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胡开明——“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人” 胡战生 说到胡开明，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党内许多健在的老同志是知道的，他就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书被批判罢官后，第二个给毛主席上书的人。他的上书也理所当然地受到毛主席的点名批评。毛主席说：“河北胡开明，开明，可就是‘胡’开明。”胡开明为什么要给毛主席上书？他的观点对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对他作如此批评？他们到底孰是孰非？其实历史和人民早已作出了公正的回答。但历史就是这样，如果不被记录，就会被人忘记，甚至被人篡改。有许多当代的、人们刚刚经历过的事情，亲历者和见证者还都健在，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张冠李戴”，把某人做的坏事一笔勾销，把他人做的好事，添加在某人头上。所以，历史是需要记录和正名的，人们都有权力和义务把真实的历史资料记录下来，让后人正确地书写历史，了解历史，评判历史。为了这个目的，我写此文。 那么，为什么说胡开明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呢？这句话的来源是著名作家杨沫在看了“《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一书的书稿后，给作者的信中说的。她在信的结尾评价胡开明说：“书的主人公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永存的人”。杨沫之所以给予胡开明如此高的评价，不仅是因为他有许多令人敬仰的优秀品德，更重要的是他为共和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过许多特殊的贡献，在共和国历史的重要关口上留下了他光辉的一笔。（注：“《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7月出版。该书由薄一波同志题写书名，刘澜涛同志题词，原安徽省省长王郁昭作序。杨沫同志写给本书作者贾文平的信，是她在病床上垫着木板写的，这也是她生前最后一篇文章。） 那么，胡开明为共和国作出过哪些特殊的贡献呢？他有哪些优秀的品德呢？为此，我对他的历史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 出身贫苦，立志改变面貌 1913年1月31日父亲出生在浙江省乐清县(今乐清市)虹桥镇杏北村（今黎明村）一个雇农家庭。家中没有一分土地、一间房屋，土地和房屋都是租的。他的原名叫胡志彪。因家境贫困，小学经常缀学，但他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缀学后经常站在教室的窗外听老师讲课，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他。那时小学有演讲课，在演讲课上，他常常慷慨激昂，言辞激烈，痛骂军阀、外国列强，讲到高潮时声具泪下，有不少先生放心手中的事，专门来听他的演讲。一位姓赵的先生感叹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如此忧国忧民，慷慨激昂，将来必成大器！” 他13岁小学毕业后，为了生计，家里让他到一家南货店当学徒，学徒的日子非常苦，他不甘心这种生活，立志要改变面貌。1928年在三哥的资助下，他借堂哥胡焜当年的小学毕业证书，考取了温州省立第十中学，随即改名胡焜（此名一直延用到西安事变）。在那里，他开始受到革命启蒙教育，接触进步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加入此组织的后被计入党龄），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撒传单、贴标语，演抗日话剧，抵制日货等等。 1931年父亲初中毕业，学校当局说他是“赤色分子”，不允许他报考本校高中。无奈他在三哥的资助下，到上海敬业中学上高中，上了一年，因三哥失业，无力再资助他，他决定到北平求学。从上海到北平，一路艰辛，因无钱买票，多次被发现赶下火车。 参加一二．九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在北平，因无力交学费，他冒充东北人，考取了北平冯庸大学（该校是东北大户冯庸办的私立大学，只收东北人，不收学费）。在冯庸大学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1933年冯庸大学与北平国立东北大学合并，他转入东北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从沈阳迁到北平，东北学生不收学费）。在“东大”，他是东大抗日救亡会常委、东大在北平学联的代表，后又是平津联合学联筹委会五常委之一（北平3人，天津2人）。他与彭涛、黄敬、姚克广（姚依林）、康世恩、郭明秋、荣高棠等同志一起开展学生运动，是当时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在1935年12月9日，由东北大学发起的、北大和清华学生积极支持的抗日救亡请愿活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父亲在一二.九运动前后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在狱中与敌人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当局将父亲内定为枪毙对象，单独把他一人关在死牢，戴上手铐和脚镣。当时，同学们对他非常惋惜，但他却很乐观地对大家说:“假如我真的牺牲了，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因为‘一二?九’运动将来在中华民族解放历史上必有它光辉的一页，我死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是会留下我的名字的。所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真可谓死得其时啊!”。 后来他们被张学良派人救出。张学良是北平东北大学的校长，他派秘书宋黎（我地下党员）带着手谕从西安赶到北平，让北平宪兵司令部释放他的学生。父亲被捕的情节还被杨沫在《青春之歌》小说中采用，书中人物许宁的原型就是父亲。他的这段历史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描述。 三、参加西安事变，带领西安学生向蒋介石请愿 1936年7月父亲大学毕业，被组织派到兰州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0月，父亲到西安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担任“东北民众救国会”（简称“东救”）宣传部长，后又以“东救”名义参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工作，在其中担任宣传部副部长。翻阅西安事变前后的报纸，父亲的名字（当时叫胡焜）经常出现。 1936年12月8日，父亲受党组织委托，负责组织第二天“西安市各界民众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并主持大会。会后他作为总指挥，率领西安万名学生、市民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当时蒋介石已经在临潼架好机枪，下令格杀毋论。一个《西京民报》的记者追上父亲说：“胡先生，再往前走凶多吉少，你有什么遗言，快告诉我。”父亲说：“现在还顾得上什么遗言，我死后你给我编吧！”。父亲面对死亡，毫无畏惧，继续带领队伍向前走。张学良闻讯，立即驱车赶上学生队伍，对领队的父亲说：“我是张学良，我想和你们学生说几句话行不行？”父亲说：“校长讲话当然欢迎！”于是，父亲把队伍停下来。张学良站在一个小土堆上发表了义愤填膺地讲话，他说：“同学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的请愿书我看过了，你们的要求一点也不高，我完全赞成。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不过，你们不能去临潼，你们的要求，我一定转呈蒋委员长，我代表你们去请愿。如果你们相信我张某人，今天就先回去，我保证在三天之内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若逾期不答复，你们可以砍我的头!”说着，他左手往自己脖子后面比划着做了一个砍头动作。听到张学良将军如此坦诚的讲话，很多同学都被感动得哭泣起来。此时，父亲带头高呼:“相信张副司令!”“拥护东北军北上抗日!”……。掌声、口号声震撼着天空。至此父亲觉得请愿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在征得大家的同意后，便将游行队伍带回西安。三天后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可以说，学生们的这次请愿，是西安事变的导火索，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12月16日上午，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了“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二将军救亡主张民众大会”，到会者近十万人，父亲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主持了这一西安市空前未有的救亡盛会。 1937年1月30日，西安成立了“西安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统管市内各救亡团体，父亲被推荐为救国联合会主席。他的这段历史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详细的描述。 四、 战斗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7年3月，父亲来到延安，在“抗大”学习，担任四大队（也叫白区学生队，学员都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按照组织规定，父亲将名字改为胡开明（原一直用胡焜），就是这个名字，引出了后来毛主席对他的“幽默”批评。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这批学员提前毕业，父亲带领队四大队学员随聂荣臻的部队到晋东北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父亲任山西五台县窑头区委书记、中共晋东北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38年1月至1945年4月，父亲先后担任晋察冀四地委常委、宣传部长、付书记。 1940年秋，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对日寇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进攻战役——百团大战。聂荣臻司令员在百团大战胜利后，高兴地对父亲说:“你的宣传工作搞得很好，你们也是有功的！”那时，抗日宣传工作很活跃，组织支前运输队、担架队，组织青年入伍上前线；还组织文艺宣传队，为部队、农民群众演出；并积极开展生产运动，支援抗日前线。根据实践，父亲写了《游击区也能开展生产运动》一文，转报中央。1945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游击区也能进行生产》中加以引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45年5月父亲任晋察冀新华总分社付社长、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兼两社党委付书记，与邓拓同志一起工作。1947年5月父亲作为晋察冀中央土改工作团团长，到阜平县王块区参加土改。他对土改中发生的乱杀人现象进行了坚决纠正，抵制了土改中极左的工作路线。1947年5月19日他《在王快区村干部联席会上的讲话》明确了土改中的政策界限，及时制止了土改中乱杀人的现象，对当时的土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同时，父亲还创办《土改通讯参考资料》，指导土改工作。11月，父亲针对土改中出现的极左现象，起草了《关于土改工作“搬石头”问题的调查材料》，（“搬石头”是把基层干部当作阻碍土改的“绊脚石”搬掉）上报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刘少奇看后非常重视，亲自听取了父亲的汇报和意见，中央工委和党中央采取了相应措施，及时纠正了各解放区土改中的极左路线。 父亲在土改中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反对左倾路线，受到刘少奇同志的肯定和表扬。然而，父亲“右倾”的帽子也是那时被人戴上的，后来在批判父亲时，“右倾”的帽子就从那时算起了。回顾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规律：凡是在党内被定为“右倾”、“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们大多不是“右”，而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实际上，在党内“左倾”思潮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他们或多或少，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事情上，也有“左”的倾向，只是“左”的程度不如别人而已，所以才被定为“右”（这是父亲说过的话）。然而，即使这样，党内也是不允许的，也是要被打倒的。我们党内大多数有这样的共识：“左”比“右”好；“左”是认识问题，“右”是路线问题；犯“左”的错误，检讨一下就行了，犯“右”的错误，就得被打倒。所以党内有很多人投机钻营，靠“左”发家，靠“左”升官，靠“左”整人，形成了一种很坏的风气，从而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父亲后来的个人命运，就是我党这种历史的一个映像，也是共和国现代历史的一个缩影。 五、在河北任副省长，反对极左路线 解放后，父亲先后担任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第一届省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等职。1952年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工资改革，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父亲主动把名额让给其他同志，定为行政工资级别八级。然而，由于以后发生的种种政治遭遇，父亲直到1997年去世，工资级别也没有涨过半级。1952年12月察哈尔省撤销，上级打算调他到华北局工作，他提出自己还年轻，还是在基层工作好。所以父亲留在张家口任市委第一书记。1953年父亲调河北省委，任省委工业部长，省委常委。1954年秋任河北省主管工业的付省长、常务副省长等职。 1958年，中国处于“大跃进”的年代，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热火朝天地开展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这一年对于父亲来说，也是经受考验的一年。从中央到地方，人人头脑发热，好像共产主义就在眼前（1958年8月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宣称：“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经济建设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全国开展人民战争除四害；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创造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奇迹。农村建立“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取消自留地，开办公共食堂，提倡吃饭不要钱，实行供给制，要求农民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总之，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父亲看在眼里，想在心上：“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这么建设？共产主义这么快就会到来吗？”“人民公社适合当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吗？”“这样全民炼钢，不是劳民伤财吗？”“这样弄虚作假放卫星，中央知道吗？为什么还相信呢？”“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没有一点具体措施，这不是一句口号吗？如何贯彻执行呢？”.....，父亲对“三面红旗”产生了怀疑。 父亲当时是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任省大炼钢铁总指挥，省委提出了年产120万吨钢的计划。后来父亲回忆说：越是没有炼过钢的单位，上报的炼钢计划就越高；越是钢铁厂，上报的炼钢计划就越低，因为他们知道炼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亲向省委提出河北根本无法完成这么高的钢产量，上报计划要实事求是。但省长刘子厚说:“我看你大炼钢铁不积极，你干脆去搞运输吧！”父亲说：“好，我保证你们炼多少，运出多少！”，就这样，父亲的大炼钢铁总指挥被撤掉了。 1958年河北省会迁到天津。一天晚上，我随父亲到天津小站，看一个“卫星田”，因为父亲在报纸上看到说，这个稻田上能坐小孩，所以他要亲自去看一看。只见一亩稻田，种的密密麻麻，四周用绳子拦住；为了通风，用铁管和鼓风机往里面吹风；为了增加日照时间，晚上在稻田上空架了许多200瓦的大灯泡；至于化肥、基肥更是用了不计其数。后来父亲悄悄问了一个老农，这老农说，这是好几块田的稻子栽在一起的。父亲当时对我说，这样搞卫星田，全国能增加多少产量？能搞得起吗？现在提倡的应该是改良土壤和种子，精耕细做，大面积增产，而不是搞这种少数“卫星田”。 第二年开春父亲又特意找到天津地委一位主管农业的干部问：“小站那块‘卫星田’，到底打了多少粮？”那位同志眨眨眼说：“颗粒无收！因为种的太密了，有壳无粒。”父亲感叹道：“人能骗人，地可不会骗人呀！我们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才行啊！” 1958年，河北省委提出每个地区要搞—个共产主义试点县，省委要在徐水搞试点，让父亲负责提供一批汽车、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给徐水。“由省委拍板，靠人民政府提供物资，这叫什么共产主义？”父亲想不通，只是冷冷地说：“汽车也好，拖拉机也好，都是中央统配物资，河北又不生产，我一辆车也没有。”省长刘子厚当即提出了一个吓人的问题：“老胡，我看你对共产主义没兴趣吧？”父亲回答：“我对共产主义到底怎么搞法并不明确，但我入党时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对共产主义是感兴趣的。像这样靠外力在—个县先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对这样的共产主义，我不感兴趣。”“共产主义不像你想得那么遥遥无期，共产主义是两三年内的事情，现在就要搞试点。”“我看不会这么快，共产主义是生产力的大发展，起码是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起来，我们还差一大截，怎能两三年内就能超过他们，凭什么超？”可见父亲当时头脑是清楚的，他认为我们不能超越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搞空想社会主义，不能跳跃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不可能在一个地区、一个省单独实现；而且它的实现，是需要全人类长期努力和共同奋斗才可以实现的。同时他对中央提出的“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口号也提出怀疑（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空想、妄想。他的这些观点后来当然也被戴上“右倾”的帽子。 总之，父亲当时对“三面红旗”陷入了深深地思考，在各种会议上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行动上也有所怠慢。这些对“三面红旗”的种种言论，不但埋下了他与刘子厚（省长）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人的矛盾， 后来也成了他反对“三面红旗”的罪行。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据统计给国家造成5000多亿元经济损失。导致了1960年至1962年三年的全国大饥荒，非正常人口死亡达3000多万，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军民还多！这是天灾，还是人祸？ 六、心里装着人民，在张家口进行农村生产体制改革 1959年8月，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会上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会后又发表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公报。于是，河北也开始在各地区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把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葛启同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张家口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几乎也都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省委派父亲带“整风反右”工作组到张家口进行整风反右工作。父亲到张家口后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了解了许多真实情况，认定葛启同志的讲话、观点、做法都是正确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不存在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但葛启同志问题的性质是省委定的，是中央批准的，父亲无力纠正。然而，张家口严重的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的疾苦，深深地触动了父亲的心。回到天津后，他找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提出辞去付省长职务，去张家口工作，在基层扎扎实实地为人民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林铁同志被他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同意了他的请求。12月11日，中央正式批准父亲担任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父亲一到张家口，就开始了日以继夜的调查研究工作，跑遍了全区所有14个县。他越调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特别是看到农民生活的贫困，让他心里一阵阵疼痛：解放10年了，这里的人民还过着这样苦难的日子，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对得起人民？怎么向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交代？而那些正直的、敢讲真话的共产党人却被扣上“右倾机会分子”的帽子，这种情况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于是，他立即在全区召开电话会议，果断决定“反右”急刹车！对全区所有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一律平反，官复原职。这是父亲到张家口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也是最英明、最正确、同时也是最冒险的决定。 1959年—1960年的冬天，对于张家口人民来说，是个最痛苦、最难熬的冬天。饿死人的现象大量发生，有的地方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多次掉下眼泪。如何尽快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如何尽快阻止饿死人的现象继续发生？如何尽快恢复生产？这些棘手的问题，都摆在父亲的面前。父亲果断做出决定：立即在全区解散公共食堂（张家口解放食堂在全国是最早的）；大力开发和推广代食品；向省里要求提高张家口的口粮标准；针对农村出现的大量哮喘病人，大胆决定下发解放初期公安局没收的大烟土，以防止哮喘病人因无药可治而死去（大烟土是一种毒品，但有镇咳作用。发放前父亲对公安局长说：“如果上级追究下来，由我负责。”）；针对大量出现的浮肿病人，父亲向省委报告，要求宰杀一批老弱病残的大牲畜，以加强他们的营养（因大牲畜是生产资料，省委不敢批准，经请示中央，毛主席说：“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救人要紧！”）。总之，父亲想尽办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饿死人的现象继续发生。他说，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张家口人民的吃饭问题，再不能饿死人了！否则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怎么向党交代？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在初步控制住死人数量继续增长的势头以后，父亲开始思考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经过深入第一线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与地委领导班子统一思想、统一意见后，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例如：分给农民少量自留地，以解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允许农民用业余时间开垦小片荒，收成归自己；允许农民饲养少量家禽，给农民一点活钱；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以交换生产、生活用品；为了发展畜牧生产，总结了农民好的经验，提出了牲畜分户喂养，子畜与生产队分成，将大牲畜所有权和使用权统一起来；大力发展林业生产，允许农民承包林山、林地，等等。这一系列措施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采取这些措施，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这些措施都会被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都会被带上“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都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 在生产初步恢复后，父亲开始思考和研究，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长期的生产积极性、如何从根本上发展生产的问题。父亲翻阅了大量经济方面的书籍，特别是阅读了苏联奥沙基柯著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又回顾了解放十年来农村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历史，并结合张家口农村的实际情况，认定：人民公社的生产组织不适合中国农村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也就是说，目前农村的生产关系不适应其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是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村集体化的程度不能无限度地提高，集体化程度提的越高，与生产力的脱节越严重。目前最适合农村生产发展的组织形式是互助组和初级社。但是，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当时，谁敢对毛主席肯定的东西提出疑异呢？当然不行。父亲虽然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有怀疑，但也自觉自己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根本无法与毛主席相比。然而，现实摆在面前，如何解决呢？父亲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终于提出了《关于农村生产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当时毛主席正从南方视察后回京路过河北，父亲的上述建议河北省委不敢批，省委领导通知父亲立刻到邯郸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父亲在火车上把这个《建议》（这就是文革中批判父亲的所谓给毛主席的第一封“上书”）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表示赞同，当即在父亲的报告上批示：“中央政治局：这个材料你们看看，我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下放到生产队好。请你们讨论决定。”父亲看到毛主席在他的报告上批示时，眼中充满激动了泪花。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将父亲在张家口郭磊庄试点材料作为附件发向全国。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确定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调整，使生产力同生产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适应，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省委第一书记林铁高兴地说：“胡开明在这事上是有功的。” 然而，父亲的研究并没有停止。他继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进行探索。1962年初胡开明在笔记本上又写下了这样两段话： “我发现罩在庐山上的是 “左”的迷雾。现在的问题是对共产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中国国情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急于过渡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这是问题的实质，是主要矛盾。应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加以解决，再不能零打碎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在农业实现机械化以前，集体化程度不宜太高，因为它受着生产力的制约，如果无限度地集体化，就会使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 父亲从农村的实践中感到，以生产队为单位，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一天，父亲听说张家口郊区有一个生产队，蔬菜和庄家长得特别好。父亲叫上秘书说：“走，去看看！”。父亲到了那里，生产队长吞吞吐吐地告诉父亲，他们是把土地的“种植、管理和产量”包给自愿组合的生产小组，多产的部分归自己。父亲感到“包产到组”这个办法很好，可以搞试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通过试点，父亲在笔记本上写上了这样的话：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只有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力。” “新的生产管理形式已经被农民创造出来了，这就是‘包产到组’，其核心就是建立生产责任制。” 总之，父亲在担任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期间，领导张家口人民为战胜灾害，抵制和纠正党内左倾错误路线，探讨农村生产体制的改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 给毛主席上书，建议在全国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 时间到了1962年6月，中央对过去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极左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并对彭德怀等许多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进行了平反，原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葛启同志官复原职，父亲被调回省里。7月15日，父亲到省委报到后，回张家口交接工作，路过河北驻京办事处，在那里正巧碰见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华北局第三书记李立三同志。他们告诉父亲，中央要在北戴河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主要研究农村工作问题，华北局也要在北戴河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与中央会议同步。林铁当即征求李立三的意见，决定让父亲作为河北北片代表参加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父亲接受了这个任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改变了父亲后半生的政治命运！ 回到张家口，父亲马不停蹄的准备会议材料。7月30日，父亲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作了《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的发言。在发言前，因为听到关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中央也有分歧意见，张家口地委农工办主任于力耕同志对父亲说，“三包”的“包”字太敏感，最好把“三包”改为“三定”。父亲说：“包就是包，提建议就是要一目了然，旗帜鲜明。” 8月8日，父亲以“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所谓胡开明给毛主席的第二封“上书”）。信的全文如下： 毛主席： 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和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我于7月30日华北局农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了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下，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谨致 布礼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 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 毛主席于8月16日在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主席的批示很简单，但是父亲明显感到会议的风向变了。 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讲话，提出警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就是阶级斗争”...。并在会上严厉批评所谓三股歪风，即“黑暗风”(把形势看成一团糟)、“单干风”（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翻案风”（翻1959年庐山会议批右倾机会主义的案）。 风向的突然转变，使当初支持父亲的同志不敢再讲话了，有的人干脆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对生产责任制一片否定声。然而父亲并没有退缩，继续反映情况，坚持自己观点，不随大流转向。他针对河北省委关于“口粮按劳动力分配加照顾”的文件，于8月18日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就是所谓胡开明给毛主席的第三封“上书”），提出了《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中心意思是当前情况下不能一味强调口粮按劳分配，而应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办法。他强调：“保障生命、保证劳动和鼓励劳动积极性三者是辩证的统一，而保命又是首要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不能不认真保障全体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尤其是现在农民的私人生产资料已成为集体所有，他们生活的主要依靠也随之转向了集体，如果集体不能保证他们的基本口粮，他们对集体就会不感兴趣了。”“ 如果不看实际可能，片面强调按劳分配，非但道理上讲不过去，事实上也是十分危险的。” “农村口粮分配是一项有关5亿农民吃饭和生产的大事，应当力求稳妥。”总之，他认为保障人的生命是第一重要的，第二位才是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如果不能保证基本口粮，没有了生命，还谈什么发展生产？！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对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说：“以后不要再强调口粮按劳分配了。” 后来在文革中，从造反派那里传出了一个毛主席在1962年8月9日北戴河会议上一次核心小组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他说： “河北胡开明，开明，就是‘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了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毛主席的上述讲话，父亲当时并没有听到，也没有人给父亲传达。文革后有的老干部分析说，看来这个讲话毛主席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因为胡开明一个地方干部怎么可能压主席、而且一压就是两年多呢？然而，就是这个讲话，成了河北省委某些人批判父亲的尚方宝剑，他们趁机对父亲落井下石，打击报复。在批判会上，说“包产到组”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胡开明思想一贯右倾，是老右派、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胡开明为首的张家口地委一贯与省委分庭抗礼，搞“独立王国”；一贯反对三面红旗等等。最后给父亲定性为“以胡开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在1964年8月在张家口召开了两千人的批判大会(这么大的批判大会在文革前是少有的)。对父亲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上纲上线的批判从1962年9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64年11月，父亲多次检查也不能过关。最后勉强过关后，父亲被派到唐山地区作为一名普通工作队员搞“四清”，化名胡焜。 尽管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农村改革被扼杀在摇篮里，他和他的战友们“全军覆没”，受到党内残酷斗争，遭撤职罢官，但他们虽败犹荣！他们的改革思想和改革成果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者，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奠基石，是一拨推动中国历史巨轮前进的人。 八、在文革中受尽苦难，刚直不阿 1966年文革开始了。在6月华北局四级干部会上，省长刘子厚把自己封为河北省的“左派”，提出“打倒林（林铁，省委第一书记）、裴（裴仰山，监委书记）、胡（胡开明）”的口号，一时间父亲成了河北省第三号走资派。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胡开明为首的胡、葛（葛启，地委书记）、解（解峰，张家口专员）反党集团”等等。8月，父亲被监禁，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牛棚”生活…… 1967年夏，父亲在石家庄接受批斗，红卫兵给他戴上了手铐，并让他睡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父亲说，这比敌人的监狱还不如。1967年下半年，是河北省文革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造反派对“黑帮”们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有一天，造反派突然把父亲押上囚车，说要枪毙他。到了刑场，造反派再一次问父亲是不是“三反”分子？父亲坚决否认。造反派让他背过脸去，高喊口令：“预备——放！”枪声响了，子弹从他头顶掠过。原来这是造反派精心设计的“假枪毙”，目的是要对父亲进行意志摧残、精神打击。但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他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时，就被关在敌人的“死牢”里，随时准备为中华民族而牺牲；西安事变前夕，他率领万名西安学生、市民步行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早已布置好火力，下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但他照样毅然决然的带领请愿队伍前进；在晋察冀工作时，日本鬼子对解放区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他率领机关干部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他早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只是他从未想到在和平年代，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也要经受这生死的考验。后来父亲回忆说，文革中对他的大小批判会约300余次，除在省会的批判外，在张家口的批判几乎跑遍了所有14个县、公社、大队。虽然父亲在文革中受了许多苦，肉体上、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打击，但父亲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始终对未来充满信心，被人们称作“快乐的黑帮”。 文革末期（1975年），以刘子厚为首的河北省委给了父亲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这个处分结论上给父亲所罗列的种种罪状，现在看来每一条都是正确的，都是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勇讲真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无限热爱的具体表现。处分后，省委把父亲发配到沧州青县大盘古村搞“调查研究”，实际是继续劳动改造。 1977年6月，党的十一大召开前夕，父亲作为“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了省委“待分配学习班”。在学习班上，他凭着几十年来的学习、工作和革命理论修养及丰富经验，研读了党的“十一大”文件，明确指出：“‘十一大’公报中说‘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 ‘十大’是在‘四人帮’把持下召开的，其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怎么会都是正确的呢？ ” 另外，父亲还针对2月17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中提出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提出疑议，认为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他说：“如果坚持‘两个凡是’，那文革中的错误怎么纠正？老干部怎么解放？无数冤假错案怎么平反？要知道这些许多都是毛主席定的呀！”。有些好心的同志一方面钦佩父亲的理论水平和政治勇气，另一方面又为他担心，劝他：“这可是政治路线的大问题，弄不好又要栽跟头，可不要冒险呀！”，但父亲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对党负责，对人们负责，对历史负责！不能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真理，应该冒险！”，“一个人说的话完全对，做的事完全正确，这不符合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革命领导人也不可能事事都正确，永远正确。毛主席也讲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讲过自己也不是一贯正确。错了就要改过来，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我不赞成‘两个凡是’的观点。”河北省委听到父亲的观点，立即派人找他谈话。父亲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权力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已经形成了个人观点，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的！”。于是办完学习班，1977年9月，河北省委就将这个“顽固不化”的胡开明“落实政策”到沧州市（县级市）担任最后一个革委会副主任——第八副主任。然而，就是这个第八副主任，也没有落实。 胡耀邦同志当中组部部长后，让河北省委重新给父亲落实政策，但刘子厚把持的省委一直拖着不肯。于是，1978年7月，胡耀邦同志亲自将父亲安排到安徽省，与万里同志一道工作，任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 九、在安徽拨乱反正，继续进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改革 父亲在安徽分管文教口的工作。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对文化、教育、科研、出版、宣传领域中的混乱局面进行了全面地整顿，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干部、专家、教授、知识分子，使安徽文化领域逐渐走向正途。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四人帮”的流毒还根深蒂固，在思想理论上还存在着许多模糊认识，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不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就无法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就无法顺利进地行四化建设。所以父亲在如何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下了很大功夫，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 1978年10月16日—11月5日，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高校及科研、出版等82个单位的204名学者，在安徽举行了一次全国空前规模的西方哲学研讨会，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全国第一次空前规模的解放思想的大会。在会上，父亲发表了《坚持真理标准，敢为真理而献身》的讲话。父亲在讲话中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在各条战线上，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阻力，遇到分歧。分歧的焦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从语录出发、从本本出发？两种观点，反映了两种对立的思想路线斗争。斗争的实质，就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采用科学态度还是反科学态度？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父亲还指出：对于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焦点，不仅在于一般理论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更在于革命导师创立的革命理论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革命导师不是“神明”，而是无产阶级的杰出领袖，他们生活在一定时代，一定历史环境，在其中从事革命实践和理论的创造。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和实践的局限性，也会有不足乃至错误之处。革命理论必须不断地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改变过时的不适应的东西，补充新的原理，这样才能继续发展，指导现实革命斗争。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敢于对不符合实践的理论提出疑问，敢于用实践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同时还要敢于为真理而献身，要有毛主席提倡的“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纪、不怕老婆离婚）。 1979年8月28日，父亲在安徽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座谈会上，发表了《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来》的讲话。在讲话中父亲提出警告：“左”倾思潮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只有端正思想路线，才能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真正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才能从根本上肃清林彪和四人帮的流毒，从极“左”的路线中解放出来；只有端正思想路线，才能正确地总结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道路来；只有端正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勇于创新，才能开创伟大的事业；只有端正思想路线，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胜利地进行四化建设。总之，如果不端正思想路线，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就不可能正确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不可能使我们国家迅速富强起来。 父亲上述关于真理标准的两次讲话，对安徽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澄清了人们许多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对推动安徽的各项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父亲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所以父亲在安徽又兼任了省农委第二书记（常务书记）。1978年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6000万亩农田受灾，有的地方甚至连人畜饮水都困难，预计粮食要减产几十亿斤。面临如此严重的局面，如何战胜灾害？9月1日，省委常委开会研究如何渡荒问题，万里同志为全省的灾情而深深忧虑。父亲发言了：“大面积的秋种看来已难实施，随之而来的将是大片土地被抛荒，明年生活指望啥？农民很穷，别说没有那么多粮食救济，即使有，他们又哪有钱去买？土地是集体的，更是农民的，与其荒在那里，何不借给他们去种？”。好一个“借地渡荒”的主意！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在左倾路线和“两个凡是”还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一个“借”字，把“两条路线”的斗争化解了，给广大农民开辟了一条活命的道路！父亲的提议立即使会议气氛活跃起来，与会者赫然开朗，多数常委们表示同意，第一书记万里紧锁的眉头也舒开了。然而，“借地渡荒”这个决心是需要政治勇气的！万里同志说：“天高皇帝远，先干了再说！救命要紧。”一个决议在会上形成了：为保命，借给每个农民三分地，开荒垫洼而成的土地，谁种谁收。在当时，这三分地就是农民的保命地呀！后来的事实证明，安徽省委的这一创举，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块丰碑，它救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 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中央虽然已经肯定了联产计酬的做法，但仍不许包产到户，仍认为包产到户是单干，是复辟。但父亲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只要是按劳分配，就没有离开社会主义。来自人民群众的农业生产上的种种责任制形式，只要是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改善了人民生活，大方向都是正确的，都可以试验。因此，父亲积极支持农民各种生产责任制形式。 一次父亲到肥西县山南公社考察，当地干部对他们包产到户的做法焦虑地问：“这样干行吗？”父亲说：“不要怕，别光看红头文件，主要是把生产搞上去，用事实说话。包产到户又有什么可怕？！”。后来父亲去凤阳县梨园公社考察，看到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们、低矮破旧的茅草房，有一半的家里没有桌椅、板凳、水缸。有个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全家10口人，只有两条破被，祖孙三代终年睡地铺，全家只有3只碗，连筷子都没有。还有一家，老婆坐月子，一冬天都没有下过床，因为她和女儿只有一条裤子。父亲被这种景象震撼了：解放30年了，我们的农民还过着如此贫苦的日子，简直难以置信！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去了？！我们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先烈？！怎么对得起信任、依靠我们的人民？！ 1978年11月24日，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盟约包产到户。1979年，父亲再次来到这里，县委书记陈庭元向父亲透露了这个秘密，想“投石问路”。父亲会心地笑了，但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与他聊了一件事。说省里有一个老干部，五个子女与老两口一起生活，看起来这是一个热热闹闹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但实际上却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因为子女们谁都不交生活费，是在“剥削”老两口。随行的人直觉得笑了，父亲又加以引伸说：不见得非搞“大呼隆”才是社会主义嘛！工厂可以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按劳取酬，农村为什么不能把土地分到个人名下，粮食按任务上交后多余的归自己？土地不能买卖，所有权在国家，农民只有使用权，这能算资本主义吗？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如果有人指责小岗村是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怎么能说得清呢？，父亲说：“且不说这算不算资本主义，退一万步讲，就算一个生产队搞资本主义，那又有什么可怕？不就区区一个生产队吗？万里同志在肥西县说过，‘就是一个山南公社，一个肥西县变成资本主义，也不可怕嘛！’。我看呐，就让小岗村搞下去，如果出了问题，就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支持的，我不怕，我已经被打倒一次了，再打倒一次也无妨！” 1980年初万里同志调中央工作，中央派来接替万里工作的省委书记在合肥“江淮剧院”召开省直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在议上，他说：“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我们的老祖宗就批判了‘工头福利主义’，可时至今日，其残余却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复活了，这表现在对农民的一些不正当要求，如搞家庭联产责任制什么的，我省有的人过分迁就。毛主席早年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可我们是怎么教育的？教育他们去搞资本主义了！.....” 会场一片哗然，风云突变，阴影笼罩。这位书记接着说： “什么包产到组、到户的？无非是文人骚客在强词夺理地瞎编，这些人的马列主义知识还在‘育儿班’水平上。搞包产？说轻了是复辟资本主义，说重点是倒退到秦始皇时代了。这笔帐，我们是要算的！”是的，万里同志走了，但万里的支持者们还在，他们等着“算帐”！他们不怕“算账”！ 从此，在安徽省委常委会上，围绕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口头辩论进而甚至拍起了桌子。父亲旗帜鲜明地支持以“包产”为核心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他深知，搞倒退，农民是不会答应的！广大干部是要坚决反对的！在常委会上他当面顶撞这位省委书记，义正言辞地指出：“搞承包生产责任制不是单干，而是解放生产力；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顺应生产力的需要。”省委秘书长袁振同志气愤地作诗一首，诗云：“农村搞包产，城里有人反。到底对不对，秋后囤里看。” 后来袁振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万里同志才走三天（指从安徽调中央任全国人大主任），他们就开始反调查，说胡开明是‘后面的乌龟跟着前面的乌龟（指万里）’爬，攻击我们是‘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派还在走’，胡开明同志在会上当面顶他。胡开明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硬骨头，在原则问题上他绝不让步；他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善于面对现实，解决困难；他不是一个作官的人，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不是一个温文而雅的人，是一个坚强的人，敢于顶风的人；他为党、为人民立了大功，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官不大，但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却很大，全国省级干部中没有几个能像他一样的！” 秋后，父亲和袁振同志到肥西调查。又到了“包产到户”的山南村，看到粮食是大囤小囤积满仓；而没有搞包产的将军岭村，穷的叮当响，一个劳动日只有5分钱！父亲说：“‘大呼隆’是大锅饭，‘责任制’是小炒，哪个好吃一尝就知道。”。 父亲他们又来到凤阳。看到农民们正在发愁，“愁”的是余粮没处放，纷纷要求粮站多收购一些。而粮站也放不下，一度还出现“卖粮难”的问题！父亲感慨地说：粮多发愁总比无粮发愁好！ 1981年，父亲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高思明同志一起撰写了《用凤阳、肥西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的文章，文章在内部和电台发表，在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文章论点明确，论据真实，论述严谨，使得那些对包产到户抱有怀疑的人们，不能不在事实面前屈服；使得那些想拿支持农村生产责任制试问的人，不得不收敛胆怯。在所列举的事实面前，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叹服地认为：生产责任制的优越性是不可抹杀的! 农村改革的大潮滚滚向前，任何人是无法阻当的。 1982年10月26日至29日，胡耀邦到安徽视察，在听取了省委汇报后，胡耀邦说：“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从历史情况来看，1960年以后，在党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先知先觉者，当时就主张要改革1956年以来农业上长期推行的方法，少奇同志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邓子恢同志也好，曾希圣同志也好，还有在座的胡开明同志也好，还有陶铸同志。” 总之，当时在全国流传过一个顺口溜，叫：“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父亲为安徽的“米”，做出了重大贡献。20年前父亲提出的关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张，20年后才得以实现，如果当时中央采纳了父亲和一大批实事求是、有远见卓识的中央和地方干部的意见，那么中国农村的改革必将提前20年！但是历史是无法倒退的，愿人们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使这些农村改革的先驱者付出惨痛代价的历史不再重演！ 1980年2月，父亲在安徽省人大五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不再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1980年4月下旬，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人大主任会议。会议对人大的职能、权限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父亲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还应实施对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一语既出，举座皆惊：人大监督政府?人大有这个职能吗？人大能够监督政府吗？有党委对政府的领导，何须人大对政府监督？如果人大监督政府，那人大常委会同党委是什么关系呢？ 父亲解释说，应该认识到，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者，不是管理者。党作为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就是要从各方面来保证各级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各种国家机关行使自已的职权，其中包括保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它的常务委员会真正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 同时，党的、人民的意见只有经过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通过和决定，才能成为法律，成为国家的意志。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依法办事是一致的。 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一种政治领导，不是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或包揽一切，而是通过党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自己的党员在国家机构和其它组织中的作用，通过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来实现的。 当然，党委和人大在政治上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这是做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根本保证，这条原则是必须坚持而丝毫不能含糊的。但是也不能把这种政治上的领导理解为法律上的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办法就是正确处理依靠党委领导和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父亲还指出，在人大常委会同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关系上，有人觉得“监督”二字刺耳，我们应该认识到，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对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一项重要职责，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 全国人大同各地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上下级人大常委会的关系，是工作上联系，是法律上的监督，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在总结时说：“开明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们回去都得将宪法再好好学习学习。”现在，人们对人大的职能有了统一的认识，对“人大监督政府”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在当时，很多人对“人大监督政府”还有质疑和怀疑。所以，人大现在这种监督政府的职能的确立，不能不说与胡开明有很大的关系。 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79年1月，父亲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1983年 4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5年1月父亲调回河北，先后担任河北省顾委筹备组付组长、省党史委主任、省老年体协名誉主席、中国老年体协顾委。 1986年，聂荣臻、彭真、刘澜涛同志希望父亲负责组织编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由父亲担任编委会主编，父亲高兴地领受了任务。他把这个任务看作是自己为党作贡献的最后机会，为此，他倾注了自己晚年全部的心血。1991年6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历时六年，开了五次审稿会，终于完成，共三卷，175万字。在总结时，父亲不居功自傲，表扬了许多为编辑丛书付出心血的同志，也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书中的不足之处。这件事是他晚年为党作的最后一件事，作完以后，他如释负重。 1997年4月12日父亲在石家庄逝世，享年85岁。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撒在张家口，永远和当年与他生活、战斗过的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在一起；一部分撒在浙江乐清雁荡山，永远与他无限热爱的家乡人民在一起。现在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每每想起父亲，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形象是那么的高大，像一个巨人，仍然在推动着历史前进！他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品德永远长存在人间！ 胡战生 （2010年4月） 注1：刘子厚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长期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长期执行一条极左路线。特别在文革中，他紧跟林彪、四人帮。九.一三事件后，他向中央写了检查，毛主席在他的检查上批评他说：“上了林彪贼船，年深日久，到三月十九才讲了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1977年中央对河北省委进行了彻底改组，对刘子厚在文革中的罪行进行了彻底清算。 注2：接替万里同志在安徽主持工作的省委书记是张劲夫。 （该文后来摘要刊登在《山东画报》副刊《老照片》杂志2013年第一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