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更深露重，只有深巷的犬吠和头遍的鸡叫声为他们送行。

       那是1932年早春二月的一个夜晚，我的祖先们以“搬夜家”的方式，被迫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故土——桃源，随船漂向一个未知的世界。那个五岁的小男孩就是我敬爱的父亲。小舟先是顺沅水而下，再溯澧水而上，经过三天三夜的漂行，停靠在澧水下游的湖滨小镇——安乡。

        安乡是个物产丰富的水乡泽国，也是青帮、红帮、汉流、湖匪横行的地方。很难想像，我的祖先们历尽了怎样的艰难困苦，才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到了安乡，靠着祖父给人打工、老嗲（父亲的外公）给一家商号当账房先生，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到了安乡的第三年，一家人基本生活稳定了，尽管生计艰难，可祖父还是让刚满七岁的父亲上了“新学堂”（即公立小学）。祖父很有眼光，他没让父亲进私塾，而让父亲进了“新学堂”接受新的教育，后来父亲的经历证明了祖父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

       也许在现在的人看来有些搞笑，父亲吃奶一直吃到八岁。每天中午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扑向祖母的怀抱吃奶，即使遭到同学们的嘲笑也不管不顾。一直到小学二年级，可能是因为祖母确实挤不出奶了，父亲才极不情愿地断奶了。父亲一共读了五年书，这在当时的小县城里可算得是“高学历”了。

       民国31年（1942年），安乡“跑日本”，祖父被日本兵抓夫，从此了无音信。与此同时，我的外祖父也被日本强盗抓夫，惨遭荼毒。尽管那时我父母亲还不相识，没有成亲，但是日本强盗欠下我家的两笔血债是要永远铭记在心的。

       祖父惨遭不幸，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父亲不得不中断学业，挑起赡养祖母和老嗲的重担。13岁多一点的父亲到衙门口一家名为“同德”的南杂店当学徒。旧社会学徒有一句俗话：“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学徒的艰难可想而知。那时学徒其实也没什么可学的，就是要你白给老板干三年活儿。整天扫地、做饭、带孩子，开、关“梭板”（那时店铺没有卷闸门，用一块块木板嵌在带槽的横梁上当门用）。经过了三年的艰难岁月，父亲才得以成为正式的店员。因为没钱入股，直到解放，父亲都只是个伙计。

       1946年，19岁的父亲迎娶母亲到熊家，20岁那年生了我哥，从此成为家中的顶梁柱。

       父亲一生淡定，名利不争。

       1949年8月，安乡和平解放。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和不俗的成绩投入了新政权的工作。9月初，新政权一成立，父亲就被任命为安乡三岔河镇镇长。可是，父亲的工龄却只从1949年10月1 日算起，与离休的工龄规定只有一天之差而不能离休。我们子女，还有他的一些老部下、老同事都为此忿忿不平，要去找组织部门讨个说法，但被父亲坚决制止了。此举后来被组织部门的领导誉为“高风亮节”，并被用作教育那些闹待遇的同志的正面典型。

       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基层干部，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到八十年代末期退休时为止，几乎当遍了小县城所有的局长，他的很多老同事、老部下都超过了他，有的甚至当上了省级干部，可他从不攀比、不闹情绪。真正是一个“淡定无求品自高”的君子。

       父亲忍辱负重，忠心不悔。

       由于父亲刚直不阿，坚持原则。当然，也由于父亲的性格急躁，在同事们中间不怒而威，对部下做事求全求美，对上级不媚不谄，得罪了一些人，使之成为“文化革命”期间挨整的直接原因。1967年，文革中的两派斗争正酣，早已被打倒了的父亲成为两派的“活靶子”。白天，父亲带上自己用纸糊的高帽子，由造反派武装押送游街示众。后来造反派对这种方式玩儿腻了，就命令父亲自己带着高帽子，敲锣游街，并要高喊“我是走资派熊某某！”。更为缺德的是，他们还命令父亲到所沿路经过的单位找造反派签字，证明他到过此处，没有走捷径。晚上，两派轮流揪斗父亲。脖子上挂着20多斤重的钢板，低头弯腰，几次昏死在揪斗台上，受尽人间屈辱。“文化大革命”对我们一家来说，真是一场噩梦。

       但是父亲不这样看，他认为：毛主席、党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意不是要整人，而是要帮助干部铲除思想上修正主义的苗头。我们不能怀疑毛主席、怀疑党中央。我的问题会很快弄清楚的。至于打人、整人的造反派，迟早会要清算的。事实证明父亲的判断是准确的。

       父亲宽怀大度，侠义仁慈。

       1969年，父亲重新出来工作，主持全县工交战线的工作。昔日的造反派们惶惶不可终日，脸皮厚的不顾廉耻到父亲的办公室或我们家里来套近乎；脸皮稍薄一点的见到父亲就一脸惶恐，那卑躬屈膝的嘴脸，与当初的甚嚣尘上判若两人；还有那些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小人们，又开始重温与我们家的“友情”，有事没事往我们家跑，或陪着父亲聊天打牌，或抢着帮我们做家务。我们四兄妹特别恶心这些人，总没好脸色给他们看。可人家根本不在乎我们的脸色，照样天天来，天天抢事做，甚至开口叫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我母亲为“熊妈”，一副龟孙子相。以至到后来，如果哪天他们没来我们还有些不习惯了，因为，还有很多事儿留着，等着他们来做。

       哎！这些人啦，怎么就这么多变、这么贱呢？

       父亲对这些人的态度简直叫人不可思议，竟然很江湖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到我们家来了有饭吃饭、有酒喝酒。开始这些人在我家吃饭还感到惴惴不安，到后来，经常“很凑巧”地赶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来了。父亲照样乐呵呵地请他们吃饭，有时嫌家里菜不够多，马上掏钱给我，命我去馆里买一钵杂烩回来待客。久而久之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对这些人也冰释前嫌，有的还真成了朋友。

       在父亲被关在“牛棚”时，有一次，我陪着母亲给父亲送换洗衣服，一个造反派不准我们送衣物，还当着父亲和我的面辱骂我母亲是“保皇母狗”，我当时气极了，差一点找把刀把他给劈了，无奈他们人多，我只好悻悻而退，但我记住这个家伙的名字龚伦立。然而，父亲重新工作后，认为他出身好、本质不坏、家庭困难，竟然解决了他老婆的城市户口和工作，还把他调到县武装部军械所当修理工，这在当时是莫大的政治荣誉。这一连串的大好事，他连想都不敢想，却都让他意外地得到了。他喜极而泣，深深地被父亲以德报怨的胸怀所感动，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老领导，我有愧呀！”。就是这个差点被我劈了的家伙，居然也懂得知恩图报，后来成了我们一家人的好朋友。

       逢年过节，特别是过年成了我家的一道难关。因为，到我家拜年、拜节的人多，那时拜节只兴送烟酒和鸡鸭鱼肉，父亲总是要给拜节的人回礼。比如：人家送两条“精洞庭”的烟，三块六一条，或者两瓶“德山大曲”，计价五块六，父亲要给人家的小孩给十元或二十元的压岁钱。那时，父亲的工资不到六十元，几个压岁钱一发，两个月的工资就没了，弄得母亲经常向人借钱给父亲发压岁钱。母亲嘲笑他是“逢年过节就要花高价买‘黑市肉’吃。”只有此时，在家里一向很霸道的父亲才会对着母亲笑笑，表示歉疚。

       父爱如山，恩比海深。

       父亲生我、养我、教我四十年，恩比天高，情似海深。1971年，我因为工伤事故颅骨骨折，生命垂危。从外地匆匆赶回来的父亲看着奄奄一息的我，心痛欲碎。父亲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一边轻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一任泪水长流。此情此景，让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因为人们从来没看见坚强无比的父亲流过眼泪，即使在文化革命那样的逆境中，也没见过父亲的眼泪。

       是父亲深情的呼唤，召回了我即将离去的灵魂。一晃，42年过去了。

       父亲，是照亮我人生道路的明灯。但是，这盏光芒闪耀的明灯在22年前熄灭了。父亲离去带给我心灵的震撼是那样巨大，以至在最初的那段日子，每当我想到父亲一个人孤单地长眠在那山林之中时，我竟产生了想随他而去的冲动。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为父亲而活着。

       在我心中，父亲是英雄、是导师、是楷模、是明灯。

       如果有来生，我还做父亲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