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的1947年12月,正是隆冬时节,解放了丹东(原安东)大家脸上绽放出久违的笑容。位于安东官电街的清真寺院内,不时传出阵阵锣鼓声和悠扬的琴声。
     一声集合哨响。院子里,几十个十来岁的孩子站列成男女两排，一位身穿解放军军装的中年人在整队。他宣布，“咏讽社正式成立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咏讽社京剧科班的一员了，这是你们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京剧是咱们中国的国粹，讲究唱、念、做、打并重……现在，解放全中国就在眼前。你们是劳苦人家的孩子，今天学戏，明天演戏，为老百姓演戏，你们愿意吗？”“愿意——”，孩子们齐声回答。
     咏讽社的师资力量强盛。教师有业已成名的谭派老生邢威明，他出自著名的富连成科班；有当红青衣、刀马旦马宗慧；有有“铁嗓”之称的白玉昆，其艺术造诣颇深；有有“活蒋干”之誉的名丑张和元；有富连成科班毕业的名净徐啸山、徐盛达；武生耿庆武和毕业于天津华景科班的文武老生姚尚英。后又请来戏路宽广，在“绮春堂”毕业的名角诸如香教花旦、小生。科班还设有文化教员和吊嗓琴师，教师们既教学，又演戏，一律称为“代教”。
     咏讽社的学员名字以“咏”字居中，他们的学习生活很紧张，早晨5点钟起床练毯子功和把子功，或到锦江山喊嗓。早饭后是业务课，由教师说戏、教戏。下午是政治课、文化课和业务课交叉进行。晚上戏班如有演出，全体学生去观摩学习，没有演出时，则在社里撕腿、劈腿，一直练到夜里10点。新社会了，社里废除了“车压马踏全由天命，悬梁投河概不负责”的旧科班契约，但用戒尺打手板、一人犯错“打通堂”（即全体受罚打手板）的情况在初期还是时有发生。后来随着指导员的设立，情况稍好。有一次，12岁的陆咏萱念白吐字不清，被师傅责打，事后政治指导员批评了这位师傅，师傅也有些于心不忍，领着小陆吃了顿肉包子，以示道歉。
     京剧讲究翻跌扑打，练功时，难免受伤，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小科班”们去洗澡时，惹得许多人投来诧异的目光。冬天练喊嗓子时，要对着冰柱喊，直至嘴里呼出的热气把冰柱融化掉。
     那时候虽然条件差，生活艰苦，但为了练好功，长大成个“角”，学员们都很刻苦。学武生、武旦的，夜间把腿扳到头下，枕着脚睡。练跷功（踩寸子）时，用3米多长的长布把用硬木镟出足形的“跷”紧紧绑在脚上，为的是用脚尖走台步。
     日复一日，每天10多个小时的练功学习，又有名师高人的精心培育，“小科班”们进步很快。一些年纪大点的孩子和天赋较高的孩子不久就可以参加一些“垫场”演出了。勾上脸谱，穿上戏衣，“小科班”们高兴极了。平均10岁演出了折子戏如《盗御马》、《钓金龟》落座时还得由监场的工作人员把她抱上椅子。后来又排演了全本的《大破天门阵》、《甘露寺》、《窦娥冤》、《玉堂春》等戏。很快，这些被称做“小科班”的孩子们声名鹊起，演得有模有样，被行家誉为是大有希望的好苗子。

1949年夏秋之间，戏班成年演员演出的《三打祝家庄》、《鹿台恨》、《封神榜》三出大戏，连演80多场，场场爆满。一些沈阳、鞍山、本溪的戏迷坐火车专门到安东看戏。各地纷纷邀请他们去演出。“小科班”们随着师傅们赴沈阳、到鞍山、走辽阳、闯营口。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在沈阳，戏班和咏讽社的“小科班”还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庆祝活动。这次巡回演出，使“小科班”们崭露头角，也引起了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门的注意。1950年2月，一纸令下，咏讽社的师生被调到沈阳，以他们为班底，成立了东北戏曲学校。又经4年寒窗，1954年，他们毕业了，被分配到沈阳、哈尔滨、吉林、齐齐哈尔等地的京剧团工作。还有部分“小科班”则被选送到新成立的中国戏曲学校继续深造。
     咏讽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究其因由，大至有三：一是有民主政府的关怀与重视；二是有强大的师资力量，有田少伯、仇载天这些懂戏曲艺术，有超前意识的老革命，有热爱戏曲艺术的开明业主刘兆琪，他们上下一心，精诚合作，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邢威明、马宗慧、张和元、姚尚英、徐啸山、诸如香等都出于京津著名科班，当时已是名角，他们继承了老科班的一些成功经验，严格管理，精心培育，促进了“小科班”们的茁壮成长；三是学习、演出、观摩齐头并进的教学方法成效显著，长期与成年演员同台演出有利于加速人才的培养。

以上介绍的咏讽社演出盛况的1949年，其中两出大戏《鹿台恨》、《封神榜》正是当年由父亲邢威明编导主演的，演出空前盛况竟能长达数月票房爆满，票房供不应求，正如以上介绍的“连演80多场，场场爆满。一些沈阳、鞍山、本溪的戏迷坐火车专门到丹东看戏”。之后据说各地纷纷邀请他们去演出。父亲为著名名角在当时辉煌时期，既教学，又演戏，一律称为“代教”之佳话。

邢威明之女 邢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