著作,并经常得到这些前辈学者的指点,不甘平庸、求知若渴的汪宁生吮吸着人类学养份,投身于民族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兴趣渐生渐浓:受顾颉刚《浪口村随笔》(1963年改名史学杂识 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影响,开始关注运用今日可见之民族志资料与中国古史之记载以及现今考古之发现进行类比—— 验证、进而揭示历史之本来面目的民族考古学方法的学习、探索,并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运用,为西南古史中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奉献了他的智慧。
1964年底,汪宁生由中央民族学院调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此后40多年从未问断的民族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研究。
1979年,汪宁生调入云南民族学院工作至今,为云南民族学院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发挥出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