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问清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们共同在圣约翰大学和同济大学度过了60个春秋。尤其是在圣约翰的岁月中，白天我们一起在学校的课堂上、办公室中，学习和工作，晚上和假日我常是张先生家中的座上客，他成为我最尊敬的长辈和知己的同事。回忆往事，特别值得我追忆的是在圣约翰大学的五年。

我于1947年9月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52年9月院系调整迁入同济大学，五年中一直是先生的主要助手。按当时的习惯，尊称他为“张先生”，他就直呼我名字称“照宏”。先生当教授，我当他的助教，后来接他的班，教原来是他教的课程“水力学（CE123）”、“钢筋混凝土结构（CE118）”等课程；他当系主任，我当他的秘书；他当总务长，我当主管校园修建的工务员；他在校外另设华东工程事务所，我是他事务所的主要设计绘图人员。在我的青年成长时期，先生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踏上社会的领路人。在与先生的长期接触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敬业”和“勤奋”四个字，对我教育的方法则是“以身作则”，跟随先生，受益匪浅，终生受用。

在教学中，张先生极其重视实验和实践环节。他把水力学实验室和材料实验室交给我主管，并辅导学生作多项实验。对机器的操作他都是手把手地给我示范，对设备的更新也都是亲自干预。圣约翰的实验室设备虽不能与现在同济相比，但在当时也是颇具规模的。在解放后的岁月中，对于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上的生产实践，先生也是亲自多方比选，进行联系。1950～1951年在我带领学生前往治理淮河期间，他更是关怀备至。

土木工程是一个应用学科，教师本身都不能脱离实践。张先生十分重视实践活动。1947年张先生会同王志锴、李寿康教授在杨宽麟院长的协助下，在市区开办了华东工程师事务所，从事各种土木、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在从事各项工程实践中，对关键部分张先生都是亲自进行设计计算。我记得我们在设计一项高层建筑中，张先生对建筑结构中的主要钢筋混凝土大梁、立柱和基础，都亲自进行核算，我则进行细部设计和绘图工作。我们做过黄浦江边一项大型码头工程，这对我来说真是束手无策，先生则对水下木桩、斜桩、混凝土盖帽以及上部整体结构的全部设想和计算方法给予详细叙述，在施工过程中对各项关键结构都亲自到达现场监察。有一次对某一大型戏院进行检修时，先生特别重视实测数据，有一次带领我们采用电阻应变仪前往该戏院现场实测当满座时楼厅大梁的满载应力。

解放后，张先生担任了圣约翰大学总务长的工作，责任重大，事务繁重，同时仍担任系主任和很多教学工作。但是，他对整个校园的各类事务，不论巨细，都极尽全责。那时是建国初期，经费国难，百废待兴。美国教会为维护产业，曾调拨了有限的经费，要求整修全部校舍，整顿校园。我协助先生参加了全部工务管理工作。先生几乎每周都要亲自率领工务有关人员巡视各处现场，我则紧随其后，从事记录和分配安排各工种的任务。先生对各项任务仔细和周到的考虑和嘱咐，使我深受教育。我在完成各项工务时，也是极尽全责，不敢懈怠。下举若干实例。圣约翰校园横跨苏州河，河上人行木桥，年久失修；先生精心设计，提出把水上腐朽部分木桩据掉，代以钢筋混凝土盖帽和横梁；桥面大梁在接头处多处损坏或腐烂，则把中孔大梁全部换成钢筋混凝土大梁；原有中孔已损坏木梁经据短修整后移做边孔大梁。总之，尽最大可能利用旧料，节省费用，把原来仅能走行人的有踏级的危桥改造成为能通行非机动车的宽阔大桥。我是在先生指导下直接参与设计、施工和监造的主要人员，为严密监视水下部分的施工质量，我也曾因此落水被救，至今记忆犹新。圣约翰交谊室（Social Hall）大厅是全校叙会的主要场所，屋顶木桁架结构整修是保证安全的重要环节，我们都曾爬进屋山尖，摸遍了每一个节点和每一只螺栓。圣约翰全部校舍，包括全部师生住房的下水系统已经全部损坏，我们丈量了全部残缺落水管和摸清了下水道系统，进行了全面整修。

张先生一生敬业勤奋，忠厚谦和，德才兼备，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社会主义建设。顺应先生拥护共产党，积极要求进步的愿望，1952年我介绍先生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院系调整迁人同济大学后，先生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精神和人格魅力，为人所景仰，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朱照宏    2012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