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祥金（1939年4月19日-2021年7月6日），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1963年起在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工作，于1973-1987年任副馆长。1989年调至中山大学任图书情报学系教授。

△谭祥金先生

谭祥金副馆长是国家图书馆白石桥馆区建设的主持者之一，从1975年4月第一次的方案设计预备会开始，直到1987年10月6日的新馆落成典礼，他亲历了馆区建设历时十多年的整个过程。2017年，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对谭祥金副馆长进行了口述史访问。

我们惊闻谭祥金副馆长于2021年7月6日因病去世的消息，特选录一段谭馆长口述史料的片段，以兹纪念。

谭祥金：

从1973年到1987年的14年中，建新馆是北京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无论是设计方案的制订，还是后来的搬迁，我都全程参与了。因为我年轻。其他馆领导有调动工作的，有退休的，有后来调进馆里来的。只有我一个人从毕业就到北图，没挪过窝。

记得最初就是考虑在老馆如何进行扩建，解决书库不够的问题。1973年由国家文物局上报到国务院时，加了一条：在老馆扩建后，再考虑找地方建新馆。这个方案送给周总理审查，周总理批示：“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这个指示非常重要，无论到哪儿，只要说是总理的指示，都会照办。

整个建新馆过程，初期有过领导小组，成员主要是几位馆长，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后来因为盖新馆，我们希望建工部派一个人来，跟有关部门打交道比较方便。这样李家荣就调来当副馆长了。李家荣调来之后，馆里成立了工程指挥部。到了1984年9月，根据新馆建设的需要，成立规划办公室。李家荣副馆长主管工程指挥部。我分工主管规划办公室。当时安排了李以娣、韩德昌、邵长宇等同志到规划办公室。他们都是业务骨干。

筹建新馆过程中，很多事情都是在馆里同事们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特别是因为新馆建设跟大家自身都有关系，当大家听说周总理说要选址建新馆，要“一劳永逸”，都很兴奋。我那时每天从西直门外的北方交大骑自行车到馆里上班，下班后经常很晚才回家。中午跟大家在一起吃饭或者在路上碰到的时候，都会说到这些问题。开馆务会议的时候，各个部门都会集中部门的意见在会上说。那个时期很强调走群众路线，听取群众意见的。比如“馆中有园，园中有馆”就是大家提出来的。书库、编目等部门更是都希望改善工作条件。

当时书库的条件就不用说了。中文编目部门，房间低矮。那时没有机读目录，也没有用计算机编目。过去图书馆都是两套卡片目录，一套是读者查找用，包括分类目录、书名目录、著者目录等，中西文，还有日文、俄文等不同文种分开排，所以很占地方，要有专门的目录厅。另外，编目部门还有一套叫做公务目录，比读者目录更全，所以编目部门里面卡片柜占了一大片地方，连走路也困难。记得当时这些部门就强调，要有足够面积放置目录柜，而且目录柜都很重，目录厅的承重问题也要考虑。

新馆馆址最后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确定后，1975年，全国的建筑设计单位纷纷报来设计方案，由国家文物局负责召开研讨会等进行讨论。刘季平同志也参加设计的研讨会。北图对设计方案有很大的发言权。馆领导结合国外图书馆现代化设备等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全国各有关的设计单位上报了29个设计方案，经过认真讨论，一再筛选，我们全馆上下员工也反复讨论，最后在3个方案中选一个。1975年我作为馆方代表参加选定方案的会议，在会上听完3个方案介绍情况后，我对3个方案的优缺点提出北图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我是副馆长，是代表国家馆的，所以大家对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很重视。后来的新馆方案，建筑师们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些要求设计出来的。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李东晔采访谭祥金先生

谭馆长说，自己当初是在“老中青”三结合的干部任用方针指引下，年仅34岁就被提拔成了副馆长。因为自己个头小，同事们一直都亲切地称他“谭小”。在原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的12年间，从业务规划到部署与指挥搬家，谭馆长以馆为家，事无巨细，为了将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图书馆付出了全心全意。

就如当年跟随谭馆长一起工作的老同事回忆的那样：“回想那些与谭馆长相处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的脑海中，他的心胸，他的为人，他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他对同事的关心爱护，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