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10/2 21:01:00 | By: wangxijei ]

    最近，赵贤德博士问我：年轻的时候，同高名凯这样的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争论，怎么会有如此的勇气的呢？

    我非常坦率地对他说：没有什么勇气不勇气的问题。这是任务——方光焘老师布置的任务，这是工作——我是语法理论研究室的实习研究员，写批评高学术的论文是我的工作。

    北京大学的高名凯教授（1911——1986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赫赫有名的大汉学家马白乐指导的！方光焘教授在法国的里昂大学读书。他们两位都非常推崇索绪尔。高先生的一篇很小的文章，引起了方先生的注意。引发了关于语言和言语的一场学术大讨论。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语言和言语讨论集》。出版社说他们是中立的，当然是名义上的。实质上是是倾向于方先生的。策划之初，请方先生组织弟子再写文章。只是到最后才告诉高先生可以再组织文章。论文集中，支持高先生的文章都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拥护方先生主张的文章不少是新写的。

    《语言和言语论文集》出版之后，高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方先生立刻组织南京大学语言教研室的教师、语法理论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研究高先生的这篇论文，组织批评文章。

    文革之前，中国大陆学术界讲学不是很多的。在语言和言语的大讨论中，高先生南下讲学，方先生东去上海讲学。高先生的第一站是安徽师范学院。那里有南京大学的毕业生，尽量详细地做了记录，迅速地传到南京。方先生组织我们研究高先生在安徽的报告。方先生说：

    “高名凯这次到南京大学之后，报告内容大概就是《光明日报》上的论文的观点，就是在安徽所做报告的那些内容。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来都要谈谈发表对高名凯观点看法。”

    所谓“看法”是一种委婉说法，其实就是条高名凯的差错，就是批判高名凯。方先生点名，要大家大家一一发言。

    每个人发言之后，方先生肯定其对高名凯的批评：“你，高名凯做过报告之后，你就从这一点责问他。”

    高先生在南京大学做过报告之后，方先生开了小会，再次要求到会者在高名凯报告之后的座谈会上批评高名开的。每个人之后，方先生就说：“好，开座谈会时，你发言就在这点上批评高名凯。”

    周钟灵先生，张礼训先生，为人都是及其和善的，从不得罪人的，决不愿意与人争论，当然不愿意发言批评高先生。但是方先生下了命令，也只得照办。

    那天下午的座谈会是在斗鸡斋（何应钦公馆）开的。方先生主持会议，高先生坐在一边。所谓座谈，其实是我们一个接着一个的批评高先生。

    最后，方先生说：“现在，我来向高先生提三个问题。第一……”

    方先生说完他对高先生提出尖锐的批评之后，宣布说:：“现在，散会。”于是走人。

    一个下午没有让高先生说一句话！没有给高先生答辩的权利。方先生的研究生冯凭、陆学海和我三个人送高先生到五台旅社。

    回学校的路上，我们都不由得说：“今天，我们方先生是不是过头了？对高先生太不客气了。没让高先生说一句话。”

    我那时在想，我们告别之后，高先生得自己解决晚饭的吧？

    后来，陆学海告诉我：“方先生事后，也觉得自己做得过了一些。”

    高先生这次讲学，我坐在前排。印象最深得是，虽然外面穿得是呢子大衣，很气派。但是，里面得棉衣的袖口绽开了花。高先生很朴素，不讲究衣着的。

    高先生到上海去，继续讲学。

    方先生组织我们写批评高先生的文章，每个人都得写，周先生、张先生也都写了。

    匡亚明校长在学报编委会上说：“我们反对学霸学阀，但是提倡、尊重学术权威。语言学，方先生就是权威。学报的语言学的文章，方先生说了，就行了。方先生是语言学权威。”

    于是，《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一期，用一半篇幅刊出了十多万字的一组论文，专门批评高名凯。其中有我的一篇：《略论语言和言语及其相互关系》。这组论文学报编辑部是不审稿的，因为匡校长在学报编辑部会议上说：“你们不懂语言学，方先生懂语言学。”

    据说，高先生看到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大为光火。咬自己的研究生来写反驳的文章。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支劝阻了高先生，也希望南京大学有所节制，注意兄弟院校的关系。

    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当然无保留地站在自己的老师方先生的立场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是敬佩高先生，很有学者风度，很有大学者的大气量。那次南京大学的讲学，真苦了他啦，他亏啦。但是，他最终赢得了我们这些争论对手的由衷的尊敬。

    这对我的教训是：学术争论，适可而止。不可以，不必要过分追求结论。更不可以完全打倒论战的对手。许多问题需要等待，让时间去总结。尤其是人文科学，评价的标准很不明确，决不可以全盘否定对手。即使对方错了，大错了，也应当让人家自己去认识，绝不能强加于人。学士上一定要提倡宽容。

    话说回来，虽然是方先生的任务，但是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因素。那个时候，我其实不知道高先生的。后来，我才知道——

    人家高先生不仅仅是语言学家，还是翻译家。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的翻译罗素的《哲学大纲》。高先生是学哲学的，他出版过专著《现代哲学》。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乐这些，也许就没有胆量去同高先生争论的吧？于是，体会到：无知者最勇敢！知识越多，越胆小。

    对高先生的敬佩，不全是感情的，更是理智的。在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中，高先生光荣的孤立，面对全国几乎是一致的批评批判，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容易的。而且，我多次说，高先生那个时候提出的问题，当时批评者没有回答，现在也还没有解决。学术就是学术，依靠人多势众是不行的。

    1964年夏天，方先生去世了。高先生知道之后，丢弃了自己正在写的对方光焘及其弟子的反驳。“知音——对手”已经去了，语言和言语的争论也没有再争论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