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夫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的家乡是蓬莱，是在那渤海之滨，丹崖山下，她是一向被世人称为仙境的地方。”

    1921年1月27日，柯夫降生在这“仙境’’中。但“仙境”已被军阀混战的硝烟弥漫了，在战乱中来到人间的柯夫铸定将在战斗中成长。

    当柯夫在蓬莱县师范读书的时候，军阀混战的硝烟已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弥盖了。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热血青年岂能坐视。在哥哥共产党员慕湘的影响下，革命思想渐渐在少年慕柯夫的心头里萌生了。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哥俩站在蓬莱阁上的一话，哥哥指着那猛烈撞击着礁石的波涛海说：“也应该让这海浪好好冲击这万恶的旧社会……总有一天要把它推翻，建立起一个红色的中华。”哥哥又指着高高的丹崖说：“在前面看这山威武雄壮，可是后面却是悬崖峭壁，那就是海浪冲刷的力量。”

    柯夫要投身这“海浪”中，哪怕变成浪花的一滴水，浪头的一朵花，撞得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

    在慕湘的战友孙自平引导下，1936年，年仅十五岁的柯夫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放弃了师范三年级的学业，不要那将要到手的文凭，毅然地到农村去从事革命活动。他以小学教师职业为掩护，奔走于二区铜井一带，团结农民和各方面人士，教他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办壁报，在铁匠炉里打大刀，造武器。乡乡镇镇唱起了《五月的鲜花》、《在松花江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到处都翻腾起抗日救亡的热潮。

    1938年农历除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召集队员紧急集合，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开赴地势险要的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这时柯夫家境非常困难，只靠父亲卖雪花膏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比柯夫年长五岁的大哥慕湘因为参加胶东“11.4”武装暴动失败已远走他乡。如今排行老二的柯夫也要走了。他身下是五个年幼的弟弟妹妹，这一家老少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可怎么活下去。但是柯夫的母亲是位刚强的爱国妇女（为革命坐过牢，由于她把七个子女都相继送上了革命征途，人们称她为游击队的母亲），她挥泪送别了儿子。

    1938年5月，在游击战的炮火中，柯夫由孙自平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个月后，中共蓬莱县委成立，柯夫被委任为县委宣传部长。他回到了城里，妹妹几乎认不出这个“满脸灰尘，活象乡村小老头”的哥哥。

1939年刚满18岁的柯夫，代表蓬莱县委参加山东省工作报告团，由蓬莱向延安进发。路过太河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拦击，他们冲出重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0年的初春，柯夫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不满20岁的柯夫如果沿着这条从军从政的道路走下去，就可能成为高官，成为某一方的首长。但是身上充满艺术细胞的柯夫身在中央党校心却向往着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他在念小学时就曾粉墨登台演过《孔雀东南飞》中的主角焦仲卿。念师范时他特别喜欢音乐，经常和吴善昌、宫开五等同学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在农村搞抗日宣传时，他是唱歌能手，教歌的好老师。现在有了学习文艺的好学校，焉能放过。一年后他如愿以偿，进入了鲁艺音乐系。这期间，他和在大砭沟军政学院学习的大哥慕湘重逢了。这重逢是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弟兄间几年来各奔东西，只能在心中思念而不知身在何方。

一天傍晚，两个人都在延河边上散步，相对走来，越走越近，忽然都停住脚步，惊呆了，狂喜了！革命把哥俩分开，革命又把哥俩聚在一起。从此桥儿沟和大砭沟间便不断出现两兄弟的身影，有时就在窑洞里合盖一床被子过夜。说来也巧，他俩的堂侄慕丰韵这时也在军政学院学习，当三个蓬莱慕姓人一同出现在延河边上时，人们投来的是赞佩的目光，叔侄三人心中也升起革命的自豪感。

    柯夫在鲁艺音乐系学习中，欣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响应到工农兵中去的号召，1944年的秋天柯夫来到陇东地区搜集民歌。陇东剧团的领导看好了这位年轻有为的青年音乐工作者，便挽留他在剧团从事音乐创作。从此柯夫便结束了学习生活，开始走上了坎坷的文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