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1日那天凌晨，当胡其俊第一次走向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旗杆时，广场上的警卫因为从没见过他，好说歹说，就是不让他靠近。头一天晚上，北京电力局政治供电科这个新考进来的年轻人，突然接到领导的任务：从明天开始，由他担任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从那一刻起，普通电工胡其俊担任升旗手26年，成为迄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最长的人。

　　当他升旗的生涯在1977年结束后，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切。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忘了他。比如，一个叫邢华琪的军人在自己的文章和书里，反复讲述着胡其俊的故事。哪怕在胡其俊已经去世3年以后，他仍然坚持认为：如果胡其俊一个人的升旗仪式一直保留到今天，“那将是世界上最动人的升旗仪式”。

　　升旗交给了懂电的人

　　第一次把国旗升到旗杆顶上时，胡其俊觉得全中国都能看见它。这种感觉并不突兀，因为在那天，新生的政权正度过它第二个生日，胡其俊一定像它的所有拥护者一样，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感到欢欣鼓舞。不过，那一天对这个22岁的普通电工来说，还意味着更多。

　　他“又高兴又害怕”地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下，花了两分钟时间升起了一面国旗。这面旗不但宣告1951年国庆节正式到来，也宣告一个普通人个体生命荣耀的开始。

　　当时，对这面镶嵌着五颗金色星星的国旗，人们远没有今天这样熟悉。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除了一些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并不升国旗，只有当“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国内重要会议、重大外事活动或国家治丧的时侯，才会升起或降下国旗。

　　不只是国旗，一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曾经回忆说：旗不是随便升的，而是由上面通知，那时候，甚至连广场上的建筑“它们什么时候挂彩旗和亮灯，也都是由上面通知的”。

　　由于升旗的系统是由电力控制，升旗这个差使理所当然地被交给了懂电的人。

　　如今，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是胡其俊当选。他的家属们后来猜测，也许是因为他成分很好，人也上进。总之，作为无数枚螺丝钉中的一枚，胡其俊被拧在了这根旗杆下。

　　升旗时间只能凭感觉

　　那时候，升旗没有固定的时间。胡其俊甚至连手表都没有，他只能通过清晨的鱼肚白或者傍晚的晚霞来确定大概的时间，遇上雨雪天气，就只能凭感觉。那时候，升旗的现场也并没有那么庄严，有几次，碰上开关恰好坏掉，胡其俊只能用尽全身力气，把国旗用手拉到杆顶。要是碰上有行人凑巧来到周围，胡其俊还得一边升旗一边回答他们好奇的询问。其中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毛主席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怎么能把国旗升那么高？

　　人们惟一能确定的是，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年轻电工，骑着他那辆绿色飞鸽牌平把自行车，一次次穿行在天安门广场和右安门宿舍之间的过程中，他所服务的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多事情。随着他一次次把那面红色绸缎做成的国旗升起和降下，天安门广场上逐渐建起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此同时，他和所有人一起迎来一次次大会、庆典，或者悼念，感受着政治风云的变化。

　　有些事和他切身相关。比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进行之前，他会事先得到通知，早早地把那面国旗升起来，和领袖一起接受万人敬仰。

　　独自琢磨出来的降半旗

　　有些事情和这个小人物并没有太大关系。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胡其俊得到通知，要为斯大林降半旗——这是新政权第一次为一个人降半旗。胡其俊并不知道到底该怎样执行：是降到旗杆高度的一半，还是三分之一？是直接升到半旗，还是先升到杆顶，再降下来？

　　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来学习这些，但胡其俊凭自己的感觉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先把国旗升到杆顶，然后降下来，约摸停在第二节旗杆的中间位置，就固定了下来。此后，他还特意跑远了，看看旗子的高度，觉得满意了才离开。

　　这个独自琢磨出来的降半旗标准后来成了惯例，并被写进了国旗法。20多年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辞世，胡其俊一次又一次地在天安门广场降下半旗。他儿子已经记不起，当时胡其俊有没有痛哭流涕，“时间太久了”。

　　这已经是1976年。那个当时满怀激情的年轻人如今已到中年，他那辆自行车后来给了儿子，他的单位也逐渐配上了三轮摩托车和北京吉普。那个当年初生并且朝气蓬勃的政权也经历了诸多风雨，正在迎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的到来。

　　负责中南海地区的“电保”

　　回想起来，就连胡其俊的儿子胡克军也很难说清楚，升旗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的生活。

　　尽管升旗的经历以后被看得十分光荣，当年，胡其俊并没有因为这个任务捞到太多好处。直到很多年以后，他凭借自己的工作资历升为副科长。除了升旗之外，这名电力局政治供电科的员工，还要负责天安门和中南海地区的“电保”。每当有重大活动，他经常要带着保密任务，到各个会场去保障电力供应，有时候离家一个月，也不能和家人联系。

　　也有时候，他会负责驾驶天安门城楼上的小电梯。他曾经在这个电梯里碰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不过，这个把保密要求挂在口头上的山东男人，通常把这些回忆都藏在心里。

　　胡其俊家人与国旗有关的一个记忆是，每到要升旗的那一天，胡其俊怕自己起得太晚，会叮嘱妻子一定喊他起床。

　　因为经常在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胡其俊不时会拿回一些他在天安门上拍下的照片。不过，他当了26年升旗手，却从来没有一张照片上留下过他升旗的场景。当时，这个升旗手也并不受人关注，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篇关于他的报道。

　　一个人升国旗的时代结束

　　1977年5月1日劳动节，48岁的北京电力局职工胡其俊像往常一样，又一次把国旗升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空。

　　不过这一天，胡其俊显得比以往要正式。他特意换上了一身涤卡衣服。傍晚，当他降下旗，把它送回天安门管理处的办公室，然后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长安街的人流里时，属于他的一个时代也结束了。

　　或者说，由一个人升国旗的时代结束了。从这天开始，北京卫戍区接手升旗的工作，国旗班代替了胡其俊，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从此告别了“业余”时代。据人们后来形容，当胡其俊离开时，他自行车后座上一直用来绑国旗的绳子，“空空地散落在一旁”。

　　国旗研究专家、原总政办公厅编研室主任邢华琪曾经花费很长时间，追寻与胡其俊升旗相关的那段历史。

　　邢华琪认为，在胡其俊升旗那个时候，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人在升旗的时候唱国歌。

　　在邢华琪看来，国旗是在此后才逐渐在人们心里获得崇高地位的：1983年，教育部下文要求中小学举行升旗仪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国内开始有了电视直播，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国旗在国外的赛场上升起。

　　“如果一直让胡其俊升旗升到最后，或者起码升到他退休，”邢华琪说，“那么这会变成一种传统，会让他的升旗变成世界上最打动人的升旗仪式。”

　　创造了很多“第一”

　　2002年的一天，当邢华琪在北京市南城找到胡其俊时，当年的升旗手已经变成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他在一家私营老板的仓库里看大门，每天能挣20元钱。

　　退休后的胡其俊，住在北京宣武区一栋老房子里，里面“空空荡荡，几乎什么都没有”。过去的保密习惯一直延续下来，他很少跟家人谈起往事。在媒体报道以前，儿子胡克军丝毫不知道他的父亲曾经是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甚至不知道父亲从事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第一次听说胡其俊的故事时，邢华琪刚刚将研究兴趣转向国旗。当他发现，有一个升旗手独自升了26年国旗，他十分惊讶，因为这和他印象中的升旗仪式差别实在太大了。

　　他发现，胡其俊有意无意中创造了很多“第一”。

　　他第一个从金水桥上走出来升国旗。如今，这个路线已经成为升旗仪式的正式路线。

　　他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降下半旗。

　　他第一个以太阳升降为标准来升旗和降旗，尽管只是目测。

　　他在国庆节那天离世

　　8月2日，胡克军坐在新居的楼下，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衬衫，试图总结自己父亲的一生。不远处，是一座名为“红旗大学”的函授学校，2007年10月1日，胡其俊就在位于那座学校后面的旧居里辞世。

　　“我父亲应该算是一个传奇人物，”胡克军艰难地挑选着字眼儿，“但可惜他留下的故事太少了，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他是个低调的人。”

　　2007年9月30日那天，胡克军斗胆问了一贯沉默的父亲一个问题：“在天安门工作那么多年，你离毛主席最近的时候有多近？”

　　这一次，胡其俊回答了他，并且讲述了他与主席肩并肩的往事。但他并没来得及讲更多。当天晚上，他突然问家人：今天是几号？当得知是9月30日的时候，他对胡克军说，明天是10月1日，该升旗了。

　　第二天11点，国庆节，78岁的胡其俊去世。他的遗体被一面国旗从头到脚覆盖着。这面国旗还是别人特意送来的，当时，胡其俊家里并没有国旗。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