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特工”
   

       家父黎寝明，原名黎永陞，曾用名黎生民。1911年3月出生在四川忠州石宝寨一个相当于中农的人家。其祖父是长江上的船工，父亲中药铺职员。家中田地产粮约够半年口粮，不足部分靠祖父劳动所得补充。他11岁时初小毕业，家贫无力升学，留在村里断断续续读了3年古书。15岁母亲因贫病交加死去后辍学在家务农。16岁下半年才进忠县东区中学读高小。1929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任四川忠州县立初级中学中共地下党党支部书记。

      父亲11岁初小毕业，因家贫无力继续升学，留在村里断续地读了三年古书。15岁那年祖母因贫病交加死去后辍学在家务农，16岁下半年才进东区中学读高小。1929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是教师吴逸僧。他和另一教师牟汤铭是共产党员，秘密领导团员和学生会搞学生和农民运动。1930年六七月，以李光华为首的川东第三路红军取道忠县石宝寨渡长江，转移川湘黔地区。父亲和任正炳在吴逸僧领导下搞通讯联络工作。三路红军在石柱县境内失利，短枪队折回，人员疏散，枪支隐藏。在枪支隐藏时吴逸僧、任正丙和、和父亲担任警戒。
　   川东第三路工农红军从建立到失败，历时仅半月。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起义条件不完全具备，准备不充分，急于执行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而盲目东征，结果使革命遭到严重挫折。但三路红军将土抛头颅洒势血顽强的斗争精神，犹如一座历史丰碑，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
      由于吴逸僧因红军过路时暴露身份，反动政府下令通缉逃亡到外地，另一教师牟汤铭牟汤铭相继潜行出外。父亲的读书成了问题，父亲从读高小第二年起，学、会、什费就由这两位老师供给。幸同学任正炳在忠县中学有了工作，答应父亲的学费由他供给，这样父亲就转学到了忠县中学。
       父亲坐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牢发生在转学忠县中学后的1931年1月。
       父亲在自传中记述，1930年八九月份，他的同学任正炳和校外一个姓何的同志决定组织一个团小组。由何领导，任正炳和父亲分别担任组织、宣传。（据我近日搜集到的资料，姓何的叫李家俊，中共四川省委行动委员会委员，那时化名“何胡子”，而成立的也不是如父亲所说的团小组。那时成立的是“忠县行动委员会”，任正炳是成员之一。父亲是委员会下属组织的成员。父亲直至80年代才知道他那时已经是中共党员，此前历次运动的交代材料中他写的都是参加共青团组织。） 

       这个小组除了任正炳、吴永浩和父亲是由东区中学转来外，还有县中原有团员周成禄。陈时海，骆骧3人。校外有任孟侠担任技术工作。这年冬月二十四日夜里，父亲和吴永浩、周成禄、陈时海，骆骧突然同时被捕。第二天得知，任孟俠夫妇、任正炳在他们被捕前先被捕。父亲他们5人被捕疑心是先被捕的人出卖，而先被捕的是何原因难以推测。

       忠县忠州中学纪念100周年校刊上的“县中党案”记述父亲他们几个被捕的经过。这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五年，2008年我在网上发现的。

（二）县中党案

1931年（民国二十年）1月的一天傍晚，县政府派来武装多名，由教育局长吴国仁亲自率领，他们闯入学校，直奔校长室搜查。当时校长陈孟仁在离校长室较远的教室里查自习，见状急从后西小侧门逃往校外。后来，他们将文牍任畏吾（字正炳）、稽核成政安及吴永浩、黎永陛逮捕。任畏吾等人被逮系到县政府，经立即审讯，他们才知道是被校外叛徒出卖。他们四人虽然暴露了身份，但是不承认有什么活动，并一致否认与校长的特殊关系。

第二天早晨，孟仁校长探知事情真相，在征收局长何 迺 仁的大力支持下，毅然挺身而出，亲自到县府引咎辞职，结果任畏吾等四人都因名列党籍入狱，孟仁校长慰留返校。1932年，任畏吾借口有病获准狱外就医，他的家人随即谎报溺水身亡，县府没有再深究（实际由孟仁校长资助旅费，远游上海）。永浩等人也先后保释。
       70多年后，互联网上有文章披露了他们当年被捕的原因。： 　　　　
　　“回石宝不久，吴逸僧派梁、熊等人随上级派来忠县的李叔昭、吴季侠等去下川东特委等待分配工作。1931年1月初，李叔昭在万县街上碰到贺蜀筠。贺蜀筠曾在黄浦军校学习，后由党组织派遣在忠县驻军冉团搞兵运，认识了李叔昭。贺在重庆被捕叛变后，任刘湘特委会侦缉组长，带特务在万县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李叔昭在万县被贺蜀筠逮捕后叛变投敌，出卖了党组织，使不少共产党员被捕。”

       由于上级派来忠县去下川东特委等待分配工作的李叔昭、吴季侠先后叛变。致使忠县中学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彻底破坏。父亲在自传中说，“1937年7月我一道被捕的五人和任孟俠的老婆，在分别托人说情之后，反对政府勒令我们要写悔过书取具店保才能释放”。父亲对于写悔过书是这样解释的，是“以混过去再说的想法无耻地写了悔过书”，字里行间认识到自己写悔过书的错误。而从父亲的弟弟要幺叔口中得知，父亲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父亲那时还不满20岁，但他是家中的长子，如果拒绝反动政府勒令悔改和家人取保，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必定会连累家人，给家里带来灭顶之灾。父亲后来是在家人东凑西借化了不少银元，才得到了保释。
　　根据网上发现的史料记载，和父亲一起在忠县中学被捕的几个人，除任孟俠叛变外（无具体细节），其它几个人写悔过书保释后没有给党组织带来进一步的破坏。他们的上级领导吴逸僧、牟汤铭等人在李叔昭叛变后已迅速转移，改名换姓隐蔽了起来。   
    “1931年1月初，回下川东特委等待分配工作的李叔昭，在万县被捕叛变，出卖了忠县党组织。王陵基便派营长何治安与特务贺蜀筠带着部队，押着李叔昭到石宝抓人，此事被在王陵基司令部当勤务员的吴兴元得知，星夜赶到石宝告知吴逸僧。吴立即通知牟汤铭、谭蜀贫、邓南熏、周若梦等人转移，并把枪支掩藏在黄家铺子河边的一个石窟里。安置好所有人员后，他改名换姓前往丰都等地寻找上级党组织。2月，辗转到石柱县石家乡，改姓马，通过王家滋的关系安排在田华轩家作家庭教师，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敌人扑了空，便将吴逸僧的父亲吴天成和通讯员吴顺碧、邓南熏的父亲和姐夫抓去，捆绑吊打，施以种种酷刑，逼他们交人。接着到西沱逮捕了金玉凡、彭普昭等。1月14日，在忠县县城逮捕了任正炳、任孟侠等，并悬赏缉捕吴逸僧、牟汤铭等。在白色恐怖下，吴季侠投敌，出卖了下川东特委全部成员，并带着敌人搜捕共产党员，下川东特委和忠县党组织尽遭破坏，七、八十位同志被捕入狱，埋藏在黄家铺子石窟的枪支也因人告密被敌人搜去。面对敌人的凶残，叛徒的无耻，吴逸僧异常愤怒，而看到战友被捕，革命事业受损失，他又十分痛心。在敌人的重赏缉捕下，他自知难逃敌人魔掌，与其被捕受辱，不如以死报效革命。5月20日他怀着对同志、对革命的无限眷恋，挥笔直书：“几年来的奔波，看破了卑污而龌龊的尘寰，猜透了自私而残酷的人心，目睹苦心培养的革命力量毁于一旦，我心碎欲裂。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到处都是陷阱，我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与其瓦全，不如玉碎。但是，我深信党的事业是一定能够胜利的。永别了，我的亲人，我的同志！”书毕自尽，年仅28岁。
　   父亲从被捕到出狱，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家里为凑齐保他的银元卖光了所有的粮食还欠满了债。听父亲在世时说，出狱后家里管住了他，要他成家立业，担当起长子的责任。他说他的父亲和祖父面对反动政府疯狂的逮捕屠杀共产党的白色恐怖很是担惊受怕，生怕哪一天会失去他这个长子长孙。面对家中的压力，父亲虽然心里想出去干一番事业的，但也不能急于求成。他暗暗打下主意，一侒有机会就出去继续参加革命。于是，他定下心来找了一个适合他的职业。1932年经忠县小学教员检定考试合格当了农村小学教员。到1937年6月离开家乡前的五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在忠县的黄金乡小学、涂井乡小学、石柱蜀光小学、忠县中关小学、忠县第一中心小学、忠县中学附小教书。记得父亲曾经给我们说过，他教书的时候也是像他的恩师吴逸僧、牟汤铭一样的关心学生的进步成长。他利用教书的机会在课堂向学生传播革命道理，控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横行乡里，指出穷人苦难的根源，以唤醒学生的觉悟，启发他们的斗争意识。
　　在这五年多时间里他接受了家里为他的安排，娶回了我姐姐的母亲，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
       1937年6月，父亲的忠县同乡黎德昭的老婆要父亲送她和三个孩子到北平她丈夫处，并答应贴父亲一半路费。父亲因借此可实现多年的愿望，便送她和孩子到了北平。就这样，父亲离开了长江边石宝寨他的这个故乡，别离了他的父亲弟妹妻子和牙牙学语的女儿。这一走，直到他93岁离开人世，他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故乡，这也和他的四川老乡一样，让人不可思议。
       父亲的弃家出走是为继续参加革命，他打算到了北平后先找个活干，再寻找进步组织。但到了北平后同乡黎德昭已离开北平到河北昌黎一果树改进所担任所长，于是只好把黎德昭的妻儿送到昌黎。不料黎德昭犯事因被控贪污坐牢，这样父亲不但拿不到路费而且弄得他无法脱身。无奈之下父亲写信给在安微盱眙县蒋坝镇导淮委员会的刘永玲（该人原是忠县东区中学的团员），向他打听他和任正丙的情况。刘永玲回信说，任正丙已随郭沫若由日本回国，任正丙住南京平津流亡学生招待所。找到曾经的战友，恩兄任正丙也是父亲多年的愿望，当时他很想到南京，但路费无着又因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交通邮电断绝无法行动，父亲只得困在昌黎挨饿受冻。

      到昌黎后的第二年1938年春他开始在昌黎果树改进所打工，1939年改为练习生。果树改进所有日本籍的技术员，他们把中国人当作亡国奴，对中国工人经常任意的谩骂和殴打。1940年父亲被日籍技术员殴打后秘密地逃到北平黎德昭的家中。这年10月经四川同乡吴家振介绍到北平市牲畜管理处，在阜成门当三等税警。11月因黎德昭在浙江省原蚕种制造场当场长，父亲又送黎德昭的妻儿到杭州。父亲在原蚕种场总务部当事务员，1941年兼任浙江省职业学校蚕桑班国文教员。

       蚕种场在钱塘江的北岸。至此，从1940年10月到2003年10月，父亲风风雨雨在这里度过了整整63年的漫长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