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父亲胡开明的高尚品德 ——在纪念胡开明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胡战生 首先，感谢来参加纪念胡开明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老同志、叔叔阿姨们和朋友们！特别要感谢远道而来的张家口的老干部们，他们是代表张家口人民专门赶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的。 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恰巧是我们的母亲诞辰94周年，所以今天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有双重意义。 大家知道，老鬼写了一本关于胡开明的书，但经过九年的努力，政审多次也无法通过，在国内无法出版，所以只好拿到香港出版。但就在这本书在香港出版的第二天，各海关口岸就接到上边的通知，这本书不得进关。所以，我们本打算今天在纪念胡开明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送给大家每人一本，但现在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了，对不起大家。 我们的父亲为国家、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曾被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称为党内少有的“先知先觉者”，但就是这本关于他历史的书，在国内却不能出版，真是可悲可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历史，也关系到我们党的历史，党在历史上作过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所以它不愿意让人民知道，更愿意让人民永远忘记。但历史就是历史，早晚人民都会知道，掩盖是掩盖不住的。 关于胡开明的历史，很多老同志都是熟悉的，我就不说了。我想，我们作为胡开明的子女在这里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主要是为了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 父母对我们从小就很重视品德教育，父亲工作很忙，平时对我们的学习、生活不太关心，但在品德上，却对我们抓得很紧，要求很严格。例如，他从来就不让我们搞特殊化，他的小车从来就不让我们用，记得有一次过节看电影，他让我们坐公共汽车去，他自己坐小车去。记得在天津我上高一时，学校组织到郊区农村帮助秋收，我被传染上急性痢疾，发高烧40度，有生命危险，学校打电话通知家长，在这种情况下，爸爸才派车到农村接我，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就为我派过这一次车，是为了抢救我的生命。 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作一个老实人，作一个正直的人。 我妹妹晓燕在石家庄，一次饭后散步，曾问过爸爸一个问题：“你说，老实人到底吃亏不吃亏？”爸爸回答：“老实人终究是不吃亏的。”他的意思是，老实人也许当时是吃了一些亏，但到头来党和人民是会给他们正确的评价的，而那些投机耍滑的人，终究会被历史所抛弃，进入历史的垃圾堆。 他这样教育我们，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从来不说假话、大话、空话，从来都是实事求是的。所以，他对省长刘子厚等人不管人民死活，昧着良心说假话，看领导颜色行事，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非常鄙视。文革中，他就揭发刘子厚兜里装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材料，待摸清毛主席的观点后，再拿出毛主席喜欢的材料，从而骗取毛主席的表扬。而父亲只有一个材料，一个观点，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 父亲在政治上有一个始终坚持的观点，那就是：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党的利益就是人们的利益，党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说过这样的话：“人民不欢迎的事做它干啥！？”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个观点。他认为党就应该是为人民办事的党，党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民，凡是人民不愿意做的事，党就不应该做。因此，他在张家口工作时就坚持这样的原则：凡是老百姓不愿意做的事，他就尽量迁就，尽量不做；凡是老百姓愿意做的事，他就尽可能支持。张家口当年之所以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采取了许多农村改革的措施，就是因为他顺应了大多数百姓的要求，按着这条原则行事的。 父亲在政治上还有一个始终坚持的原则，那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天，“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人民利益重于泰山，人民呼声重达千钧”。因着这个理念，他时刻关注民生，体察民瘼，倾听民声，尊重民意，勇于为人民呐喊上庙堂，敢于为百姓请命达天听。 文革后，曾有一个老同志问过他一个问题：“按理说，你也是一个省级干部了，难道当年你对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对毛主席的观点一点也不知道？”父亲回答：“知道是知道的。”“那你为什么还敢给主席上书？”父亲回答：“人命关天呀，顾不上这些了！”这就是父亲的回答，回答的很简单，也很坦然，然而这确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他的意思是说：老百姓的性命都要保不住了，我还考虑什么个人的前途、个人的政治命运！这就是他给毛主席上书的动力！ 父亲从来都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反对极左路线的。他向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党内，一直都是 “左”倾路线占上风的，其实在我们党内并没有真正的“右”，所谓“右”，也是“左”，只是他站在了左的右边，所以成了“右”。其实我也是执行“左”路线的，只是有很多人都比我左，所以我就成了“右”，成了“老右倾”、“老右派”了。 父亲是一个很有思想、有头脑的人，遇事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从不盲从别人的观点，也不盲目执行上级的政策方针，而是坚持把上级的方针政策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对毛主席虽然也崇拜过，但他不迷信。他在安徽全国真理标准研讨会上说过：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不仅在于一般理论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更在于革命领袖创立的革命理论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革命领袖不是“神明”，他们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环境，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和实践的局限性，会有不足乃至错误之处，因此，他们的理论也必须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改变过时的、错误的东西，补充新的原理，这样才能指导社会实践。 在“两个凡是”文章发表的当天，他在报纸上看到后，就对周围的同志说，“两个凡是”的观点是错误的。当时他还在农村劳动改造，还没有解放，后来他在河北省委“解放干部学习班”上，就公开批判“两个凡是”。学习班期间刚好党的“十一大”召开，他看到“十一大”公报中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他说：“‘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吗?那时‘四人帮’气势凶凶，阴谋篡党夺权，干了很多坏事，夺得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在那种政治气侯下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不可能都是正确的！” 当时有好心人劝他说：“老胡呀，这可是政治路线的大问题呀，弄不好又要跌个重重的大跟斗，还是多学习，少说话，不要冒险吧!” 父亲却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不能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真理，应该冒险!” 后来省委组织部找他谈话，问他“你怎么作了这样的发言?”父亲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权力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为此，学习班后，省委把这个“顽固不化”的胡开明分配到沧州市（县级市）当第八革委会副主任，也就是最后一个副主任。 父亲是一个硬骨头，在原则问题上他是绝不让步的。1980年万里从安徽调中央工作后，接替万里工作的省委书记（张劲夫）就大反农村岗位责任制。因此，在省委常委会上，围绕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口头辩论进而甚至拍起了桌子。父亲当面顶撞这位省委书记，义正言辞地指出：“搞承包生产责任制不是单干，而是解放生产力；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顺应生产力的需要。”后来省委秘书长袁振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万里同志才走三天，他们就开始反调查，说胡开明是‘后面的乌龟跟着前面的乌龟（指万里）爬’，攻击我们是‘复辟资本主义’，是‘走资派还在走’，胡开明同志在会上当面顶顶撞他。胡开明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硬骨头，在原则问题上他是绝不让步的；他不是一个温文而雅的人，是一个坚强的人，敢于顶风的人；他为党、为人民是立了大功的，他的官不大，但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却很大，全国省级干部中没有几个能像他一样的！” 父亲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百姓，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官”。在安徽工作时，有一个小故事。一天，他在合肥的马路上，与一个从石家庄来合肥出差的老干部的孩子（姜苏平，姜占春之子）边走边聊天，突然，他看到前面有一个老头在吃力地蹬着三轮车爬一个大坡，他立即跑上去在后面帮助推，这个老干部的孩子看到此景，也立即上去帮助推，那老头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回头看了看，点头表示谢意。事后，这个老干部的孩子对人说，我敢断定，那老头绝不会想到，帮他推车的是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是的，那老头不会想到帮他推车的是这么大的“官”，但是，父亲身为高官，但不高于人民；身居高位，但不高于百姓。他帮助推车的行为，绝不是故意做给人看的，而是他情不自禁的本能的动作，是出于骨子里的本能的反应，因为“为人民服务”对他来说早已“习惯成自然”，他心里始终装着人民，装着百姓的疾苦。 父亲一生襟怀宽广，光明磊落，对同志、对朋友、对上下级，从来开诚布公，坦诚相见，对同志、对战友非常关心、爱护。文革初期，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被批判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后来也被关在保定的“黑帮大院”里。父亲知道他来后，立即去帮他打水、扫地、铺床、支蚊帐。后来聊天时，父亲发现蚊帐里有一个蚊子，立即帮他打。这件事虽然很小，但使张承先非常感动，三十多年后我们采访他时，他还没有忘记胡开明帮他“打蚊子”这件小事。1978年父亲在安徽工作时，刘澜涛还没有解放。父亲听说刘澜涛被关在安庆，他立即要去看望，安庆市委事先知道了，很紧张，又请示地委，又请示省委。父亲根本不管那一套 ，开车就冲进去了。刘澜涛看到父亲，非常惊讶，对父亲说：“你怎么敢来看我？”父亲说：“我怎么不敢来看你？！我还不知到你？你又不是反革命！”后来刘澜涛回忆说：“开明同志是文革后第一个来看我的人，万里同志是第一个称我‘同志’的人。” 父亲对下级也是一样，文革中父亲在张家口各县巡回批斗，各县县长、书记们陪斗。怀安县委书记张烈年纪较大，有许多病，父亲就尽力照顾他，保护他。一次批斗时，父亲对造反派说，张老年纪大了，在台上站不住，你们给他找个凳子，要不然我不上台!造反派只好同意。中午吃饭时，父亲一看，端上来的饭简直就是猪狗食，父亲很生气，把筷子一放，碗一推，不吃了，对造反派说：“张老年纪大了，又有病，你们就给他吃这个？给他重新做，做好的！”造反派一看胡开明罢饭了，而且他们心里也自知有愧，所以只好重新给张老做。这件事我是听张烈书记亲口说的，说时两眼充满感激的泪花。父亲常对我们说：作人要作‘雪中送炭’的人，不要作‘锦上添花’的人。在别人危难时要尽力关心、爱护和帮助；在别人蒸蒸日上时 ，要远离。这就是父亲作人的原则。 父亲有博大的胸怀，是一个性格开朗、乐观的人。文革初期，造反派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快乐的黑帮”。那时父亲就被关在保定的“黑帮”大院。被关的“黑帮”许多人对文革不理解，感到前途茫然，灰心丧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而父亲却能吃能睡，整天乐乐呵呵的，有时他还拿出当年“一二?九运动”时学生的造反精神，晚上偷着跳墙上街买包子吃，后被揭发，受到造反派的勒令检查。那时有好些“黑帮”想不通，有的自杀了。父亲就劝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千万不要自杀，自杀了就什么也说不清了，而且还落了个“自绝于党、自觉于人民”。在他的劝说下，有好几个老同志（如肖风、张何明等）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还有省委工业部副部长赵衡割腕自杀，被父亲及时发现，幸免一死。 那时造反派给“黑帮”们每人脖子上挂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姓名、××分子，不仅批斗时要带着，平时也必须带着。别人都不愿意带，即便带了，出门也是低头掩目，匆匆而走。而父亲却是满不在乎，挂着“黑帮”的大牌子晃来晃去，逢人就打招呼，见人就说话，甚至还曾带着大牌子不知不觉地走到上大街去看大字报，有的群众看见，就指着他说：“这就是省里‘第三号’走资派胡开明呀！”父亲还听见后还向他们点头表示“我就是！”。 那时，“黑帮”们经常要挨批斗，批斗时都要戴“高帽子”。“黑帮”们谁都不愿意戴，而父亲却满不在乎。批斗前，他甚至主动到后台挑“高帽子”戴，试试这个，试试那个，最后挑一顶大小合适的戴。有一次他竟然挑了一个最高的，说：“这个正适合，就戴这个吧！”，搞的造反派都笑了。 还有一天，父亲听说造反派要批斗省长刘子厚（刘子厚也曾被打倒过一阵子），他主动找到造反派，要求陪斗，其目的是想看看造反派是怎样批斗刘子厚的。这使造反派和“黑帮”们都很不理解，因为一场批斗会下来要两、三个小时，站在台上低头、弯腰，舌干口燥，谁都不愿意，但父亲却说，陪斗有陪斗的好处，可以了解很多的信息，对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可以当场纠正。 在“黑帮”大院时，有一次他的外甥女来看他，正巧碰上造反派来送水（当时黑帮们喝的水也是定量供应的），只见一个造反派提了一桶凉水，给父亲舀了一缸子水，然后顺手从地上抓了一把土，往缸子里一撒。外甥女无奈地说，这怎么喝？可父亲却说：“没关系，等一会儿土沉下去就可以喝了，这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文革结束后，曾有人问父亲，在文革那么残酷的年代，你为什么还能如此乐观，如此开朗？父亲回答说：一个人，如果名誉、地位都不想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不了回老家种地去，当个社员总还可以吧！另外，我们还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错误的东西一定能得到纠正，坏人绝不能阻挡历史的前进。 父亲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也不为家人谋利益。父亲在1952年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工资级别本应定为七级，但因为名额限制，他主动把指标让给别人，自己定为八级。父亲1954年就是河北省副省长了，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他去世，他的职务40多年就没有提升过半级，仍然是副省级，而他的下级有的已经是正省级了，他在张家口工作时的秘书（曲维镇）后来也是副省级了。其中1959年他还主动辞去副省长，到张家口担任地委书记，自己给自己降了半级。 在安徽工作时，有一次省委拟为省人大班子配备一位女性领导干部，省委副书记李世农提议说：开明同志的夫人李克林德才兼备，可以作为省人大副主任候选人。第一书记万里，省长顾卓新等人当即表示同意，因为他们都很赏识母亲的才干。但父亲说：“安徽是革命老区，在长期的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妇女干部，而克林在安徽时间太短，她本人资历够，能力也没有问题，但她不能代表安徽省妇女界，不能出任省人大副主任。”父亲的表态，是在座的常委们始料未及的，会上没有做结论，责成省委秘书长在下面再作父亲的工作，但父亲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常委们的提议只好作罢。在外人看来，升任副省级干部是人生的一个很大转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父亲但凡有一点私心，说点冠冕堂皇的“官话”、“谦虚”话，其夫人（我们的母亲）不就可以成为副省级干部了吗？然而父亲没有这样做，会后父亲把他的观点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后，虽说感到有些遗憾，但态度很明确，她对我们说：“你们爸爸作的对！他是从公出发，从党的利益出发！我支持他！” 父母的作法和现在党内“买官卖官”、“要官争官”的腐败现象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呀！——这才叫“大公无私”！ 父亲是一个非常廉洁的干部。举个小例子。在安徽工作时，有一年春节，地方上送来一些年货：大枣、花生等土特产给省里领导。父亲回家后看到了，就问：“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家人回答：“是省委办公厅送来的，是地方上送的年货，每个领导一份。”父亲立即说：“退回去！如果领导干部都随随便便接受下面送来的东西，那党的廉政为民，防止腐败的要求还怎么落实？！”——这就是父亲！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总之，父亲在我们子女心目中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我上面说的都是一些小事，但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父亲的高尚品德和高贵人格。其实，在座的老前辈们，也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也都和父亲一样有着高尚品德，所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要继承你们的理想，为把我国建成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光临。 2013年3月4日 注:此文后发表在张家口文史第十一期上(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