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名师如林”，所获如点滴雨露，滋润在心。

　　系主任朱自清以白话散文享誉于世，但所开的课程竟是《古诗习作》。而且他讲述的都是汉魏的《古诗十九首》以及齐梁《乐府》的《子夜》《吴歌》等篇，不涉及唐宋近体。吴宗济说，朱先生的温文尔雅令他印象深刻。

　　吴宓讲授《西洋文学史》，作业是每周读本西洋名著，再用英文写篇内容述评。吴宗济自惭英文水准欠佳，就斗胆用中文来写，并且用的是当时流行的文言小说体。哪知吴宓对此颇为赞赏，不但不批评，还给了高分。

　　后来，吴宓要出诗集，出版方要求附上作者的起居图片。他得知吴宗济爱好摄影，就邀请他为自己拍照。诗集出版了，还赠送给吴宗济一册，并且在书中提及了这个“照相的”。这让吴宗济受宠若惊：“写真末技充诗典，附骥犹沾锦集香。”

　　由于酷爱摄影，吴宗济还跟刘半农成了忘年交，因为刘半农是位有名的摄影“玩家”。

　　吴宗济从事语音学研究，得到了冯友兰的支持。他在准备参加史语所助理研究员招聘时有过踌躇，因为清华大学良好的氛围让他依依不舍，他就向时任哲学系主任兼出版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请教。“冯先生对我说，学校固然很需要你，但男儿应当志在四方，走出校门去闯闯天下也好。他这几句话让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研究语音的道路。”

　　在这条路上，吴宗济两三年内就进入了罗常培、王力、李方桂、赵元任这四位语音学大师的门墙，“实属三生有幸”。他们给予的师道影响，他总结说，得罗之“博”、王之“大”、李之“精”、赵之“深”。

　　由于选修了罗常培的课程，吴宗济才真正开始接触语音学。他至今记得，在一堂课上，罗先生讲到我国传统音韵学全凭口耳来审订语音，多“蔽于成见，囿于方音”，以致不能“解决积疑”;所以，作语音研究，除用音标记音，还必须用“实验以补听官之缺”。

　　“此语当时如同惊世的霹雳，因为他把所有音韵学界的老师宿儒都批判了，成为号召科学研究语音的晨钟”，也指明了他学术研究的方向。于是，他的书房以“补听缺斋”为名，并请书法家欧阳中石为之书额，“师箴、友墨，陋室增馨”。

　　罗先生的课只上了半年，余课由从巴黎回国的王力任教，他成了吴宗济语音学的又一位启蒙恩师。令吴宗济印象深刻的是，出生在广西的王力为了研究苏州方言，委托朋友在苏州物色合适的女子，还前往苏州相亲，结果如愿以偿。

　　恩师的影响潜移默化。王力的书房名为“龙虫并雕斋”，他说自己的学问只能算雕虫，也想雕龙，但“雕龙不成反类蛇，不过是条长蛇”。吴宗济把自己研究传统语法学与音韵学比作雕龙，把研究现代语音学特别是实验语音学比作雕虫，“不过，此行只要钻进去之后，方知这条‘虫’是够长的，也不是那么容易雕的。我要把这条‘虫’雕得像真的。”

　　在李方桂先生身边工作的一段经历，让吴宗济受益匪浅。“李师于上古音韵及中外语音的古今考证极其谨严，言必有据，从不妄下断语。他在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方面之成就尤为中外知名”。

　　吴宗济坦言，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赵元任。

　　他和丁声树、杨时逢、董同龢一道，被誉为赵元任的“四助手”。1936年春，他们随同赵元任到湖北调查方言。由于要录音，但墙外有噪声，室内有回声，吴宗济出了个主意，到旅店租了几十条棉被，挂满四壁，隔音效果不错。而且，当时春雨连绵，白天停电，不便工作。吴宗济就买来几个汽车灯泡，接在灌片机的蓄电池上作电源，并

　　用个纸罩吊起来，照明问题就解决了。这些都被赵元任写进了调查报告中，并且报告的封面上，“四助手”的名字一并署上。

　　“先生对青年人的一点点成绩，竟然如此巨细不遗地予以介绍，我很吃惊。”吴宗济说，赵元任的这些行为跟当时的某些学术权威完全不同。

　　吴宗济眼里的赵元任，对学生从不灌输知识，而是采取灵活的启发方式。有时即景生情，对学生作课题之外的问答，再归入正题。目的是为了扩充学生的思考能力，更是为了测验学生的知识水平。

　　令吴宗济记忆犹新的是，1938年的一个春日，赵元任带着全家和他夫妇俩前往昆明的西山郊游。“车到西门外大观楼，下滇池搭木船，扬帆摇橹，直驶西岸，一路歌声笑语，我立在船头，想起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船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

　　到了西山太华寺，门内有四大天王像，吴宗济和赵元任的大女儿爬上神台，蹬着两座金刚的膝头，攀援而上，她借了增长天王的宝剑，吴宗济取下持国天王的琵琶，两人就在山门外场地上尽情地舞弄。赵元任见了，不仅没有生气，还给他们拍了照片，叮嘱他们把两件法宝好好地归还原处。

　　“我们在归舟的橹声中，披着熔金似的斜晖，默念着孔子叹许曾皙的几句话：‘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不觉心神俱醉。”在《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的序言里，吴宗济这般深情地回忆。

　　“先生之学，沉浸汪洋。先生之业，革故拓荒。先生之教，无类无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尽管在赵元任身边受业不足三年，但吴宗济对他怀抱浓浓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