荥经历代学校的兴                                                       

“学校”这个词其实是个非常古老的名词，而且随时代不同而变迁。按孟子的说法，夏时称“校”，商时称“序”，周时称“庠”（xiáng）。西汉元帝时规定，郡国兴办的叫“学”，县、道兴办的叫“校”，乡兴办的叫“庠”，村落兴办的叫“序”。无论哪种称呼，都属于公办，古代都是所谓政教一体。

自从春秋鲁哀公立庙祭祀孔子，孔庙（亦称文庙）就一直薪火相传，不但香火日益鼎盛，而且逐渐神圣起来。东汉明帝下诏：所有的学校都必供奉孔子。于是各级地方政府往往直接把学校（古代称学宫）修在文庙坊前或近旁，以致文庙与学宫常常不分。本文所叙述的荥经“学校”，就包括文庙、学宫和后来的书院。

根据旧《荥经县志》和《雅州府志》记载：荥经设学，始于唐武德元年（618年），学校在县城西门外，具体位置不详。宋淳熙年间再建，至元末毁。明洪武8年（1375年），知县杨矩重修于县南，因为靠经河太近，常遭水患，于是景泰8年（1464年），教谕（文教局长）何士云又把它迁回城西原址。成化年间，知县陈经给它培修了围墙，在这里延续了一个半世纪。到了万历32年（1604），知县罗万理把它提升到小坪山。在小坪山才过了12年，到万历44年（1616），知县张克俭又把它迁移到城东。具体位置不详，但还不是后来我们知道的老荥经中学旧址。清康熙7年（1668年），知县蒋尔敬又把它迁回小坪山。

也不知什么原因，总这么迁来迁去。

康熙33年（公元1694年），荥经来了一位知县叫吴致能（吴中和），是正黄旗人。他上任后看到的学宫，除了倾倒在荒塘茂草里的棂星门外，其他几乎是片瓦不存了。而荥经的科举，几十年来“亦为绝响”。吴知县愤慨地说：“大家都明白应该兴建，但这个说淘神费力，那个说花费巨大，像这样前任不作为，后任也不作为，难道就永远把祭祀圣贤的大事抛在荒草里不成！”36年，他捐出他的俸禄，还卖了他在京城的一所房屋以补费用，又派遣教谕晏士杰带上图纸到北京寻求支持。与吴知县父亲同榜进士，时任尚书的王士祯（王渔阳），是康熙一朝名震海内的大儒，为他的勤政爱民举动所感，特为此撰写了《迁建学宫记》（《雅州府志》为《荥经县迁建文庙》）以示关怀。其中一段描写可见当年规制不凡：

“左启圣，右文昌；配贤之庑(wǔ)次秩然，棂星之柱石巍然；以及名宦、乡贤之有主有祠；明伦、奎宿之有堂有楼。楹皆以丹，桷（jué）皆以刻；墙覆以瓦，地幔以砖；其壮丽雄伟之观，历历可以想见。”

【释文：左边启圣殿，供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右边供主管考试、命运，及助佑读书撰文之神的文昌帝君。配贤廊庑上历代名儒秩序井然，棂星门的柱石高大雄伟；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士绅都得到供奉；明伦堂以及魁星阁既有殿堂又有楼阁。门枋漆成红色，椽子刻有花纹；围墙盖了瓦，地面铺了砖；那壮丽雄伟的模样，清清楚楚可以想见。】

看来，这位吴中和大人的确是一位敢动真格，敢剜自己的肉补百姓之疮，值得荥经人怀念的父母官。可惜他主持修建的这个学宫（即文庙，后来的严道一小），没有毁于战乱、甚至“文革”，却彻底毁坏于改革开放年代（1992年），不能不令人惋叹、深思。

乾隆元年（公元1792年），知县徐玮培修了西厢房。按定例每三年一次院试（由省学政主持的考试），岁进文武生各八名，科进文生八名，廪膳生20名。

现在我们来说说荥经的书院。书院在唐代专指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宋至清则指私人或官府设立供人讲学、读书的处所。荥经书院的萌芽在乾隆9年（1784）,知县劳世沅在西门外的火神祠（今严道一中靠老街的一小部分）办了个很窄小的讲堂。难得的是，他也效法吴中和捐出俸禄（那时还真有些有真信仰的好官），聘请老师来此讲学，人们称之为“义学”。到了乾隆49年（1784），大概承平日久，府库充盈，知县张元功来了个大手笔。把火神祠那个义学搬迁到县衙的东边（即2001年以前的老荥经中学，现在的鸿林小区），建房30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启秀书院”，是当时四川提督学政（简称学政、提学，省教育厅长）钱樾取的名、题的字。钱樾是当时海内第一流学问家、书法家，那时就一字千金。可见钱樾大人对荥经这个书院所寄予的厚望。可惜我们今天看不见这四个字的雄风了。

嘉庆7年（1802），知县彭锡珖把文昌帝君（也叫文曲星）供奉进书院，因为来了文昌，顺势将“启秀”改成了“戴匡”。戴匡的本义就是“戴筐”。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颗构成一个筐的形象，一旦被这个筐罩住，大富大贵就想甩也甩不脱啦！这位县长大人育才心切，又在大天井里亲手培植了两株桂树（像屈原栽橘子树），天天望其茁壮成。旧县志上说这两棵树长得“葱郁可爱”，这使我联想到后来全荥经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荫庇荥经数代莘莘学子的荥经中学内天井那两棵桢楠树。可惜建 “鸿林商业小区”时把这两把大伞折腾死了。

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看法，大树是一个城镇文化的名片，最能形象地体现该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因为它是百年甚至数百年修炼的结晶，不能速成，不能重来。而钢筋混凝土建设则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清末，变法成为共识，文庙、学宫、旧式书院严重束缚着民智的开发。光绪皇帝乃顺应民意，于27年（1901）颁诏，改全国省、县书院为学堂，书院之名遂废。

光绪31（1905）年，县内名儒拔贡朱聘坤（字徵三）倡议在戴匡书院旧址上办高小学校。并且在门首兴建一楼，取名为“景王楼”。为什么叫“景王楼”呢？原因有二：

一、旁边县署内原有一楼，叫“景行楼”，是明崇祯时著名知县张维斗从经河边把“望江楼”移建过来的。理由是，该楼 “坐坎向离”（坐水向火），后矮前高，卦象不对，移过来后改名“景行”，取“高山仰止，景行前修”之意（景，敬仰，崇拜）。

二、朱聘坤先生现在又把“景行楼”移过来，易名“景王”，除了承袭这个“景”字外，更主要是具体向荥经学子们树立两个古严道楷模。

所谓“王”，其实是两个，都是西汉益州（范围相当于西南局）刺史。一个叫王阳，一个叫王尊。《汉书》对王阳没有专章，他的事迹通过王尊的传略带出：

王阳巡视西南，路经荥经县西的“邛崃九折坂”（按：以往我们一直认为邛崃山就是大相岭，九折坂在大相岭，但自从“何君阁道碑”发现以后，破解了许多迷雾，其中之一就是证明了汉朝时称的邛崃山其实是今三合乡进去，与泸定分界的大矿山。）王阳看见那路实在险绝，叹息道：“我受父母生养之恩，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意思是我一旦摔死，就无人尽孝了。于是廻车、回家侍奉父母去了。汉朝以孝治天下，人们不但没有嘲笑指责王阳，还称赞他是孝子。

后继者王尊的车驾也来到这险绝处，他问侍从：“这岂不是王阳说的险道么？给我打马冲过去！不能把皇上的使命抛弃在这荒烟蔓草之间。”人们称他是忠臣。

后人修了个“二王庙”，把这两人都供起来。

对这个自相矛盾的价值评判，朱徵三先生的辩护词很圆满。他说：“王阳非不忠也，父母存故也；王尊非不孝，父母不存故也。”（其实《汉书》中就没有关于二人父母存亡的只言片语）同时供奉二王，就是供奉忠与孝。朱先生又说：“吾人读书，绝大事业，不过从孝字做起，移孝以作忠，忠与孝无二道也。”这正是一个正宗儒生的传统办学宗旨。

“荥经中学”诞生于1938年，地点就是这个景王楼后面曾经叫启秀、戴匡、高等小学的地方。国民政府在本县一群开明士绅的帮助下，面向世界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首任校长王道安虽是前清举人，但思想开放，人品端正，任人唯贤。而荥经中学真正与世界接轨，实施现代教育，则是从第二届开始。抗战期间，一批经过正规大学熏陶训练的本科生、留学生，纷纷回乡报效桑梓（兰悦忠先生任校长，家父任教导主任）。荥经中学进入一个人才济济的鼎盛时期。

荥经中学在启秀书院的两把大伞下一直挺立到2001年，才搬迁到下官田坝接近两合水的经河北岸。现在政府又在计划修建更现代化的新荥经中学，向城西头的青华村迁移。这些事就在眼前，用不着我在此啰嗦了。

                                                                             2009年6月于家中

      注：本文内容全部来自史料，没有传说推测成分。

      参考书籍：

1、民国版《荥经县志》、1985年版《荥经县志》。

2、乾隆版《雅州府志》

3、《汉书·王尊传》

4、《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华东师院编写）

5、《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