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们仰望国旗，看轻风将那五颗金星舒展在蔚蓝的天空时，心中总会升起格外的亲切感和自豪感：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就是瑞安人，这是我们瑞安人的骄傲。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登了经周恩来审批、新政协会议筹委会批准的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曾联松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看到这则启事，他经过近一个月的设计构图，反复组合安排，设计了五星红旗。他的设计图案在近3000份全国应征稿件中被列为32号，受到毛泽东主席赞许。同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确定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以书画为终身的业余爱好

　　6月中旬，瑞安进入梅雨期。记者穿过邮电南路正在拆迁的路段，来到位于水心街的明心巷，这里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年谱》的作者林杰，现已85岁高龄的老人对曾联松怀有特别感情，不仅因为他曾编撰曾联松年谱，更因为他还是曾联松在瑞安中学任教时的学生。

　　林杰告诉记者，明心巷其实是连接水心街和申明亭巷的一条小巷子，从这里到曾联松出生的老屋，走路不到10分钟。“先生的原住所搬进搬出好几批人，现在住在里面的人我已不认识，再说我年纪大了，也很少去那里。”

　　新中国成立前的瑞安城里有位老中医，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他就是曾联松的祖父曾叙卿。曾联松的父辈兄弟四人，他们成年后房子不够住，他父亲曾宇人先搬出来，住在屏星街，后又搬至水心街，向亲戚租了三间厢房。1917年12月7日，曾联松就出生在这里。

　　曾联松父亲曾宇人在辛亥革命前就学于讲武堂，后到杭州湾海塘水利工程担任测量工作，之后又调到南京“导淮委员会”（大概是疏导淮河水利委员会的简称）。母亲沈炳第出身书香门第，粗识文字，是个贤妻良母。

　　1922年春，做母亲的望子成龙心切，把虚龄仅6岁的曾联松送到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到曾联松7岁时，教育实行“壬戌学制”，小学改为“四二分段制”，他就插班到瑞安县立高等小学（瑞安市实验小学前身）初小级就学。

　　“曾先生的读书成绩好，上年纪的人都是知道的。当时，他与同班同学孙师盛（孙仲容嫡孙）、陈文（陈介石侄儿）三人被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1928年，曾先生在瑞安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瑞安县立初级中学（现瑞安中学）。当时，能考入瑞中的县立小学毕业生大约只有半数人。”林杰说。

　　在瑞中，曾联松既学国文，又习英文。他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还进入校军乐队和歌咏班。而国画家金作镐先生所上的美术课，使曾联松对书画产生浓厚兴趣，并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终身相随。 

　　晚年的曾联松曾深情地回忆说，“我能设计出五星红旗，从小受美术老师金作镐先生的启蒙教育也很重要啊！”

　　和蔼可亲、知识渊博的历史老师

　　林杰从书案上拿起《瑞安中学初中43届、高中46届同学录》向记者介绍，同学录里这些人都是曾联松学生，而自己也有幸成为他的学生之一。

　　记者在翻看同学录时发现，里面有著名的文化名人彭文席、郑鹍、吕齐等。林杰告诉记者，这些都是曾联松的学生。“先生不仅专业课上得好，他还向我们传授做人品德，用实际言行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1944年1月，瑞安县立中学（现瑞安中学）校长王超六聘请曾联松来校执教历史课。曾联松心想瑞中是自己母校，又能为家乡教育事业效劳，觉得义不容辞，欣然应允。

　　“1945年，我读高二。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载有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雪》，先生在上历史课时特地抄在黑板上，逐句逐字为我们讲解。我记得那节课上得特别快，到下课铃响时，他还看着黑板上的字津津有味地讲解，并嘱咐我们课后再好好欣赏。”林杰说话很慢，他谈起曾联松时的那副神情庄严又虔诚。

　　林杰总结道，“他教了我两年多时间，学生们都很喜欢听他讲课，他是位和蔼可亲、知识渊博的历史老师。”

　　向学生借了圆规画国旗

　　记者经多方打听，联系上曾联松的儿子曾一冲。今年67岁的曾一冲住在上海虹口区西江湾路的冠都公寓内。小时候，他的同学、朋友就很少有人知道，是他父亲亲自设计了国旗。1987年，他到珠海特区工作，不久，把户口也迁到珠海，现在经常穿梭于上海与珠海两地。

　　在曾一冲眼里，父亲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是一位对党，对民族，对国家充满爱的人，是一位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不计个人名利的人。说起父亲设计国旗之事，他说当时自己还小，也不知道父亲成天忙些什么。

　　“那时，我家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145弄6号，是一栋木结构的老式楼房。我家住在三楼，只有一间房和一个阁楼，总计26平方米。新中国成立不久，父亲32岁，我只有5岁。有一天，父亲抱着一大捆彩色油光纸，兴冲冲地回到家。他又向自己的学生何仲麟借了一把圆规，以后每晚，他都钻到阁楼上，我和母亲也不知道他在鼓捣什么。我只记得每天早晨，母亲都会从阁楼上扫出一堆剪得很乱的油光纸，有红的，也有黄的。我父亲这人不愿吭声，所以直到后来中央来信了，证明了国旗是他设计的，我们母子俩方知那些日子父亲是在阁楼上设计国旗图案。”

　　“夏天阁楼上很热，父亲只穿着背心短裤，摇着蒲扇，埋头写写画画。有一次，我也跑到阁楼，在旁边看着，过了很长时间，我就在他的工作桌旁睡着了。”曾一冲至今还依稀记得。

　　当年何仲麟瑞中毕业后，考上国立上海商学院，在上海与曾联松来往密切。何仲辚说，“有一天，曾老师找我借圆规。我很奇怪，一追问，他说要设计国旗，我觉得他太天真，一国之旗怎会由小百姓来画呢？可是，他这人办事认真是出了名的，想办的事情十头老牛都拉不回。可真没白费工夫，做梦也想不到这国旗真就采纳了他的设计方案。”

　　除了何仲辚疑惑外，曾联松的好友张公度还曾打击过他的设计，“我看过曾先生画过一个图案，五颗星就像领带一样排列，右下头是大星一直到左上端渐为小星的，斜穿整个画面。当时我给他泼了冷水，国旗不同一般招牌，也不同文章投稿，这共产党打的天下，还由你来画国旗？恐怕早就设定好了吧！”

　　在小阁楼上设计国旗

　　1949年7月，曾联松见到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后，心情十分激动。早在中学年代，他曾参加“１２·９”爱国学生运动；大学里，他参加过地下党，领导过学生运动。后因皖南事变，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7年，他还来到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国人民从此摆脱三座大山压迫，即将扬眉吐气地站起来时，他是多么兴奋！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夜空，陷入沉思。他脑海里忽然闪现一个灵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像围着北斗的4颗小星星。想到这里，他赶快重新铺纸执笔，作画、剪贴。

　　他先剪出一个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并以大星导引于前，4颗小星环绕一侧，如星拱北斗。他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旗面相协调，也表达中华儿女作为黄种人的自豪。

　　这组金星图案应放在红旗的什么位置呢？经反复推敲、比划，曾联松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如此一来，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明朗而不萧疏。

　　曾一冲详细地解读了父亲构思设计国旗的情况，“父亲凭着中学里受到美术启蒙教育及大学里选修美术理论课的基础来设计国旗。大小星之间的比例、五星的排列形状、五星在旗面上的位置选择，星的颜色及旗的颜色搭配都表现了他美术的基本功，以及历史、地理、数学等方面知识。国旗图案中大小星外接圆之间比例为３：１，使大小星比较协调。小星排列呈椭圆形，象征着中国版图呈现海棠叶状。四颗小的五角星各有一角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显得错落多姿，生动活泼。椭圆形结构仅占旗面四分之一。这样的比例表示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五星位置选择颇费推敲，置于旗面正中，虽然端正，但天地不宽，局促凝滞；置于旗面左上方，则豁然开朗，土地平旷，似闪闪星辰，居高临下，江天寥廓，山河壮丽。五星选择为黄色，是中华民族的肤色。黄色的五星会令人有金光闪闪的联想和感受。”

　　就这样，曾联松在自己家里的小阁楼上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画图、剪剪贴贴制作国旗草稿。在那年的8月中旬，他制作了两份五星红旗图案稿，一份自己保留，另一份则小心翼翼地装入信封，寄给全国政协筹委会。

　　国旗设计被采用，他激动不已

　　1949年8月中旬，新政协会议筹委会在北京饭店设立临时选阅室，室内陈列着所有的应征稿件，供评委阅选。

　　在2992幅国旗应征图稿和1920面做好的旗帜中，经评委会精选出38幅图案，这里有郭沫若、吴玉章、艾青、梁思成等著名人士设计的图案。根据周恩来指示，把这38幅图案编成一册，提交全体代表讨论，每幅图案编号并附有解说词，但不写明作者姓名，避免存在因人选图的偏见。曾联松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编为“复字32号”。当时，多数代表同意一颗红星下一条黄杠（代表黄河）的红旗图案，张治中找到毛泽东说：“我反对这个图案，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就变成分裂国家和革命了吗？一杠子也代表不了黄河，老百姓会联想到一根棍子，像孙猴子的金箍棒。”

　　在分组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为了更好地民主协商，毛泽东、周恩来在那年9月25日20时在中南海丰泽园请郭沫若、黄炎培、沈雁冰等18位代表召开国旗、国歌的座谈会，梁思成等几位代表力推“复字32号”。

　　在听取各方意见后，毛泽东指着五星红旗的图案解释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这样，五星红旗的图案在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从9月27日选定国旗图案起，首都人民在3天内突击赶制无数面五星红旗，其中有一面特制的大红旗，用红色绸料作旗面，黄色缎料制成五角星，这就是开国大典当场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

　　1950年，曾联松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的信文：“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分别交邮局及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敬意，收到后希即见复。”

　　曾一冲这样回忆父亲收到那来信时的情景：“父亲可真是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不仅是因为他的爱国之心，爱党的心得到肯定，更是因为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诞生了，他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欢呼！”

　　“当时的500万奖金折合现在大约是人民币500元，他给妈妈买了一块瑞士手表，余下的钱都用来买粮食了。”曾一冲告诉记者。

　　1950年国庆，曾联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这是党和人民给他的崇高荣誉。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时，他再次应邀去北京参加庆祝活动。

　　20多平方米陋室，门上挂着五星红旗

　　曾联松的侄子曾绳泽与曾联松关系密切。曾绳泽现是温州著名的书画家。年已83岁的老人一点也不见老态，那副谈笑风生的样子甚至让人质疑他的高龄。

　　“曾联松既是我的阿叔，也是我的书画老师。在他晚年时，我经常去上海。在我1983年离休后，时间更多了，去上海的次数也更频繁了。阿叔经常指点我如何作画。”曾绳泽一讲起曾联松，就说个滔滔不绝。

　　有一次，曾绳泽将雁荡山写生的画稿和平时的画集带给曾联松看，曾联松给他提了意见后，他豁然开朗。回到温州，曾绳泽很快重新构思，重新画。“阿叔对艺术有一种独特的观察力，特别敏锐，经他指点，我的书画水平提高很快。”

　　除此之外，俩人互通书信，曾联松还将他的部分书籍送给侄子。“阿叔对待别人都很大方，但他自己的生活却过得十分俭朴。”

　　曾绳泽回忆起曾联松在上海的家时，“他家只有2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最初连个抽水马桶也没有。”回忆起这些，曾绳泽心情有点沉重。那时候，曾绳泽曾踩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一次次去拜访曾联松位于三楼的小木屋。

　　“最初，没有抽水马桶，每天都要提着马桶从那木楼梯上上上下下。后来，水厂里的员工来检查时，实在看不下，就给他修了一间卫生间。”曾绳泽说。

　　大概从1949年开始，曾联松就住在那里。总共才26平方米，房间当中摆着老式木床，旁边是旧矮柜。窗边，一张旧写字台，两把旧藤椅。

　　与众不同的是，门上挂着一面五星红旗，表达着主人的挚爱。桌上一方石砚，笔架上吊挂着各式毛笔。墙上的书法条幅，是曾联松自撰自书的七绝：“和璧混沌璞未开，幸有玉人琢剖才。推敲图案三千幅，五星红旗入选来。”

　　“先生俭朴清贫一生，但他一直情系家乡。1994年8月，当他得知17号台风袭击瑞安后，虽他正在医院住院治疗，还特地写了一封慰问信，并附1000元作为赈灾款，令人钦佩。”林杰介绍道。

　　病逝当年，铜像矗立在云江之畔

　　1996年，曾联松5次中风后，已不能走动，当他躺在病床上听说为迎接香港回归上海自来水公司组织一个自行车队，准备骑车1997公里，到香港参加“七·一”庆典，并希望得到由他签名的国旗时，患重病的他仍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护士帮助下，曾联松花费3天时间，在150面五星红旗上签下大名。当他签完最后一面旗上的名字时，老人的手再也举不起来了。他还开玩笑对护士说，“如果我的名字叫‘丁一’就好了，只要写3笔，可我的名字要写32笔呢。”

　　曾绳泽告诉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联松中风后，他还经常会去看望老人。“记得那时阿叔躺在病床上，好心的护士为了给他信心，精心制作一面小红旗放在他的胸口。”

　　虽然“顶”着新中国国旗设计者的光环，曾联松却一直谦虚低调。他长期从事计划、财务工作，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他的最高职务是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的副经理。

　　1999年10月1日，曾联松亲笔签名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国庆后18天，10月19日，曾联松病逝于上海。就在这一年，在瑞安外滩，高120厘米，宽110厘米，身披大衣，凝神思索的曾联松先生的铜像得以安放，再现他生前构思五星红旗时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