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后代的故事（一）
发布时间：2010-10-15 09: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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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后代的故事
走上革命的道路（一）
一、难忘的少年时代
1918年6月11日，我出生在一个封建没落的地主大家庭里。我的家乡是河南林县一个比较偏僻落后的山区农村，我的青少年时代，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偏僻落后的山区农村度过的。也是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百姓颠沛流离，穷苦民众纷起抗争的时代度过的。
我家是当时村里最大的一个地主。在我记事的时候，还有二百多亩地，五十余间房屋，五头牲口，一百多只羊。雇有长工和男女佣人五、六个，1928年我十岁的时候，被当时军阀官僚讹诈，破了产，从此走向没落。全家二十多口人，土地八十亩，两头牲口，还欠了很多债。后来连长工也雇不起了。全家除我大哥二哥外 (那时他们在外边混事)，几乎全部都参加了劳动。农忙时我也参加劳动。
我父亲读过几年四书五经，满脑子孔孟之道，但他很少过问我们的学习。我大哥在北平私立朝阳大学读书，从外边带来一些孙中山闹革命的传闻，说读四书五经不行了，要我们上洋学、读洋书，才有前途。
我六岁上学，读了几年四书。十岁以后在村里上小学，十四岁高小毕业。因家贫，失学一年。后随二哥到县城，考入县立简易师范，读了一年。因为学习成绩好，二哥又当上县保安队中队长，所以决定供我上初中、高中……1936年我从省立安阳第十一中学毕业，考入省立安阳高中。由于要交50元现大洋学费，上不起，只好去考省立师范，最后考上了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在家乡，在我少年时代，给我幼小的脑子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印象，深深影响着我的成长。一个是林县天门会对我的影响。1924年到28年，我的家乡发生了一次轰动豫、晋、冀三省边区的农民大起义,林县天门会起义。起义的领袖是林县油村沟的一个石匠，叫韩裕明。由于农民不堪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就暗中成立了天门大会，聚众抗粮抗捐，最后把县官也赶跑了，天门会坐了县大堂。接着又攻占了涉县、辉县和山西的一些地方。声势浩大，几个月内就聚众数十万。他们到处惩治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他们还禁烟禁赌，反对使用洋货。在山西打败过阎锡山的部队，在河北打败过张作霖的奉军，在河南英勇抗击冯玉祥前来镇压的军队。当时，我二哥认为韩裕明是“真龙天子”，同时出于保家的目的，也参加了天门会。在村上设坛聚众，为天门会扩展声势，成了天门会的一个小头目，天门会的会员都是贫苦农民，且纪律严明，因而到处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我和村上的孩子们，天天围看天门会队看热闹，看操练。天门会占了县城，我还跟着乡亲们跑到县城去看县大堂。农民们坐在县大堂的椅子上，扬眉吐气，哈哈大笑。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28年，直奉战争结束，冯玉祥的队伍镇压了天门会。国民党在林县取得了统治地位，三民主义又传到了我的家乡。“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的歌声，到处唱起来了。我们村上也成立了洋学堂。老师领着我们到处打神像，劝妇女放足，劝男人剪辫子。从此，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在我心里萌生了。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领我国东三省，这一事件引起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恨。这时，我正在县里上简易师范，己经十五岁了，暗暗立下了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
二、学生时代的梦
青年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青年学生的梦更多，也更奇幻。但是富家子弟的梦和贫寒学子的梦往往大不相同。我是贫寒学生，我有自己独特的梦。我知道学校的门不是对我们这些贫苦学子敞开的，将来要进高等学府，没有特殊的才能是休想问津的。我也懂得在旧社会，穷学生毕业后是很难谋求到较好的职业的。甚至毕业即失业。我们的敲门砖就是真才实学。因此，我们只能以超人的毅力，刻苦的学习，去寻求自己的梦。我的梦很多也很高:我做过当科学家的梦，也做过当文学家的梦，也做过当教育家的梦，还做过当军事家的梦……等等。这些梦在现实生活中都破灭了，成了梦幻泡影。现实社会生活，现实的世界迫使你不得不按照客观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行事，顺者昌，逆者亡。我的人生历史都是梦想不到的。我原来梦想上高中考大学，但是初中毕业后考上高中，因为没有钱，上不起，我哭了一天。上大学的梦破灭了。不得已，只好去考师范。高师是公费，一月公家给六块饯。省立五师、省立乡师都考上了，然而入学要先交八块钱。怎么办?一同去考的同学都是穷学生，谁也苦没办法。我又难受得流下眼泪。这时，我的初中同学郝静宇没考上，手里还剩七块钱。他说:“老哥，你考取了，因为几块钱不能上，太可惜!小弟手里还有几块钱，全给你。我步行回家，有块儿八角饯在路上买点吃的就行了”。我实在感激涕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起程回家时，我拉着他的手，一直送了二里多路。郝静宇原名郝金山，林县临滨镇人，我俩在初中时是金兰之交，换贴朋友，1938年秋，经我介绍，万达同志吸收他入了党，后来他随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在反围剿战斗中不幸牺牲，成了烈士。
1937年“七、七事变”，我想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战争，结果事与愿违，落了个走投无路。这段故事说来幼稚可笑，但是它反映了当时中国青年学生抗战的意志和热情，也反映了蒋介石国民党不支持民众抗战的消极后果。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抗战开始，广大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而学校当局则要求学生安心读书，勿问国事。前线国军节节败退，华北形势日益危机，学校积极准备南迁。我们班有三分之一的同学离校，各奔前程。有的往西安去投张、杨部队，有的奔延安去投共产党，有的往山西去找“公道团”、“牺盟会”·……。丁茂才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后当了河南省军区文化部长，《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后改名林欣。赵有成，后改名赵凡，解放后担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副书记，等等。我则学习东北抗日联军赵一曼，决心留在敌后抗战。我串联了两个同学回安阳发动抗日救国运动，组织抗日民军，我们都是穷学生，从百泉步行到新乡火车站，没钱买车票，只好偷偷扒上一趟北去的煤车。迎着深秋的西北风，整整冻了一夜。饥寒交迫，那难受的滋味，可想而知。一个同学哭了鼻子。拂晓到达安阳。我去买了几个烧饼，大家像饿狼一样，狼吞虎咽的吃了，就往城里跑。走到城门口，城门刚打开，城里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了出来，我们挤都挤不进去。一打听，才知道是昨天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我们想挤进去也没用，就决定向袁家坟第二高中去找同学。没想到赶到二高门口时，学生己经跑的差不多了。碰上两个老同学，提着箱子，背着包袱，像惊弓之鸟，连话都顾不上对我们说，跟着人群奔跑。他们都是富家子弟，我也无可奈何，只好摇摇头，苦笑着对同来的二位同学说:看样子这里是没有指望了，我们各自回家，看看能不能串通一些抗日爱国志士，十天后到我家里集合碰头。我回家之后，找了一些亲朋好友，向他们宣讲留在敌后，组织抗日义勇军的雄心壮志，他们一致赞许。但大家问我：“枪支弹药，军需给养”从何而来?我一时也说不出个道道。想了想对大家说:听说东北抗日联军就是靠“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自愿组织起来的，有枪的拿枪，有钱的拿钱，没枪没钱的拿命”。大家互相看看说:“可惜我们都是赤手空拳的人，只有一腔热血啊”!说完，相视而笑。我一点笑容也没有，陷入了沉思，摆摆手说，大家先回去想想吧。后来，我去找那些掌握枪杆子的地方实权人物，不是吃了闭门羹，就是碰了钉子。最后，赶回百泉，学饺己经南迁。
三、誓死不当亡国奴
我在家乡呆等的十天日子里，万福林五十三军从河北撤退下来，先是到彰德(安阳)，随后跑到林县。当五十三军路过我的家乡马店时，那些富户和年轻的妇女，都跑到山里躲兵灾去了。因为在豫北这一带地方，从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几乎没有断过。老百姓深深懂得，不论是谁的队伍，是吴佩孚还是张作霖，是蒋介石中央军还是孙殿英、石友三的杂牌军，都是‘官土匪’。然而，那时我不以为然。我认为只要是抗日的队伍，是不会像过去军阀的部队那样，到处奸淫抢掠的。况且，如果民众都跑了，没人出来照应，更谈不上鼓舞抗敌将士的士气了。因此，我决心留在村里，等待欢迎从抗日前线归来的劳苦功高的国军。住在我家里的是一个团的团部。因为我对他们很热情，帮他们安排住处，送米送面，还说些慰问的话，所以他们对我这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学生，也没有发生什么非礼的蛮横态度。当官的还给我讲述了一些前线战事的情况。第二天早饭后，部队开拔了，我把团部几个当官的送到村外，双方招手告别，表示军民惜别之情，也算不错。然而当我回到家里，去鸡窝放鸡时，发现十只鸡一个也没有了。到厨房一看，到处是鸡毛鸡血。这在我的眼里，只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可是当我走到西屋一看，我的天啊!放米面的笸箩里，都给拉上了屎尿!连我自己用的一个帆布书包也给拿走了。这一切使我发呆了，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抗日国军”!
我坐在炕上沉思起来。昨天晚上，团部那两个当官的，曾经绘声绘色地对我讲述了日寇火炮的厉害，说日本鬼子的机枪、大炮打起来像刮风下雨一般，如果你撤退慢了，就会全军覆没，一个也活不成。可是下边一些当兵的则对我说，从保定撤下来，连一个日本兵也没碰到过，只是隐隐约约听到过远处传来的炮声或飞机声。我想，难道我们就这样毫不抵抗地遭受灭亡吗？难道我们当亡国奴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吗？不，不能，我们诀不当亡国奴。可是，指靠谁呢?谁能领导我们坚决抗日，去夺取胜利呢？指望这些平时耀武扬威，到处奸淫抢掠，欺压百姓；战时一听炮响，就丧魂失魄，望风逃窜的军队，看来是不行了。唯一的指望，在我心里开始萌生了“只能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了”。然而，红军是什么样子，我知道的也不多，更没有见过。如今红军在那儿？据传说在太原、石家庄以南还没有呢。只好期盼红军的到来。
我不见约定的同学来家聚会会，只好返回母校，打算在学校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我翻山越岭，徒步跋涉二百余里，回到百泉时，学校己空无一人，学校迁移走了。我在辉县城附近找到几个未随校南迁的同学，同他们商量如何组织抗日救亡的事情，他们也是一筹莫展，徒呼奈何。这时，我到街上买了一些“油光纸”，自己编写墙报，贴到城里闹市区。在围观的人群中，我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抗日图存，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演说。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演说，竟使老人点头，妇女流泪，年轻人鼓掌叫好。我从这种场面中看到了“人心未死”，看到了抗日救亡的希望所在。其实，我这个人是平时不善言谈的学生，特别在公共场所，一说话就脸红的青年，不知怎的，今天竟成了富于激情，绘声绘色的演说家了。
四、遇知音
人总是要穿衣吃饭的，我身上带的几块饯也快花完了，怎么办呢？我正在走投无路，为生活发愁的时候，一位身着长袍，风度翻翻的不速之客，突然走进了我的寓所，一所停课的小学教室。这位二十儿岁的青年，开门见山自我介绍说，“我叫陈济民，是某某小学的教员”。他递了名片之后说:“我看过你写的壁报，也听过你的演讲。我很钦佩老兄，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天特来拜访，共同畅叙抗战救国的宏图大志”。我自然十分高兴，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意愿和对时局的看法。最后，我长叹了一声说:“可惜我走投无路，报国无门啊”!这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说:“救国有道，报国不会无门。我有一位朋友在新乡，你拿我的名片去找他，他可以帮助把你介绍到豫北民众动员委员会”。就这样我到新乡，进入豫北民众动委会。找到吃饭和抗战救亡活动的地方。这位不速之客究竟是什么人，他的那位朋友又是什么人，当时我都不知道，也不好去问人家。但是从我与他们的接触交谈中，我断定他们是共产党人，或者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进步人士。那时，我已经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坚诀主张发动全民抗战的”。因此，只有共产党才能把爱国青年视为“国魂”，当作“国宝”。因此我也把他们当作志同道合和至亲好友，没有什么话不对他们说的，没有什么事不去找他们商量的。而他们说的话，我没有一句不听的。真是言听计从，亲密无间。
五、抗日也有两种势力、两条路线斗争
豫北民众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叫熊东皋，他是国民党的CC派。他看我抗日热情很高，活动又很积极，又是安阳地区的人，是个人才。一天，他突然找我谈话。我到他办公室时，没有第二个人。他很热情，让我坐下，说安阳很快就要失守，我们必须搞敌占区的地下情报工作。我看你最合适。月薪四十块大洋，还发一只新式手枪。接着他从柜于里拿出一只崭新的六轮手枪和一条装满子弹的皮子弹袋，放在桌上给我看。他说，如果你愿意，我保送你去接受特工训练。我说，叫我搞宣传还行，搞这种特工，我恐怕不行，我不是这种料。他看我犹疑，就说你回去再考虑一下，愿意不愿意，两三天内给我个回话。我出来之后，马上去找李毅之同志。李说，这是国民党CC特务组织，一入特工，只能活着进去，不能活着退出。于是第二天，我就婉言拒绝了熊的要求。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之后不久，豫北民众动委会就发出通知：凡是在动委会的青年学生，没有证式安排工作的，一律去报考民众工作训练班，考取的毕业后酌情分配工作，落榜的一律停止在动委会吃饭、住宿。
按照通知，我只好去报考训练班了。幸好，我考取了第一名。那时，头一名是很引人注目的。我利用这一点在学员中积极开展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卖国；坚持民主团结，反对专制独裁；坚持全民抗战，反对单纯军队抗战等宣传活动。在学习讨论时，绝大多数同学都欢迎我发言。当然，训练班的教员和军事教官也十分注意我的言行活动。特别是军事教宫，他们在学员中安排有特务分子，专门搜集学员看什么书，讲什么话。有一个姓孟的学员，愚笨无知，平时在同学中一言不发，表现老实。后来发现他常鬼鬼祟祟往教官那里跑，知道他是特务分子。这一发现，激起了同学的义愤。几个进步同学商量了一个办法：指桑骂槐，指鸡骂狗地同他开玩笑，激怒他之后，他一还口，就让身强力壮的同学揍他，他一还手，几个进步同学一齐上，拳打脚踢，直打得他哭爹叫娘，跪下求饶，方始罢休。一天夜晚，同学们照此行事，演了一场痛打“来癞皮狗”的闹剧。由玩闹打骂到痛打时，同学们齐叫好，“打，打死这条癞皮狗”， “打，打死这个汉奸走狗”!那时，抗日进步分子对国民党不让谈发动民众抗战，不让谈实行民主政治，言论结社自由等极为不满。特别对国民党特务把具有这种思想和意见的人，都视为“赤色分子”或“被赤化的危险分子”，尤为愤慨。因此，将为国民党特务效命的人，称为“獭度狗”、“汉奸走狗”。同学们虽然没有明言直说，姓孟的也清楚骂他，汉奸走狗"是什么含义。有同学责问他“还敢当走狗不敢了”?他装出一副可怜像求饶说:“再也不敢了”。有的同学在一旁高声问:“大家都听见了吧，他再当走狗怎么办”?满屋的同学齐声说;“打死他”!有的同学汕笑着问:“姓盂的，听清了没有”?这条獭皮狗连声说:“听见了，听见了”。
这幕“痛打癞皮狗”的闹剧，演得如此有声有色，事先并没有作任何具体布置，更没有排练。这里说明一条道理，凡是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都是绝妙的历史剧目。
一天下午，军事教官冯玄突然把我叫去。我一进教官的办公室，就按士兵对待长官一样，很庄重地向他行了军礼，然后问:“请问教官有什么事”?冯教官说:“听说你看的书刊尽是赤色的东西，这些书刊有毒，容易把青年引入歧途”!我立即很郑重地问:“啊!教官，你也看过这些书刊”?冯教宫说:“没有”。我紧接着反问:“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些书刊有毒呢?何况这些书刊都不是禁书，在书店里随处都能买到”。冯教官根本没有想到我敢这样质问他。我这一问，把他问得目瞪口呆，他楞了几秒钟，脸气得都发紫了。但是，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他又不敢对我发作，只好强作镇静，微笑着说:“同学，我是为你好，你们青年人思想单纯，容易轻信邪说，误入歧途”。我也很有礼貌地回答说:“谢谢教官的关怀。请教官放心，学生一心为国为民，多少还有点识别好坏和真伪的能力。从不轻信任何说教。学生担心的是有些人闭着眼睛，跟着别人说瞎话，长着脑袋不思考眼前的问题。这种人，不学无术，人云亦云，其不可悲”!我说完后，又补问一句:“请问教官还有何指教”?冯教官只好说:“好、好，望你能善自为之”。告辞时，我又向他行了了个标准的军礼。我像打了一个胜战，内心特别高兴。由于心情愉快，走起路来，步子也特别轻快。为我提心吊胆的同学们，一见我神彩飞扬地走了出来，便一齐围拢来，急切地问我去“受审”的情况。我一五一十地向大家讲说了谈话的过程，说得大家眉开眼笑。有位姓李的同学说:“妙，被告成了法官，审判者倒变成了受审者”。我说:“真理和正义在我们一边，理直气壮，无所畏惧，就能压倒邪气，压倒妖魔”。一位年岁较大的同学说:“话是这么说，但是，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没有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恐怕你老弟也就回不来了”!
就在这次教官谈话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冯教官集合全班同学训话。他杀气腾腾地说:“在我们学习班有些害群之马，散布谣言，拨弄是非，进行不轨活功…。我警告这些人，要放明白些。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失踪？为什么在卫河里或荒郊野地里，时常发现无名的尸体?说明白点，这就是那些图谋不轨者的下场…”!从此，同学们才真工明白了什么叫“法西斯特务统治”!当然，我最懂得冯教官这番训话的分量。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李毅之报告，征求他的意见。李毅之同志说:“是的，这是法西斯特务们要动刀的信号，你不要回去了”。然而，我又到何处栖身吃饭呢?经李毅之介绍，叫我到叫“民众书店”的小书店里当临时店员，暂时栖身。这个书店是张天性同志出面开张的，也是当时中共豫北地委、新、辉获县委开会、碰头的地方。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去书店的时候，已是1937年12月末，这时。安阳已经陷入日寇之手，新乡局势变得特别紧张。国民党当局大小军政官员，正忙着安排眷属向河南后方逃移，大地主和富商，不用说也忙活如何逃难的事情。市区街道大商店基本上处于随时关闭的状态，只有一些卖吃食的小商贩还在为生活而叫卖。总之，市区和街道呈现一片萧条和恐慌的景象。不用说我在的这个小书店，生意也很不景气，每天到书店来的顾客也是屈指可数的。买书刊的人虽然很少，但是出出进进到后院去的陌生人，却突然多起。李毅之，许冠英就去了两三次。后来，我知道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同志也来过书店。那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对待这些进进出出的陌生人，总是用微笑和热情的目光迎送着。这种微笑和眼神，在形同路人，彼此默不做声的接触之间，传送着神圣的比亲人还亲的同志情谊。当时，书店里只有我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这孩子只管看门和做饭。过春节时，那个年轻孩回家了，书店里就我孤独一人，我自己做点小米饭，配点白罗卜菜过年。
六、找‘八路军’去
三八年春节刚过，新乡的形势危急。可是，不见李毅之同志的动静，我急得坐卧不安。我找到他问:“日本占领新乡之后，你们打算怎么办?组织不组织抗日游击队”?李毅之同志说:“当然组织”!但是怎么组织，也没对我说，更没征求我的意见。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也不便问。回来之后，我翻来复去睡不着。我想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是党员，人家对自己还信不过。当时，我多少意识到，李毅之等人，连我这样的人都信不过，怎么能组织起来浩浩荡荡的抗日游击队伍来?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关门主义”。同时，我觉得时局如此紧张，眼看日本鬼子就要打到新乡，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就向李毅之同志提出:“要找八路军去”。李毅之同志说，八路军离这儿还远哩:你怎么去找?我说不管多远我也要找到。他看我执意要走，也不强留。就给我一张名片，说:“你到河北省邯郸邢台一带，拿着我的名片去投奔杨秀峰的河北民军游击队吧”。就这样我离开了新乡，离开了李毅之。
我翻山越岭回到林县老家，又约了一位初中同学朱僧伟，沿着太行山向河北省走去。从林县往涉县去的路上，我们碰到一群一群、一队一队象难民一样撤退下来的“抗日游击队”。有孙殿英的冀察游击队，有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有李富和的河北独立第三游击支队，不久，李富和投敌叛国，被日寇编为皇协第一军，当了汉奸。还有什么豫北游击队吴朝翰等部。在任村一带，我们被一个杂脾游击队的哨兵盘问，并押送到队部。那位军官一问我们是青年学生，又是林县人，就和善地问我们去涉县干什么?我说去找亲友、同学。他劝我们最好不要去，他说:“那边局势很乱。土匪、坏人、敌探汉奸，乘机活动。你们碰上坏人，弄不好会把你们当敌探汉奸处死，或者吊打你们一顿。如果碰上敌探汉奸，那就更危险了”。我对于这位军宫的劝告很理解，因为昨天我们就被某“游击队”扣了一夜，吓唬了一顿，还不给饭吃。同时，我们带的两天干粮 (在家买的烧饼)也吃完了。再往前去“不要说在混乱的敌后，无亲无故，人生地不熟，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就是连吃饭、睡觉也成问题。于是我们只好又返回自己的家乡，等待八路军的到来。
七、我也成了共产党人
在家乡，我访亲探友，到处奔走，宣传抗日救亡，在青年学生中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抗日救亡团体。通过我二哥梁智勇的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临淇区保安队，开展兵运活动，力图掌握枪杆子，为将来组织游击队创造条件。我给区队的士兵作抗日救国保家的政治报告，讲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教唱抗日的歌曲。还在临淇区青年中发展“民先”组织。我初中同学郝静宇先参加“民先”，后入党，成了我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
这时，河北民军政训处的工作员万达，也来临淇开展活动。他是临淇区孔峪村人，我们很快就相识了，并结成了最亲密的战友。不知怎麽，他很快就转来一卷“民先”章程，和郭海长同志的信，说经上级组织同意，委托我负责豫北“民先”的工作。不久，经万达介绍，我也成了民军政训处的工作员。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我是坚决拥护的，对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我也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我就知道的不多了，但是，我读过唯物主义哲学——即当时出版的大众哲学;也读过社会发展史这些小册子，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所以，万达同志问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时， 我回答的相当明确，痛快。所以很快就被吸收为中共候补党员了。批准我入党是万达同志口头通知我的。也没有举行什么入党宣誓仪式。我也记不清楚是否写过入党申请报告。我记得在通知批准我入党时，才给我看党章党纲的。我万万没想到，日夜梦想参加八路军的我，竟然会在没有看到八路军之前，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从通知的那天起，我的心一直在笑着，真是“乐开了花”。在我被批准入党之后，就像获得新的生命一样，浑身充满了活力，觉得有使不完的劲。走起路来。脚步也显得轻快有力。在路上，在四顾没人的地方，我便昂起头、挺起胸，迈着士兵行军的步伐，雄赴赴气昂昂地放声高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共产党、红军(八路军)在我心里是那么神圣、伟大和高洁，我甚至把共产党、八路军看作真理和正义的化身。这不是受什么宣传的影响，而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腐败的统治，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这一灿烂的曙光。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蒋介石不抵抗，也不让张学良的东北军抵抗。日本迸一步侵占热河、察哈尔和冀东，策动成立华北伪自治政府，蒋介石还是不抵抗，同日本订立“何梅”协定。而对内不停止内战，一致抗乱，反而勾结帝国主义，对共产党、红军加紧围剿。双十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逼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七、七”芦沟桥事件，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让所谓的西北军、东北军、桂系军等杂牌军开赴前线，让自己的嫡系部队留守后方，进行督战。这就是蒋介石利用抗战，消灭异己，保存实力的反动的“战略、策略”手段。不久，蒋介石发现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不但没有被消灭或削弱，反而在战斗中日益发展壮大。于是，蒋介石就派军队和特务到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来争地盘，搞磨擦。掀起三次大的反共高潮。这些历史绝不可忘记，更不容歪曲、篡改。
这里，我想简单讲讲我对共产党了解、认识的小故事。我在念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读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文章和小说。可是不久都成了禁书，图书馆不借了，学校也不让看了。据说“这些书有毒，是宣传赤化的书”。还说鲁迅等都是赤色分子，我本来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赤化，什么是赤色分子。这一来全明白了。原来国民党所谓“共产党是洪水猛兽、共产主义是异道邪说”，都是假的、骗人的。那时，我想如果鲁迅这些大文豪、文学家都是共产党、赤色分子，那么，共产党就是不错的，太好了。当局越不让看的书刊，我偏耍千万百计找来偷看。虽然有些文章看不大懂，也觉得没有啥毒，说的事都是合情在理的。有一次，我从一位要好的同学那里，借到一本用粉红纸包着，但没有封面的书。这本书讲的是文学理论，说世界上的文学，基本上分两大派，一是无产阶级文学，一是资产阶级文学。我仔细思考，觉得很有道理，合乎实际。我爱不释手，认真读过两遍。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开始在我的脑子里生了根。我想这大概就是共产党的赤色思想。从此，我对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兴趣。我每天早晨去操场跑步，总是留神地上有没有共产党的传单。我是多么想拾到共产党的传单啊!可惜我始终没有碰到这种传单。一天，刚吃过午饭，学校教务主任萧华清把我叫去，严肃地责问我的抽屉里为什么放有“红书”?我发愣了。“什么红书?我没有放过红书啊”!我这样自言自语的说着。我以为在自己的抽屉里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在场的化学王老师，看出我发生了误会，就马上解释说:“不是红书，是吃的红薯”。
“啊!红薯，我什么都没放过。宿舍的抽屉是两人共用的，反正我没放过”。
原来教务主任是四川人，把“红薯”说成“红书”，就这样，我吃了一次虚惊。
八、果然名不虚传
在一九三八年，我听到过许多关于红军反“围剿”和二万五干里长征的故事。红军在我脑子里出现过许多神奇的形象。但是，我还没见到过红军。一九三八年四月，我到林县城办事，在大街上看到一群民众围着一个牵马的军人。我挤到跟前，才知道那个军人是八路军的战士。这位军人，穿一身不怎么合体的灰军装，一脸很久没有刮的胡须，脚蹬一双新打的草鞋。从表面上看，很不起眼。他在演讲，不，刚开始讲演。
“你们听说过红军吗?我就是红军战士。为了团结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们八路军是申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在解释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后说:“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我们红军的光荣传统”。接着他讲了为什么必须坚决抗战到底，也讲了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得最后胜利的道埋。还宣讲了共产党对抗日救国的主张。他讲得是那样生动感人，通俗易懂，而且坚强有力，使听讲的人们无不点头称是。我更像着了迷一样，伸着脖子，瞪着眼，张着嘴在人群中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不是听这位红军战士讲的道理，而是为这位普通红军战士的非凡形象所吸引。一位衣着外表不起眼的红军战士，竟然像一个养之有素的政治鼓动家，这不能不令人叹服。我想他可能是八路军的政工干部。在这位红军讲完之后，我挤到跟前，伸出激动得发抖的双手，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同志，你们可来了，人民盼你们盼了好久啊”!接着我问他是那一部分的，在部队担任什么职务。这位老红军说:是一二九师的，是一个普通战士;刚提成排长。是个大老粗，放牛娃出身。
我听说是一个普通战士、大老粗，更为惊叹。我立时肃然起敬，向这位红军战士行了个军礼。我自言自语地说:“真是名不虚传!有这样的党，有这样的军队，中国有救了，人民有救了”！
九、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
一九三八年秋，组织上通知我去八路军林县工作团工作，我高兴极了，因为从此我就是八路军的一员了。八路军在我心中是一支无比光荣伟大的人民军队。
林县工作团实际上就是中共林县安阳、汤阴、淇县中心县委机关。我是青委，负责青年工作。当时，工作团有二、三十号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也有少数来自铁路上和纺织厂的工人，还有几个贫雇农。后来又派来二个大学生。一个叫安宏，是我们工作团的团长，是对外的，搞上层统战工作的。由于他在山西阎锡山的“公道团”里当过某县“公道团”团长，所以，同志们部叫他“张公道”。他是我们团里唯一带手枪、骑大骡子的干部。另一个叫刘梅，穿了一身可体的中山装，颇有大知识分子的派头。因为那时他还没被批准入党，所以他只能当一般工作人员。但是他能讲会写，处处高人一等，对人又很热情和气，所以同志们都很敬重他。他是工作团的油印小报的总编辑，召开群众大会也请他登台演讲。他很会讲演，他的讲演通俗易懂，既有说服力，又带鼓动性。只要他一上台讲话，会场就立即安静起来。他的讲话一般不太长，但总是掌声不断。同志们都佩服他的才能，背后议论说:“真不愧是大学生”!“可惜还不是党员”。据说他参加过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可能是由于他出身大地主
家庭，组织上还需多加考验。
一九三九年夏，林县工作团有了较大的发展，除了晋、冀、豫诸省干部外，又派来一些川、陕、鄂、皖的青年干部。这群人虽然口音不同，生活习惯各异，但都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为了解放全人类，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吃的是一锅小米饭，穿的是一色土布灰色军衣。我们睡在一个北方农村的大炕上、或者谷草为褥的地铺上。我们情同手足，相依为命，彼此称呼“同志”。我们没有分过你我，也没有争过高、下。为了革命，为了人民，我们这些人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同群众打成一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争取胜利。
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男女们，必须在生活习惯和生活作风上来一个地方化、群众化、工农化的大转化。这一切都比较容易地做到了，无非是不怕脏、不怕累，咬着牙同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已。但是，女同志接近男的庄稼汉，就成了问题。当时，反动地富和国民党顽固派造谣说:八路军的女兵，专门勾引男人去当兵，参加八路军。这给女同志接近群众造成了困难。于是，有些女同志不惜剪掉自己心爱的乌黑光亮的大辫子，甚至剃成大光头，装扮成小伙子。
有一次在发展党员的汇报会上，小孟华异常兴奋地说:·“我完成了发展一个农民党员的任务”。这个贫农说，你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个世界太好了。他表示愿意参加这个“社会”。大家为她工作胜利也表示高兴。但是，第二天、第三天，小孟华去那个农民家接关系时，那个庄稼汉的婆娘，总是推说“小孩爹”出门了，不在家。什么原因?原来是那婆娘细心，发现小孟华是个女扮男装的“女兵”。这娘们怕小孟华把她男人的魂勾走，去当八路军!
刘梅同志有一套毛料西装。他知道在乡下穿不得，是要挨骂的。把它扔掉吧，又舍不得，只好放在包袱里，天天背着。一九三九年山西十二月事变后，我和王云清、张亚夫、刘梅四个人一起到区党委报到调动工作时，刘梅同志还带着那套西装舍不得扔掉哩。王云清是农民出身，我和张亚夫、刘侮都是知识青年，刘梅是大学生，我们一路上又说又笑，也不觉疲劳。我们万万没有料到，走到山西平顺县的山沟里，几十里不见村落，路上也很少行人。从早饭后动身，直到下午六点多，米水没进，又饥又渴，特别是渴得可怕，口干得说不成话，腿也软得走不成路。因为我是山区人，走山路比他们强，还有点劲，就自古奋勇，到山坡上找水。我发现山坡的石凹里有两小坑雨水，大约有一碗多水。水坑里有羊粪蛋，水已变得黑青。这水能喝吗，我连想都没想，就高声喊叫:“找到了甘泉，快来啊”！他们都慢慢地爬上来。我
说，就这点救命水，一个人喝几口，润润喉，好赶路。我先喝了几口，真痛快，马上有了精神。接看他们挨个喝了。王云清同志不过瘾，又趴到石凹小坑边，用嘴呲着羊粪蛋，磁吱地吸着里边的一点水。你们也许不相信我讲的这个小故事。可这是确确实实的事情，一点也没夸张。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脏字，也没有谁表现犹豫的，都是急不可待地想快饮、多喝。有句老话叫饥不择食，渴不择水，我们这才真体会到了。
我们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男女们，大约有半数已经过世了，其中有些是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如今还在世的幸存者，都成了党和国家的骨干和中坚，有的成为新中国的栋梁。如刘梅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当了太行四分区的副专员，建国后;曾担任山西太原某工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等大学的校长。万达同志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当然，这些人都成了离休的老人了。
十、一次震惊豫北的投敌叛国事件
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发生的事情。当时，我正在林县旧县政府附近理发店理发，看到街上有一群人谅慌失色地向西边跑，一些店铺也急着关门。我出来一问，说是汉奸勾结日军，已经迸入东门了!我向东一看，街道两边，已经挂上了许多日本太阳旗和五色旗。我怕走不脱，便跑步直奔南关而去。当我跑出南关时，发现城里没有枪声，也不见一点动静。我就镇定下来，慢慢向合涧方向走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合涧以后我才知道是国民党第一战区河北省独立第三游击支队司令李福和投敌叛国了。简单经过是这样:三月三十日早晨八点，李福和以“太行军民抗敌联防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在林县城黄华书院举行宴会，邀请当地一些有地位的人士参加。李福和当众宣布投降日寇，并诱骗要挟一些人士参加。四月初，李部即龟缩到安阳敌战区水冶镇。李福和投敌后，被日寇改编为皇协第一军，李任军长。部队佩带有日本旗和五色旗臂章，挂五色旗。但是，日子不长，到同年八月七日，我八路军一二九师派张宏义同志潜入该皇协军内部，策动了反正起义。将汉奸李福和及日军顾问、教官四人，当场打死。
李福和原是热河省土匪，被东北军收编。“七、七”事变后，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搞了个河北独立游击第三支队司令。独游第三支队下设两个总队。第一总队长李英，是李福和的亲侄。人枪不足一千。第二总队长吴朝翰，约二干人，装备较好。李福和部这三千人的队伍，在当时林县地区，算是一股实力较大的武装。
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关系较好。我在河北民军政训处和林县县政府联合举办的军政训练班工作。一二九师参谋张宏义同志到林县与国民党县长张继武联系，以及去水冶策动皇协第一军反正起义，常顺便到我们训练班来看看、谈谈。万达同志还专门向张宏义介绍过我，张来训练班了解情况也找过我。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张宏义的主要任务是在搞敌伪军的策反活动。策动“八、七”起义的主要人物是徐靖远、黄宇宙、王正时、李蕴之。这些人我都听说过，特别是徐、黄二位，名气比较大，组织上向我介绍过，当时还搞不清他们的政治面目。在策反过程中，负责与一二九师组织联系的陈珊，就是陈济民的弟弟，我们很早就认识。起义后，他在合涧碰到我时，还哭了一阵。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大约十七、八岁。
从李福和投敌叛国到“八、七”策反起义这一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影响。第一是挫败了日寇“以华治华”政策的图谋。日本人不仅利用李福和为皇协第一军，还想利用他成立河南伪省政府，当伪省长。第二，粉碎并揭穿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反共”实质。希特勒发动对欧洲的侵略战争，是打着反共的旗号，日本侵略中国也是打着反共的旗号，诱蒋妥协投降，也是“共同反共”。日本帝国主义者，曾期望李福和能成为东方的“佛朗哥”。汪精卫投敌叛国，成立伪南京中央政府，也是“共同反共”，“共存共荣”。所以，反共必投敌，反共必卖国。汉奸卖国贼都打着反共的旗号，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后人切不可忘记。
十一、是农民落后，还是自己幼稚?
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读了几年书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看不起农民。到基层工作，往往以先生自居，以领导者自居。当群众不鸟你那套，碰了钉子，又认为是群众太落后，愚昧无知。一九三八年，我们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学生，就犯过这个毛病。
我们动员农民参军、参战，或者动员贫苦农民起来斗争地主、富农，要求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农民总是犹犹豫豫，顾虑重重，很难发动。我们在总结讨论会上，总觉得是林县农民太落后。我们千方百计、苦口婆心，把嘴磨烂，把鞋跑破，就是发动不起来。后来，我们找积极分子深入了解原因，才知道不是农民落后，而是我们幼稚可笑。农民积极分子说：“群众都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和咱穷人一事的。也盼望能早日实行减租减息、合埋负担。对恶霸和坏保长没有不痛恨的。可是，我们都是有家有门，有老有少的家庭。而县长、区长、保长都是人家国民党、地主老财的人，印把子掌握在人家手里。共产党、八路军是打游击的，今天来明天走，连你们工作的同志们，也是没有根的，说走就走。咱穷苦百姓，没有枪杆子，没有印把子，谁不害怕”。
农民积极分子的这番话，使我们开了窍。使我们真正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懂得了在中国，在敌后没有枪杆子不行;光有枪杆子，没有根据地（即地盘），也不行。而根据地的政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也不行。没有枪杆子和印把子，群众是很难发动的。而没有群众的发动，根据地也是很难巩固和发展的。这一条革命真理，也为后来的革命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也不是书本上所能得到的。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我们的部队暂时离开林县，我们八路军林县工作团，也被迫撤到林北任村。林县国民党顽固反动派就开始对我地方农会积极分子下了毒手。在宣布解散农民抗日救国会的同时，于一九四0年一月，对我东姚区农救会实行大逮埔和大镇压，东姚区秦家坡、天井沟、西岗、南岗等十几个村庄的农救会被破坏。我东姚区农救会主席王德恒、副主席李士真等相继遇难。我区队长秦合林、副队长路永清等被惨杀。一九四五年三、四月，我在开辟修、获、武游击根据地时，又遇到这个问题。群众一时发动不起来，一些青年干部，就认为群众落后，觉悟不高，对当地奸霸不敢斗，撕不破脸。我找老农民谈话，问群众有什么顾虑，他们说：“老百姓早就盼望八路军打过来了。老百姓也都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就怕你们走。只要你们能站住脚，群众才敢公开靠近你们”。我把群众的这些话，向干部们宣讲。说明我们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力求站住脚根的问题，是发展群众共同对敌，打击敌伪，保护人民，保卫家乡，而不是发动农民斗地主，搞减租减息的问题。等我们站稳了，再根据情况，在我们能控制的地区和村庄，搞减租减息斗争。因为有了斗争经验，我们在开展新区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没有再走弯路，没有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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