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晨报》的一篇访问录说，柳子谷有感“晚近画风衰靡”，致力“创办画苑，罗集绘画人才研究切磋”，说“是项缘起发表，即承各界要人如于右任、李石曾、戴季陶、汪精卫等异常赞助，深表同情”。画苑地址选在南京灵谷寺，赞助签名者尚有何香凝、经亨颐、徐悲鸿等。但终因经费不足，未果其愿。此事与画展表明，柳子谷虽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与诸多政要名流相熟，但其心思和精力却在艺术方面。他曾有一首诗抒情云：“雷鸣瓦釜太纷纭，傲骨生成玉石分。 闻达不求羞肉食，四时供养有烟云。”1936年，他入选第二届全国美展的《独酌》一画，刻画一士人在山腰独饮，题诗曰：“扪虫当时颇自奇，功名远付十年期。酒浇不下胸中恨，吐向青天未必知。”题诗借助前秦才子王猛“扪虫而谈”的典故，引出“功名远付十年期”的怀才不遇心态。这固然是说画中人，但也未必没有自况的因素。

　　“文革”初期，柳子谷遭遇三次抄家，珍藏几十年的绘画作品乃至家庭成员生活照片几被掠劫一空。打倒四人帮多年之后，所抄物品仍未归还。这是新华社记者为之呼吁而写的“内参”。

　　画家从1926年参加北伐到1936年，恰也是十年;他感到自己的报国之志，功名之期，并没有实现。但他得到了艺术上的成功。这年春初他和韦秀菁女士结婚时，文化艺术界诸多名人如蔡元培等，送了40余件诗画相贺，这些名人乃至前辈看重于他的，正是其才华、人品和艺术。 对柳子谷在南京的这段经历和人品，张书旂的堂弟、30年代在中共党中央工作的张纪恩有一段重要记述。他说：“1936年，我党一位同志在上海被捕，因为‘案情重大’被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我奉命赶赴南京设法营救。当时，柳子谷挂名于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经过友人介绍并见到他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柳子谷一口承诺，挺身而出，进行营救。遂使这位同志得以判处轻刑。在营救过程中，柳子谷正直、热情、富于正义感的精神，至今仍令我感念不忘。从此，我们不时有所过从。柳子谷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但他终日伏案作画，国民党中有人说他不务正业，挂羊头卖狗肉，柳子谷一笑置之。”

　　抗战初，柳子谷应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之邀，出任通道、绥宁两县县长。那里地处湘西，各民族杂居，经济落后，土匪猖獗。柳子谷励精图治，也曾卖竹救灾。但在抗战节节败退的大形势下，一个小小的县官又能如何?终于历两年而弃官，后辗转到重庆。抗战的僵持阶段，他以卖画之款购一楼房，于1944年创办了“谷风画院”，欲想实现推行艺术的梦想。但随着抗战胜利，他又返回南京任职，画苑之事再度荒置。在南京，他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员，但他经常做的，仍是写字画画。常与邵力子、陈布雷、于右任、张灵甫等喜欢书画的国民党高层人士雅集作画。1948年，他看到南京政府气数已尽，辞职返回江西家乡。

　　1949年，柳子谷携家移居解放不久的杭州，并举办了一次个展。但生活与工作没有着落。次年初，经马寅初推荐，他应东北招聘团之聘，到大连任中学教师。

　　1956年起他又先后以美术任教于沈阳师范学院和鞍山师范学院。在新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柳子谷关心社会的热情并没有减退。他努力适应新形势，用美术手段为新社会服务。如1952年，他曾与朱鸣冈、罗叔子举办义卖联展，为抗美援朝募捐。但这次展览被下令中止。同年，徐悲鸿从北京写信给大连的有关部门，邀请柳子谷到中央美院讲学，但由于未获准而不能成行。

　　1957～1958年间，柳子谷与画家满健合作，创作了巨幅长卷《抗美援朝战争画卷》。“二次战役”是朝鲜战争中震惊世界的大战役，此图则是迄今唯一以横卷形式描绘这一战役的史诗性作品。柳子谷在卷首题：“战争正义全无敌，画卷长存此理真。弱能胜强小胜大，中朝血肉万年春。”作品的构思和草稿主要出自满健，他有朝战的经历，熟悉志愿军和朝鲜的山川，但自感驾驭笔墨的能力不够，于是寻到老画家柳子谷，请他落墨完成。老少两代长达两年多的成功合作，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满健与柳子谷的女儿柳咏絮(亦为画家)喜结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