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潘受（国渠）老先生远行，给他的家属发了唁电，心里还老是想他。我是一个脑子、笔头都迟钝的人，还不曾在谁远行之时，马上写悼念文字。可是，这几天却什么事也不能做，只能破例命笔。

　　潘受的住所海外庐门口，有八个大字的对联：岂有文章；漫劳车马。是旧居对联拆成的。从他的作品，从有关的照片和录像带，知道最近十五六年来，中国和华人文化界以及外国汉学家到新加坡的，绝大多数将看望他列为主要活动项目之一，就如到西安的人几乎都要去大雁塔。有些文艺团体或音乐家、演员，还专门到他家为之献艺。不但文化界，好几个国家的首脑、政要到新加坡，也特地安排同他会见。由于他年事已高，难以频繁会客，想看望他而没能安排的不知多少。

　　其实，潘受待人谦和儒雅，交游很广。60年前，由于他的禀赋和勤奋，二十几岁就崭露头角，深受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信赖与倚重。未满30岁，作为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团长，潘受到中国好几个省慰劳抗日将士，后因战事滞留重庆，更是与各界著名人士多有交游。在担任慰问团长之前，在滞留重庆和上海期间，在重返侨居地新加坡尤其是1983年以后，潘受交往的前辈、同辈和晚辈，可谓群星灿烂。文化界有徐悲鸿、郁达夫、司徒乔、章士钊、刘禺生、邵力子、于右任、傅抱石、叶恭绰、刘海粟、关山月、钱钟书、俞平伯、叶圣陶、赵朴初、程十发、吴冠中、黄永玉、黄苗子、郁风、亚明等等，科学家有张文裕、钱学森、杨振宁等，这挂一漏十的名单，表明潘受交游之广，其中不乏文化、科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他们与潘受的交往，既互相滋养，互相启迪，也促进了中华文化内部的交流与传布。

　　潘受给我特别突出的印象是祭拜黄帝陵。那是1996年4月3日。他由其子潘思颖医生陪同，从澳大利亚飞新加坡，再飞北京，转飞西安，然后乘汽车到黄陵县，登桥山，参加公祭黄帝陵。对于一位已经85周岁的老人，倘非平生夙愿，不下大决心，重洋万里，辗转机车，是很难想象的。到了公祭，从高层官员到各界人士都三鞠躬，只有他跪在墓前行礼。也许他觉得，只有跪着才能表达对民族始祖的敬意。不但跪着行礼，还朗读一篇二三千字的祭文。这篇由他口授、潘思颖笔录的祭文，充满了他几十年对中华民族命运的认识与思考，充满对海峡两岸问题及社会腐败丑恶的愤懑与忧患意识，充满对民族复兴的热切期待。这篇杜鹃啼血的祭文，由他长跪朗读，有心人看了听了，心中一定会感泣不已。联系到抗战期间，他从新加坡经缅甸，入云南、贵州，历尽千辛万苦，到内地好几个省慰问抗日军队，宣传民众捐款支援前线；联系到他筚路蓝缕，参加创办南洋大学，在压力与风波中主持校政，为华文教育作出超常的贡献；联系到他将自己的住宅命名为海外庐，以及其它许多诗词、对联、题字；联系到他对“文化大革命”及一些政治运动对民族戕害的悲愤，在黄帝陵前的长跪和祭文，实在是高高捧着赤子之心的呼吁与祝愿。祭黄陵之后，因为劳顿和气候的差异太大，回到新加坡，大病一场，但他毫无后悔之意。

　　他很传统。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但了然于心，而且努力以它作为言行规范，尊奉唯谨。但他同时又很现代，从青年到晚年，一直密切关注时代风云，重视科技的进步。所以，即使到了80多岁，仍然没有老年人常有的守旧，仍然没有九斤老太的哲学。看来，这是他能同几辈文化人无间地对话、通畅地交流的重要原因。

　　他与我，是1991年开始文字往来的，送我几部他的诗词、书法作品。1993年在上海初次见面，因为到宾馆拜访他的人很多，又要看看四十年代在上海的旧居和参观浦东，许多老朋友都没能安排时间见面，所以彼此虽然很兴奋和欣慰，却未能多谈。去年3月，我应邀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首届艺术节。会间，找他和找我的人都很多，想喝口水都没空，他见状请主办者让我们两人单独在贵宾室用餐，才得以说说话。会后几天里，他4次请人接我到家里做客，每次都谈得很投机。他左一声旭澜叔右一声旭澜叔，让我很不自在。他比我大21岁，他蜚声文化界时，我还刚入小学。他的阅历广阔繁富，我几十年都在一个学校当教师。我一再请他直呼名字，他说，怎么可以呢，叔辈就是叔辈。知道无法让他改变，就不多费口舌。

　　他不能再来上海了。我若再去新加坡也见不到他了。但是，他1992年书赠我的一幅长方墨宝，是我近年挂在客厅的唯一字画。每每见到这一长幅，就像他时常与我见面。更可以从那部1997年出版，收了他绝大部分诗词、对联、文章的大书《潘受诗集》，与他常常倾谈。

　　他已经到另一个世界，他的作品却是人间一曲历久长新的高山流水。

《海外版》　(1999年04月09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