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第十届常委、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慈君女士，多年从事水资源和环境保护研究工作。“保护环境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是李慈君常委今年提案的中心内容。3月2日，本报记者围绕李慈君常委提案的有关内容，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她告诉记者,今年提案的题目已经拟定为《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访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李慈君

珍惜土地、阳光和空气
    记者：您认为如何才能扭转当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趋势呢？
    李慈君：最为根本的解决之策就是改变以GDP指标作为地方行政官员政绩考核标准的做法。中国的发展一直遵循着所谓的GDP崇拜，然而，将这种崇拜推至极限时就显得荒诞了。人们可能还对去年11月21日的包头客机空难记忆犹新,当飞机在空中正常飞行时，它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如果发生空难，则它会为GDP做出贡献，因为空难会带来购买新飞机和医疗费用、死亡赔付等一系列消费支出。但人们谁也不愿意看到类似于包机遇难所带来的一系列GDP的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换来的GDP增长与之是同一道理，只是后者所带来的损失来得比较慢，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罢了。美国一位总统在竞选演讲时曾说：“GDP可以衡量一切，但不可以衡量我们生活的意义。" 
    经济学里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成本收益分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收益小于成本是不可行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年创造50万元利润的企业，它的污染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却有100万元。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这个企业的存在肯定不合理，但它仍在正常运行。
    记者：一家污染损失大于收益的企业为什么还能存在？
    李慈君： 根本问题在于成本（代价）的承担者与收益的获得者并非同一个主体。举例来说，一家造纸厂造成河流污染，这条河流下游的居民承受了污染的代价，而利润的获得者却是企业和地方政府（税收获得者）。而居民力量分散，是弱势群体，要么不知道环境污染对自己的危害，要么是视而不见，即使有个别群众觉醒了，但他们根本无法与强大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进行抗衡。由于环境污染的受害群体与受益群体力量博弈上的悬殊，使得一些污染损失大于其收益的企业能存在下去，环境污染也就很难控制。可以说,这是环境污染难以控制的症结之所在。
    记者：如何才能让污染损失大于收益的企业没有生存空间呢？
    李慈君：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这种环境、资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常说的绿色GDP。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不应只看GDP，而应从环境保护和资源使用方式等方面全面考核其政绩，如果做到这样就等于拿去了污染企业的保护伞。
    在国外，致力于环保的NGO组织在环境保护上起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如“自然之友"、“绿家园"等一批民间环保组织已在我国发展起来，并开始产生影响。但总体来说，其在我国的影响仍然很弱。民间环保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上社会力量高度不均衡、不对等的格局，用组织的因素来抵制破坏环境和生态的力量。所以说,应大力扶持和发展民间环保组织。 
    法律的作用之一是解决社会力量的不对等，从而使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行为能够维持在一定边界和框架之内，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上也同样如此。中国目前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是,在法律上保护环境污染的受损者、加大对环境污染者的惩处力度，改变过去那种对排污企业的处罚小于其环保投入的局面。
    记者：除以上谈到从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建立民间环保组织和完善环保法制外，还有没有其他对付环境污染的办法？
    李慈君：还应大力提倡和发展类似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的做法，抑制粗放型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上马。
    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园区，是目前国际上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最为典型的代表。该生态园区以发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制板厂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把一家企业的废气、废热、废水、废物收集起来，作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和能源，形成共享资源与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最终实现生态园区污染的零排放。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循环经济"。它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记者：在环保方面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李慈君：我要说的是，要构建和谐社会，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是基础,对GDP的盲目崇拜显然不能支撑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面对未来，我们也许更应记住“土地、阳光和空气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后代的借贷”。
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
    记者：您为什么要把珍惜资源、保护环境作为今年的提案？
    李慈君：自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和谐社会"一词频见报端并日渐升温。春节刚过，中央党校又举办了以中国党政军高官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研讨班。在日前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再次突出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号召各级党政官员着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可以说,中央高层构建和谐社会执政理念的提出正逢其时。虽然构建和谐社会包括很多方面，但我认为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才是基础和根本。
    记者：为什么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保护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根本呢？
    李慈君：如果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利用、环境得不到保护，就不可能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谐社会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近年来,由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渐突出，上访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比如淮河，近年来发生了好几起污染事故，已严重威胁到了其流域内居民的身心健康。地处奎河（淮河的重要支流）岸边的安徽省宿州市杨庄乡，是奎河污染最大的受害者。由于奎河水质污染严重，村里的人们多年来已经不敢使用奎河水，纷纷打井吃地下水，但是这里的地下水也已经被奎河污染了。去年3月，杨庄乡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对全乡5年内因癌症死亡的人口进行摸排，结果发现，在全乡16个靠近奎河的行政村中，患各种消化道疾病和肝癌、胃癌、食道癌的人数明显高于其他村，青壮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也在明显增高。
　　据杨庄乡卫生防疫站站长郝丽介绍，3年来杨庄乡因癌症死亡的人数达到13‰,年龄以四五十岁者居多，80％是肝癌，还有胃癌、食道癌。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2002年、2003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分别为5.6万起、7.1万起和6.2万起，环保系统接到的信访量分别为35.6万起、38.2万起和42.6万起，信访量每年平均以10％的速度递增。而2004年1月至10月，国家环保总局信访部门收到的来信数量和接待的来访人数也已超过2003年全年。
    我先后考察了许多重灾区，发现一个地方的环境受到了污染，首先是当地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进而疾病流行，随后是贫困。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会引起当地居民对政府的敌对和仇视，上访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我认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
先污染后治理代价惨重
    记者：您如何评价当前的环境问题？
    李慈君：从客观上说不容乐观。当前的经济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代价是惨重的。虽然国家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在不断加大，投巨资启动了对太湖、淮河、滇池等地的一系列污染治理项目，但收效甚微。
    1996年4月14日，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在国务院环委会太湖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上非常动情地说：“‘太湖美，美在太湖水'，这首赞歌已经变了味，现在已经很难唱了。再唱这首歌就不是在歌颂，而是使人感到其声呜呜、如泣如诉。"此番话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为了实现“2000年太湖水变清"和“不让污染进入21世纪"的目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务院有关部委会同苏浙沪两省一市发动过声势浩大的水污染治理运动，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1998年底的“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先后投资上百亿元，并在1999年元旦钟声敲响之前宣布“基本实现阶段性治理目标”。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太湖水不但没有变清，甚至还在持续恶化。据专家介绍，上世纪90年代在规划“太湖水变清"时，当时估算每年进入河道和湖泊的工业废水只有5.4亿立方米，生活污水的年排放量也只有3.2亿立方米左右。但在要求“变清"的2000年，排放的污水量却惊人地增加了。监测数据显示，2000年太湖流域源污水排放量为53.3亿立方米，其中工业污水32.4亿立方米、城镇生活污水20.9亿立方米。
    在去年12月举行的太湖高级论坛上，无论政府官员还是院士、专家，都不约而同地用“触目惊心"来评价当前的太湖流域水污染形势。
    一位官员在考察享有“高原明珠”美誉的滇池时感叹道：“3年前的滇池清水中发现有蓝藻，而3年后却在蓝藻中找不到清水。"
    除了水资源遭到破坏外，还有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荒漠化、沙尘暴、酸雨等灾害也接踵而至。    
    “青藏高原生态地质环境遥感调查与监测"项目专家组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30年间青藏高原荒漠化程度明显增加，增长率达8.3％。
    上世纪60年代,特大沙尘暴在我国发生过8次、70年代发生过13次、80年代发生过14次，而90年代至今已发生过20多次，而且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
    人称“空中死神"的酸雨，也已光临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在监测的487个市、县中，出现酸雨（pH值≤5.6）的城市有265个，占54.4％;降水年均pH值小于或等于5.6的城市有182个，占37.4％。全国酸雨污染呈现加重趋势……
    李慈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孙女，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专门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水利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会理事,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环境经济专业委员会顾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特邀评审员。曾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环境科学系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记者：为何环境污染难以治理呢？
    李慈君：因为环境是软指标，看不见、摸不着，效应是潜在的、长远的，而经济指标却是硬的，很容易显示政绩，这就使得一些地方官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比如一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材料上就写明:“我们这里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怕污染。"明知企业有污染，也不让环保部门查处，如果环保部门不听招呼，就会被拿下。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购买的环保设备基本上只是为了应付上面检查，有人来检查就开启，检查的人一走就关闭。
    记者：一些地方官员为什么不重视环保呢？
    李慈君：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前几年以经济指标作为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的依据，却忽视了环境指标，从而造成了地方行政官员对污染企业的地方保护主义。
    比如,1998年全国人大环资委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团到太湖流域进行检查时，就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欺骗。
    环境污染信访案件的办结率偏低，也同样证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以2003年为例，环保总局转办各省市群众信访案件1177件。据不完全统计，已办结434件，还不到转办总数的37％；各省市环保局办结自己受理的信访案件4173件，占受理总数的15.3％；总体办结率还不足25％。环保信访部门的一位官员说:“污染企业不愿承担责任，地方政府又对当地污染企业进行纵容和暗地保护，怎么结得了案呢？"
    记者：环境保护难，除了以上您谈到的地方保护主义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李慈君：企业治污所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污染后所受到的处罚，这就从制度上使得企业不愿意为环保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