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恢复研究生招生已有30年了，我作为1978年入学的第一届研究生，当年的学习经历依然历历在目。那时全校只有二十多位教授招收研究生,学校共从全国录取了32名研究生。我所在的畜牧系只有动物遗传育种专业、动物营养专业和动物繁殖专业的3位教授招收了7名研究生，我有幸师从名师吴仲贤教授。

吴仲贤教授是动物数量遗传学家，教育家，我国动物数量遗传学科奠基人。曾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数量遗传学分会会长。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又去了剑桥大学。1939年，正值抗战时期，他学成回国，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原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授，曾任畜牧系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学校刚刚恢复研究生招生时，教学条件极端困难，但没有人叫苦叫累，因为多数同学都有十年左右的基层或农村工作经历，有感于深造的紧迫性。其中多人已为人父母，为了3年的研究生学习，都能克服远离家人的困难，刻苦学习和进行科学研究。我的女儿当时还不到一岁，婆婆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学习，让我把女儿送到上海，由她照看。考上研究生，从名师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亲眼看到，虽然当时学校的教学条件恢复尚需时日，但教师队伍没有被打散、拖垮。老师们在专业方面急起直追，他们把文革十年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愿望十分强烈。吴仲贤教授当时已66岁，深感时间紧迫，正是为了要尽快缩小我国动物遗传育种专业十年的落下的差距，弥补学术队伍的断层，抓紧培养高层次的接班人，他在第一届招收了包括我在内的5名研究生。

那时，学校住房极缺，不少老师没有家属宿舍，只能住在破旧的教室或实验室里，有些老师甚至住在地震棚里，而学校却把研究生安排在当时条件最好的楼中居住，把我们当成学校的宝贝。受到那时顶极的待遇，我们真是于心不忍，同时深受感动，只用有刻苦学习和研究来报答学校的厚爱。

吴先生强调动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同学在学业上要有坚实的基础，尤其是数学基础，要懂微积分。我们的必修课有高等数学，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自然辩证法、英语等课程。专业课由导师亲授数量遗传学。我们有幸最早使用吴先生的专著《统计遗传学》作为研究生教材，这是当时最新的教材。该书是我国数量遗传学史上第一部专著，是该科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吴先生近十年勤奋研究的结晶。从理论到实践，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各国数量遗传学的新发展。该书成为研究生数量遗传学课的教材，使该领域水平得以直接与国际接轨。

我们很喜欢听吴先生的课，他的教学方式也与众不同、极富特色，他先讲基础理论部分，然后安排我们5个研究生每人讲一个专题，通常是一章的内容。我们要先自学，理解，查资料，写讲稿，备课，然后上讲台讲课。每人讲完，其他同学们提问并讨论。吴先生对每位同学所讲的内容都要讲评，并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这种的教学法充分发挥了每一个研究生的积极性，使我们有机会吸取吴先生课程的精髓。他对自己的课程的教学准备总是十分认真，其娴熟的程度使他可以不看讲稿。听了他的课会从内心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学术造诣之高，特别是基础学科方面的功底十分深厚，他治学态度的严谨更是潜移默化地感染我们每个研究生。他讲课时双目传神，思维敏捷又不失风趣。主要的概念吴先生必用英语表述，他的英文功底那时在教师中无人可比。我曾经听说过，他在大学时，曾把学校的几十本英文小说通读了一遍，有些章节甚至会背诵。他用英文写了一本题名《An Idyll of G0lden Valley》的小说出版，还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书名《金谷恋歌》。吴先生在讲课时不时插入一些人文的知识，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可见他的文学知识渊博。吴先生告诉我们，人们受高等教育是为了求得知识和智慧，知识比较容易求得，而智慧则难于学到。智慧的精髓是判断力。智慧的标志是判断力的表现。我们深受启迪。

在3年的研究生生涯中，我们不断地感受到导师的人格魅力，他忧国忧民，坚持科学真理，对事业执著，宽以待人。从其他老师口中我们得知，1957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使遗传学和科研工作受到干扰甚至中断，运动中尽管他自己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蒙受了委屈，但他始终处之淡然，心态平和，从不抱怨，他没有跟我们提及这些，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科学事业和自己在学术上的追求。他深信遗传学必定要在中国繁荣起来。运动过后他更加努力工作，积极参加各项学术活动，并多次应邀出席国际会议并作大会报告。

为了确定我们的研究方向，开阔视野，为深入学习提供机会，导师亲指导我们到黑龙江、吉林、辽宁、湖北、上海等省、市的一些研究所、种鸡场调研，让我们拜访遗传育种界的专家、教授，了解种鸡场育种的实际情况和问题。

吴先生一贯强调动物遗传育种理论要指导我国畜禽育种工作，由于当时学校研究条件有限，吴先生安排我到位于昌平的北京市种鸡场，在原种场参加北京白鸡三系的选育工作，加入到当时他主持的科研项目中。他强调我们的研究工作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有新意。我驻场数月，与技术人员和饲养员一起测定种鸡的生产和繁殖性能，分析几个世代的选种资料，按照所学的数量遗传学理论，首次估计了北京白鸡三系生产和繁殖性状的表型和遗传参数，制定了选择指数，结合选育工作，设计了育种工作所需的一整套记录表格，既要符合选育的要求，又要便于在种鸡场操作。我定期向导师汇报研究进展，针对疑难问题向导师请教，吴先生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尽的指导，特别是试验设计和数据的可靠性。我在1980年末完成了毕业论文。在我们专业几个研究生中，我是第一个通过硕士论文答辩的。来自华中农学院、甘肃农学院等单位的答辩委员对论文充分肯定。

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育种工作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吴先生对数量遗传学的创新概念如重复力、遗传力和遗传相关，以及相应公式的推导引入，将我国畜禽的育种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畜禽的生产水平，还加快了遗传育种的步伐，起到了促进畜牧业现代化的作用。我在研究生期间参加的研究工作是“畜禽遗传规律的研究”和“北京白鸡纯系和配套系育成”课题的一小部分，后来这两个课题分别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吴先生培养学生的方式比较开放，他不拘于把学生留在自己身边，如有机会，他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学生送到更好的学习环境中去培养。他认为学生应有国际视野，他亲自为我们第一届5个学生及以后的学生写推荐信，使我们有机会先后到美国、德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留学深造，为提高学术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吴先生没能看到恢复研究生招生30周年，去年他以96岁高龄谢世。吴先生在动物遗传育种领域奋斗了近70年，活到老，学到老，是事业常青藤。他89岁时为祖国进入新世纪的学术献礼：杂种遗传力研究成功，利用“杂种遗传力”的概念，提出杂种优势预测的新方法，通过农业部鉴定；92岁时在“Journal of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和“Acta Genetica Sinica”发表关于杂交育种和纯系育种理论统一的论文，93岁时获得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终生成就奖”，为我国动物遗传育种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坚信，中国科学家能够在本土做出科学创新。

吴仲贤教授是我们的导师，也是我们终生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