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声俊

    今年10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河南大学文学院将共同举办纪念丁声树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以纪念、表彰他对于中国语言学和词典编纂工程的重大贡献。

    哥哥丁声树，1909年3月9日出生于河南邓州大丁营村的三官庙，1989年3月1日逝世。他在我心里的形象是：毕生情志高洁，终身为人低调；对学问精益求精，对生活至俭至朴；对工作近于苛刻，对他人相助为乐。

    家学渊源：

    邓州新文化的奠基者

    丁声树名字中的“树”字，原来是“澍”，先辈取其“及时雨”之意。丁声树的曾祖丁敬范（字南溪），热心教育，注重实业。他家种植湖桑百余株，还办蚕桑学校，“依新法亲为饲蚕，躬自试验”。南溪先生“老而好学，精进不懈”，曾选辑唐宋元明清各代古文12卷，还著有《栽桑浅说》和《养蚕浅说》各一卷。南溪先生还在范文正公修建的邓州花洲书院旧址购置书籍，兴办邓州高级小学堂，并在各乡推广建立小学，是邓州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丁敬范次子丁振伦（系丁声树的堂祖）毕业于河南第一农校，先后任邓县教育局长、教育会长及中区教育委员。他在邓县兴建几十所中小学，还多次举办蚕桑学习班。丁振伦的弟弟即丁声树的祖父丁振鲁是太学生。丁声树的父亲丁家乐，从事儒学教育。丁家乐的兄长丁家瑞，系北京财政讲习所毕业。丁家乐的堂弟丁家箴，先是在上海复旦大学攻读法文，后转入北京大学。在北大期间，于李大钊领导下，任《北大学生周刊》主编，是北大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后留学法国，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富春等结下深厚情意。丁氏家族对邓县早期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对丁声树的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求学磨破铁砚

    写作千锤百炼

    1926年初中毕业后，丁声树在亲友的资助下负笈北上，来到北京求学。从此，他漂泊四方，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他先是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这里，他度过了发奋苦读的6年时光，学习极为艰苦和勤奋。197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刚从武汉迁居北京的作家姚雪垠，并转达哥哥丁声树对姚老迁居北京的致意。姚老回忆说：“他是我的表叔，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和声树都住在北大红楼附近，他考上北大预科，每天到北大学习。那时，我们的生活极度清苦。深秋很冷了，他还穿着青布长衫，每顿饭买一个烧饼或喝一碗稀粥度日。但他埋头苦读，极其勤奋，博览群书。他记性比我强，像《楚辞》等许多书都能背诵如流。”

    1932年，丁声树完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业，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职从事汉语语言研究。3年后，26岁的丁声树便崭露头角，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释否定词“弗”“不”》。1936年，他发表了另一篇论文《诗经“式”字说》。1942年，他又发表了论文《诗经中的“何”“曷”“胡”》。这几篇论文受到学界高度评价，胡适称赞道：“从此入手，真是巨眼。”我曾读到一则材料，《释否定词“弗”“不”》发表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这本论文集是没有稿酬的，但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看到该文资料翔实、论证严密、观点新颖，破例给丁声树发了200块大洋稿费。吕叔湘说，丁声树写起文章“悬格太高，要能颠扑不破才肯拿出来”。

    为了周总理嘱托

    半个世纪磨一剑

    编纂《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项巨大的基础建设工程，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极大关怀和支持。1961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和《中国语文》杂志主编的丁声树，接受了《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任务，主持修改定稿工作。经过长达3年艰苦细致的琢磨、勘正，终于在1965年印出了《现代汉语词典》的试用本，并先后送300多个单位征求意见。

    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丁声树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戴上高帽，敲锣游街，挨批挨斗。他还差一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罪状是所谓的“篡改毛著”。原来，他曾指出过《毛泽东选集》中使用的不妥当词语，并提出修改意见。他把修改意见写信寄给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对他的意见多有吸收，并正式给语言研究所来过公函，证明丁声树对《毛泽东选集》的语言提出修改意见，是有功无过。

    当时已经60开外的丁声树正患高血压，但每天都要干体力劳动。就这样，他蹲“牛棚”的时间长达2年多。白天，他在“牛棚”接受“改造”，晚上，回家吃几口饭，他就又摊开书本埋头读书了。嫂嫂关淑庄心疼哥哥，劝他说：“都整成这个样子了，还看书啊！歇歇吧！”哥哥回答说：“街都游过了，还不让看点书！”常常读书到深夜。一次，我到哥哥家，一进门就看到他的裤腿和鞋上还粘满白石灰，原来，他已多日在单位工地石灰池上干着重体力活。即使这样，他在家里仍然在为编纂《现代汉语词典》而不懈地准备着。

    旧的灾难还未度过，新的磨难又已降临。1970年3月，语言研究所人员统统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农村。在“五七干校”，丁声树养过猪，喂过鸡，还烧过锅炉。1971年春，他从穷乡僻壤的息县“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又开始了他十年磨一剑的工作——编纂《现代汉语词典》。不久，《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出版，内部发行。然而没有想到，一场新的暴风骤雨又突然袭来。因为《现代汉语词典》是在周恩来的指示和关怀下编纂的，也是遵照周总理“小改快出”、“以应社会需要”决定内部发行的。于是，“四人帮”给《现代汉语词典》内部发行试用本扣上“封资修大杂烩”的帽子，授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词典”进行“围剿”。他们决定“掺沙子”，实行“开门编词典”。借“开门”进入词典编辑部的“编辑”们把一条又一条令人啼笑皆非的词义交到丁声树的手里，结果使《现代汉语词典》内部试用本真正变成一本“大杂烩”。作为语言学家的丁声树，采取了他所能够采取的“抗争”的方式。不管那些“开门编辑”们怎样催促加快决定发排印刷，他总是坚决地回答：“我得一条一条地慢慢看，你们有几十双眼睛，我才一双眼睛，年岁又大了，再说，这样一件大事，我一人不好做主。”“得集体定稿，大家主编。”他就是采取这种方法，把那本“开门”办的“真正大杂烩”的词典，一直拖到最后也未能出版。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丁声树如释重负，主动承担起《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任务。他感慨地说：“周总理离开我们快一年了，20年前他交给我们的任务，至今还没有完成，我们有愧啊！”他要求词典编辑室的全体同仁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开门”办的“大杂烩”全部筛掉！他在语言研究所自己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忙碌着，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周日也不休息。经过全体同仁筛选出的56000多张卡片，被送到主编丁声树的办公桌上。丁声树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主编”，对每一张卡片都字斟句酌。为了在词典中补充进一些科学词条，他买了一大堆科技书籍，像《科学》、《人类与自然》等进行参阅。在那段时间里，他真的是“以办公室为家，又以家为办公室”，吃饭时想、睡觉时想，甚至走路时都在斟酌词条，把全部精力和智慧都投入到《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修订工程上。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里，《现代汉语词典》这项巨大的辞书工程竣工了。国外一位汉学家高度评价说：《现代汉语词典》“在中国词典史上可算得上划时代的成就”。然而，在这一真正称得上“辉煌”的辞书问世时，署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丁声树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并且坚持不要一分钱稿费，甚至不让计算他的稿费。就是这样，丁声树甘于奉献，淡泊名利，常怕付出的太少而得到的太多。

    每天坚持读一点书

    1980年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到协和医院看望哥哥。这是一个温暖的春日，医院内一片安静，侄女丁炎守护在病房。我走进门时，看到哥哥微闭眼睛静静地躺着。丁炎轻轻呼唤了一声：“爸，叔叔看你来了！”哥哥睁开双目，我轻轻握着他温暖、柔软的手，让他安心静养，他露出了笑容。这时，不知是何原因，哥哥忽然想起我念中学的花洲书院，他轻轻地说：“范文正公在邓州花洲书院写下《岳阳楼记》。”他清晰地、轻轻地背诵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不知哥哥是有意还是下意识？抑或是对我的要求？少许，嫂嫂关淑庄也来了。哥哥显得很兴奋，又告诫我：“老弟，不要来看我，不要乱跑，要珍惜时间，多读点书！”为了让哥哥静养，我在他的病房里待了约10分钟，便又轻轻握了握他的手，告辞出门。后来，我多次到德国几所大学学习，回国时哥哥已经离开人世很久了。迄今，不管时光逝去多久，在那个春日看哥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哥哥的嘱咐依然清晰响在耳畔，一直鞭策我：每天坚持读一点书。

    （作者单位：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10-22 10:4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