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三友同年，1963年一起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担任各自班里的团支部书记。1965年7月1日，我与北师大女附中的佘靖一起入党，成为多年来第一批中学生党员;次年，四中的学生李三友、秦晓，教师马凯先后入党。这在当时北京中学里影响很大。以学生身份加入共产党组织，对我们来说，是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不久“文革”开始，红卫兵运动展开，矛头指向各学校党委，后来走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人。我们反对这些过激行为，于1966年8月成立了“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秦晓负责宣传组，三友也在其中。“西纠”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件是发布了十个通令，而最重要的第5、6、7号通令就是三友执笔的。这三个通令明确提出，反对抄家、打人、体罚，反对冲击国家机关等。之所以由三友来写，是因他性格真诚、包容，能得到所有人的信任，而且善于吸收他人意见，能把大家的观点融合在一起。从那时起，他就是我们的“笔杆子”，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1967年后，我与秦晓、三友、马凯等朋友一起办了《解放全人类》报，只出了三期，其中一些言论引起了学校军宣队的猜疑，认为我们是“反林彪反江青分子”。当时学校贴出来这样的大字报：“孔丹雄心在，秦晓意未宁，三友挥笔动肝火，翻案舆论声。”我们后来被学校当局隔离审查，关了40多天。

　　1968年起知青陆续上山下乡，李三友与秦晓一起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我1969年2月到了陕北。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发生后，政治空气稍微宽松，我们趁机组织了一次“少年游”，由李三友、秦晓、冯江华、路舒奇出费用(他们在牧区有一定收入)，加上我和弟弟孔栋，一起从北京去了井冈山。那时我们经济拮据，先买三张火车票，到了站再寄回来，另外三人再来，就这样又去了庐山、黄山、苏州、杭州。

　　“文革”结束后，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成为吴敬琏的开山弟子;1979年马凯、李三友也都考了研究生，三友前一年已经成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读的是北京政法学院(即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民法专业;1980年秦晓也考上研究生。这很有意思，20世纪60年代我们先后入党，70年代末先后读研，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为之后参与改革开放的洪流打下基础。

　　1982年夏天，李三友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之后曾在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担任过公职;但1992年毅然放弃，创立了惠泰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记得公司初创时期我对他说：我们一般说“东拉西扯”，我建议你的宗旨就是“扯东拉西”。因为三友能得到所有朋友的信任和尊重，又温和、包容、乐于助人，所以能发现各种机会，提供一个很好的资源整合的平台。与此同时，他还搭建了一个思想平台，即创办《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它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刊物，而是有明确的方向，组织专家撰写了大量调研报告和论文，力图为中国抓住历史机遇、寻找发展出路，拿出有分量的意见。这份民间刊物自上世纪90年代创办以来，一直坚持出版，三友病中也从未中断。他还搭建起我们友情的平台，每年都组织春节聚会，记得2010年春节聚会时来了几百人。他的感召力，别人替代不了。

　　2006年8月的一天，朋友打电话告知李三友患了肝癌。放下电话，我忍不住失声痛哭。好人不是应该一生平安吗?查出癌症到辞世的近六年时间里，他始终保持顽强的求生欲望和乐观的心态，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共产党员，要斗争到底。”

　　我们这代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与共和国共命运，个人经历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三友有这代人拥有的优点，但没有通常的缺点，这在这个时代十分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