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要谈及的是缪氏家族中的百岁学人缪天瑞先生。

　　缪天瑞，中国音乐教育家、理论家、翻译家。1908年4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市莘塍镇的一户殷实人家。1923年进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现为上海艺术师范大学)音乐科，从吴梦飞、丰子恺学习音乐理论，从钟慕贞等学习钢琴。1926年毕业后，在多所大、中、小学任教员，从事音乐教育工作。1933至1942先后从事《音乐教育》、《乐风》等月刊的主编工作。1942至1945年在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授兼教务主任。1946年任台湾交响乐团编辑室主任、副团长，主编《乐学》(双月刊)。后赴天津，曾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主任、教务主任、副院长，1958年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兼任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和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长、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曾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三、四、五、六届代表。1983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荣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2001年获中国音乐家协会首届金钟奖，并获终身荣誉勋章，缪天瑞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律学奠基人之一。

　　已达期颐之年的缪先生谦和自律、光明磊落。他为中国的音乐理论研究倾注一生，呕心沥血80载，即使其学术研究已硕果累累，开创的学科已蔚为壮观；即使已获得了无数的赞誉与褒奖，却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平易谦和的学术品格与超人的治学毅力，功成不居、荣辱不惊。

　　有幸见过缪先生是在2006年老人99岁寿诞之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国老师的精心安排下，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进京求学的后生满怀激动、渴望踏入缪先生的家门。初见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位历经百年沧桑的老人。他的个子不高，身着一件深蓝色中式对襟上衣，老式的布鞋，一身简朴。虽已满头白发，依然是鹤发童颜、神清气爽，周身透着一份儒雅，给人以仙风道骨的感觉。从他高高的鼻梁，开阔的天庭，饱满的双颊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不禁看到他年轻时俊朗的影子。

　　大家落座在缪先生周围，与其攀谈起来，先生神态平和、慈祥，缓缓的叙说，使我们迅速摆脱了内心深处因过于崇拜和敬慕而带来的拘谨、不安。气氛由最初的紧张沉闷转而活跃起来，对于接连不断的问题老人家均给以耐心而认真的解答，虽然他的听力已下降很多，但对于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仔细的侧耳聆听，当遇到无法轻易作答的问题时时常抱歉地说“对不起”，一句一句诚恳的抱歉反倒使我们这些晚辈后生无所适从。交谈中老人敏捷的思维、缜密的逻辑令众人叹为观止。在座的每一位无不被先生那种通达谦和、宁静致远的大家风范所折服!

　　缪老先生一生学贯中西，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极广，开创出了中国音乐学一个又一个的领域，尤其在律学研究、音乐教育、音乐翻译、大型音乐辞书编纂等四大领域里创下辉煌业绩与独特建树。

　　乐律学是音乐学中技术最繁难的领域，它强烈的民族特性和数理规律相互搀涉，长期以来被误认为“绝学”、“玄学”。缪先生在学术领域的代表作《律学》将中国古代律学第一次置于世界性律学研究的学术平台，书中的叙述深入浅出，以简驭繁，尤其后期著述中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脱，对世界各民族“音体系”的平等叙述，使民族性的学术理念彰显出来，揭示出律学背后的规律，撩开其神秘面纱，极具提纲挈领，揭秘示滞之功。正如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所言：“深入浅出，用生动的文笔写成本书，头头是道，一丝不乱地由开卷写至书末，由前面准备后面，由常识引到专门问题的了解。”正是立此一规，古歌今唱，一理兼通。

　　缪天瑞萌发写作《律学》的初始念头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弦乐器和键盘乐器上#C和bD两个音不解的困惑。难以置信的是，对这一音高现象的困惑，竟让缪天瑞苦苦探寻了10年，并从此开始了他在律学领域长达60年的学术研究与探索，“律学”也永远与缪天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律学》被四次增订，整整历经半个世纪。1950年1月，万叶书店首次出版发行时，全书仅80页，缪天瑞42岁刚过不惑之年；第一次修订版1965年出版时，全书122页，缪天瑞57岁已近花甲；第二次修订版1983年出版时，全书283页，缪天瑞75岁年逾古稀；而第三次修订版1993年出版时，全书增至326页，缪天瑞竟已是85岁高龄的耄耋老人。缪先生这种决不固步自封、不断超越的进取精神、扎实治学的态度，不能不发人深省。如今快餐式、炒菜式的著作泛滥天下，而“五十年磨一剑”的《律学》，其真正意义已远远超出它本身的价值。

　　值得欣慰的是，在缪先生及其《律学》的引导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律学领域人才辈出，成果丰硕，律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蓬勃发展。其奠基性的研究成果，让具有古老传统却未按现代学术理念重新梳理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学开新境，变绝学为显学，缪天瑞的名字被载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册，与中国近现代史那些创立了一个个新兴学科的先贤们相提并论。

　　如果说在音乐理论研究的空间中不断解惑学术难题是他人生目标之一，那么，在教育的空间中普及音乐则成为他人生追求的另一目标。

　　缪先生从1926年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历任过小学、中学、大学的音乐教师，从最初从事普通音乐教育，到后来转为专业音乐教育，一直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耕耘着。特别是1949年后和改革开放以来，他为中国专业音乐学院的建设立下了殿军之功，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缪先生已不记得指导过多少篇学术论文，也不记得写过多少篇指导评语，更不记得资助过多少穷苦学生，但一代一代曾深受其教导、恩惠的晚辈后学始终铭记他的鼓励之词，感受着他的人格魅力，以他为人生典范。

　　经历过文化变迁的欣喜与苦痛，亲历过中国的积弱，执教经验的积累使他十分明了中国教育状况，在音乐教育思想上形成独到见解。他主张一专多能，强调洋为中用和发展中国民族音乐，亦十分重视中、小学和幼儿音乐教育。这些思想在他丰厚的著作中有所体现。《小学音乐教材及教学法》一书，不仅是他的第一本专著，也是今日音乐教育领域里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经典。曾在出版史上创下奇迹：1947年6月由上海万叶书店首版发行，至1949年，两年间历经数次重印，1992年被收入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学术名著·艺术卷》之中。该书是在广泛吸收借鉴当时国内外可及的音乐教育理论及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自己长期从事大量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至今看来仍是极具个人创见性、进步性的普通音乐教育通论。

　　缪先生一生著述等身，仅著作就有20余部(期刊论文除外)。其中译著占12部。与前人和同代学人不同的是，缪先生从未有过出国留学经历，却反而有着诸多西方音乐理论编译著作，这不能不让人心悦诚服的称之为奇才。缪先生翻译的美国音乐家该丘斯的著作《音乐的构成》、《曲调作法》、《曲式学》《对位法》、《和声学》等，为中国作曲技术理论的逐渐成熟和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并影响了几代学人。仅从他对该丘斯作曲技术理论著作的系列编译，可以看出先生试图在为建立一种体系、一种标准而努力，此举无不说明他作为学者深邃、缜密的体系化学术思考与科学、规范的治学态度。

　　缪先生另一斐然成就就是由他主持的《中国音乐词典》(正编、续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音乐百科词典》、《英汉辞典·音乐类词目》等辞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早在80年代初期，完成这项由杨荫浏先生表达出的所有中国音乐家夙愿的使命，义不容辞的落在了以缪天瑞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心同此愿、志同道合的战友们身上。其实编辑辞书的情结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在先生心中生根，而终因历史原因，遭受三次挫败而未果，因而十年动乱结束后，先生倍加珍惜中国音乐学界、图书出版界托付他参与编纂几部大型辞书的重任。1983年夏天，75岁高龄的缪天瑞卸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天津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以及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等职，携家人搬离了天津一所带花园的高级住宅，搬进了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居民小区昏暗狭小的寓所。缪先生以超常的勤奋与毅力埋首于这项烦琐繁杂、千头万绪的工作中，他深知一个学科的工具书代表着此学科的学术水平，更代表着一个国家在某一研究领域是否成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大到知识体系的梳理，小到一个术语的规范隶定，这是一项多么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因此，缪先生义无反顾地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在心中萦绕半个多世纪，并极具开拓性和突破性的宏大学术构想之中。15年后，由缪天瑞主编，近百位学者参与撰写条目，中国音乐界第一批具有民族性、世界性、科学性、前瞻性的辞书面世了。从1983年起至1998年，缪先生不停劳作，从75岁一直工作到了90岁高龄，他无丝毫抱怨，反而乐在其中，因为他完成了自己大半生的夙愿，完成了老朋友杨荫浏先生的夙愿，也完成了所有中国音乐家的夙愿，更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如今，缪先生已达百岁高寿，仍然笔耕不辍，在跨入21世纪后的几年间写出十余万字，更令人惊叹的是，值先生百岁华诞之际，老人依然孜孜不倦地亲自将自己80年来数百万字的学术成果逐字修订、逐篇归类为《缪天瑞音乐文存》。先生一生与世无争、淡泊名利，至今仍在诚信治学，他的勤奋没有功利的目的，这绝非是常人所能做到的。而心怀璞玉，平和面对每一天，恰是这位百岁寿星长寿的秘诀。“人生朝露，艺术才是千秋”是缪天瑞的人生感悟，也是他的人生写照。

　　原载《传记文学》2007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