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论著　独著：《洛克物性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人道与神道——宗教伦理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西方宗教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从哲学到宗教学——吕大吉学术论文选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合著：《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宗教学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多卷本）》（共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000。译著：《人类理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比较宗教学史》（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哲人其萎 更待来人

□ 叶小文

　　我曾师从吕大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6月28日，先生离开我们走了，噩耗传来，悲痛不已，扼腕天地间少了一位坦荡荡的君子，宗教学界失去了一位大师。回想恩师的一生，为人堪为楷模、治学精进不懈，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求学——脱颖而出。恩师是四川人，聪慧好学的他在1949年家乡解放时考入川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过土改运动，做过川北行署财政厅秘书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纺织工业管理局秘书。1953年5月，在上海复旦大学补习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由于院系调整，全国当时所有的哲学名师都集中到了这唯一仅存的哲学系。名师出高徒，在金岳霖、贺麟、冯友兰、张岱年、洪谦、张世英、任华等名师的亲自教授下，恩师如饥似渴，哲学思辨能力大大提高，并很快脱颖而出，大学时就在知名刊物发表哲学论文。

　　治学——精进求真。1975年，恩师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世界宗教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他严谨的治学生涯。他追求并实践一生的治学精神是坐冷板凳、书不空文，甘受清贫、坚守真理。他常说，治学好比修行，是在家里作修行的“和尚”，没有自觉的苦修是无法成气候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学者要摆脱世俗利益的诱惑，要看淡功名，只有不懈苦修，执着追求，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1998年，恩师根据出版后9年来自己研究的新成果和学科的新发展，对《宗教学通论》从内容到体系结构都进行了大量修改、删节和补充，更名为《宗教学通论新编》。出版社在介绍中说，《新编》是《宗教学通论》的完善和发展，两书皆是我国宗教学术界建构框架、填补空白的理论巨著，哺育了一代学人；作者对各种形态的宗教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评价。

　　1994年，恩师出版了73万字的《西方宗教学说史》，他以西方各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及宗教学者对宗教问题所做的一系列理智性、学术性的探讨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思想资料和透辟的理论分析，辨证地揭示了西方种种宗教学说的启蒙性质、内在逻辑结构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构建起西方宗教学说史的范畴系统和逻辑体系，填补了我国宗教学学科体系的空白，为我国宗教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2003年，恩师不顾年逾古稀，又主笔为大专院校学生写成教材《宗教学纲要》。该书自出版以来连续9年再版。

　　由于恩师的努力，新中国有了第一部宗教学著作，有了相对公认的对宗教的定义，有了至今尚未出其右的西方宗教学说史。

　　教学——诲人不倦。从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专业教授西方哲学史开始，恩师的教学生涯已有50多年。50多年来，恩师就像蜡烛，燃烧自己，点亮学生，将自己的知识无私地传授给学生。教给学生知识和学习知识的方法，更教给学生坚持真理的精神。

　　最后引用一段恩师的挚友、著名学者牟钟鉴对他的评语：“我对吕教授那样浓厚的学问功底、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洋溢的超群才气钦佩不已；我更钦佩的是吕教授的宽博心态、开放精神、超越自我的勇气和提携后进的热情。人们从新编中不仅可以得到许多理论上的有益启示，而且会看到一位诚实学者的性情和风格。它使我们懂得真理的追求需要全副生命的投入，学问的建树需要长期辛勤的耕耘。急功近利的人将永远被自己排除在神圣的学术殿堂之外。”

　　“人生七十古来稀，多少风光同居。长江一去无回浪，人老何曾再少年。”然而，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一个怀揣执着滚烫的理想之梦的古稀追梦人，不仅勇敢坚毅地攀登学术高峰，更以无比坚韧的意志跨越一道又一道生命的沟壑，彰显着人生的风采！

　　恩师最后的学术活动，是支持编写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的《宗教学》教材，他几次拖着虚弱的病体，参加编写讨论。躺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书稿的编写。直到最后被疾病折磨得说不出话了，那看着我们的眼神，分明还在说：哲人其萎，更待来人……

　　恩师，您走好，我们会继续努力！ 
               

  深切的悼念

□ 牟钟鉴

　　吕大吉兄走了，中国宗教学界失去一位领军的大学者，我失去一位多年的挚友和兄长，悲痛之情，无法用语言形容。大吉兄虽年过八十，且经过大手术，但仍然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高师宁研究员一起完成了专著《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获得高度评价。他还有许多未了之愿有待实现，学术界后辈仍然渴望经常听到他有创见的声音，他走得还是太早了。

　　我与大吉兄相知近40年，可以说一见如故，心灵相通，学术相切，生活相助。他对我更多了一份兄长的关爱，使我和我的家庭时刻感受着友情和温暖，从而增添了生活的情趣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们一起编辑《马恩列斯论宗教》，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做资料准备。此书大吉兄出力最多。上世纪80年代，他主编《宗教学通论》，邀我参加撰写其中一章“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由此我的学术研究从中国哲学扩展到中国宗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也增长了不少宗教学理论的知识。在《通论》中，大吉兄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力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阐释，又系统地吸纳西方宗教学的优秀成果，结合中国的实际和经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宗教学理论体系，提炼出“宗教四要素说”，为新兴的宗教学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获国家图书奖等多个奖项。宗教研究前辈罗竹风先生认为，《通论》是中国宗教学的里程碑式作品、“扛鼎之作”。上世纪90年代，大吉兄又独自完成《宗教学通论新编》，提出“以真理为师”和“学术需理性，信仰要宽容”的原则，视宗教为一种以超人间的信仰为特点的社会文化体系。此书多次再版，流行全国，成为宗教管理部门和大学宗教学专业普遍欢迎的优秀参考书，在学术上和实践中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政界和学界对它的认同度都很高。

　　他的另一力作《西方宗教学说史》，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西方宗教学学派发展脉络的学术专著，它为我国宗教学学者了解和吸收西方相关学术成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中可以看到大吉兄丰厚的西方学术思想史的积累，和在资料的海洋里驾驭理论风帆的超凡能力，它使我打开了眼界，具有了宗教研究的国际视野。

　　21世纪以来，大吉兄又承担了《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课题，在他主导下，余敦康研究员、张践教授和我参与课题写作，其成果为一套4册的专著。这部书写作的目的，就是要用中国文化史和宗教史的史实证明“宗教是文化”，说明中国宗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用文化学的眼光扩大研究宗教的范围。此书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并进入国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在大吉兄的大力推动下，经由学界共同努力，宗教文化论逐渐流行，取代了宗教鸦片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亮点，为新时期发挥宗教积极作用拓展了空间。

　　大吉兄长期从事的另一项重大学术工程是《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多卷本），由他与何耀华先生总主编，组织全国各民族几十位优秀民族学宗教学学者参加，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收集文献资料，做专访与座谈，参与民俗文化活动，历时近10年，饱尝艰辛，掌握了大量历史与现实第一手资料，为研究中国各民族宗教的起源与发展构筑了厚实的基石，也为建设中国式宗教学从源头上提供依据。它还是一项文化抢救工作，很多当事人如今已经过世。所以这部资料巨著出版的意义是重大的，从中可以看出大吉兄长远深邃的学术眼光和锲而不舍的为学之道。其中有考古卷，从多年积累的丰富考古资料中发掘和整理出具有宗教属性的资料，它可以与文献研究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这项浩大的人文工程，中外人士都没有做过，实实在在是填补空白的基础性的学术工作。

　　大吉兄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过，由此他很早就关注民族宗教问题及其研究，一心推动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学科的发展，直接参与宗教专业的创建，帮助学校引进人才，设计课程，凸显特色，规划长远目标，申报博士点，开展民族宗教学研究，使之服务于民族团结事业。他还热心联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学者到学校讲课交流，加强学校宗教学学科与全国宗教学学界的沟通。他把学校的工作当成自己的责任，顷注了许多心血。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学科的迅速健康成长与大吉兄的支持和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作为学校兼聘教授给博士生上过课，指导过几位博士生，直到重病前夕还在家里接待了2011级宗教学博士们，第二天就住院了。

　　我与大吉兄的友谊是道义之交，践行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见面谈的不是国内外新闻便是学术问题，也常常有温和的争论，在争论中互补，越争友情越笃实。他是位善于独立思考、个性极强的学人，是非分明，择善而固执，从不会逢迎和见风转舵；同时又是位富于同情心，帮助别人并善于向别人学习，不断调整自我的人。他在为《中国宗教通史》写的序里，对我和张践加以称赞，对我们的书给予高度评价，使我们深受鼓舞，同时又提出了更长远的奋斗目标，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我在为大吉兄《宗教学通论新编》写的序里说：“吕教授是一个非常认真、从不满足的人。他的宗教学研究历程是他数十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开拓、不断深化的过程，充满了劳苦与艰辛。他从来不自封为权威，总是检讨自己的不足，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初步的，是在为宗教学研究开辟道路，期待着更多的青年学者从事这项研究事业并能超过自己。”例如，上世纪90年代的《宗教学通论新编》与上世纪80年代的《宗教学通论》相比，在宗教的定义上由单纯的信仰层面的论断扩展为以宗教四要素为构架的立体化的表述；在他晚年最后一部作品《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中，他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历程，对列宁的宗教观有肯定又有批评，对苏联处理宗教问题的左倾模式带来的负面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中国化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关于宗教功能的论述，他早年较多地强调宗教的消极作用及其与科学的对立，后期更多地论述宗教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宗教在推动文化发展中的功能。他的学术思想是与时代同行的，而每一步都脚踏实地，迈得稳健有力，既不保守，也不随风，这更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
               

  永远的恩师

　□ 高师宁

　　成为吕大吉老师的学生是27年前的事，与他第一次面对面交谈的情境至今历历在目。对于我这个学外语出身的学生，吕老师在见我的第一时间就开始了“敲打”：你没有经过哲学训练，学语言的人逻辑思维一般都不行，你必须认真从头开始学哲学，干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逻辑思维。离开吕老师家，我心里很不服气，不过，逻辑思维是什么呢？我一下想不到答案，代替这个答案的，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我的学术生涯就在这一本一本的苦读中开始了。

　　吕老师开放和豁达的胸怀，是我迈开最重要的学术第一步的巨大支持。在与吕老师谈我的毕业论文时，他给了我一本英文书，爱德华· 泰勒的《原始文化》。吕老师认为我的英文好，希望我从事宗教人类学的研究，而且以研究泰勒为题。然而我对此书毫无兴趣，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了痛苦之中。在我彷徨不安时，学长郑也夫从美国回来，他建议我研究当时红极一时的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并将其名著《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介绍给我，我一读就很有兴趣。然后，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到了吕老师家，进门之前想了各种各样换题目的理由。没想到吕老师非常痛快地同意我换题，他说，宗教社会学我不懂，你有兴趣就好。论文的每个章节就像一颗颗珠子，逻辑就是把珠子穿起来的线，我只能给你这一点指导。吕老师，你知道吗，仅这一点就让我受用一辈子了！而这，也是我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必说的话。

　　当完学生，我又当上了吕老师的合作者。吕老师常常鼓励我，把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1994年，吕老师生病住院，他把我叫到病房，把一大堆手稿交给我，让我替他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老实说，这不是我的专业，更不是我的兴趣。但是，好像是临危受命一般，看着病床上痛苦不堪的吕老师，我不忍心说“不”。我开始啃马列，翻吕老师的书稿。最后，我决定抛开吕老师的思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书完稿后，尽管得到了吕老师很高的评价，我还是不愿意署真名，将作者名取为“吕必宁”，顾名思义，这是吕老师逼高师宁写的书！当然，后来用了一个不那么带气的笔名“施船升”，即老师传给学生的意思。其实，这是我自己写的第一本书，一想起来我就很感谢吕老师，被他一逼，我就学着写学术书了，在不情愿中，我的学术生涯又多了一块奠基石。

　　在吕老师的坚持下，我又成了吕老师生前最后一部学术著作《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的合作者。按照我们的计划，这是上下两卷的大部头著作，上卷由吕老师负责，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观点，下卷我负责4章，他再写两章，内容为这些观点在今天的意义与反思。吕老师在上卷书稿快完成时，发现得了癌症，接着是住院、开刀、化疗，一年多的时间都在与疾病搏斗。期间我也完成了下卷所负责的部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吕老师决定放弃下卷。其实我觉得放弃就放弃，至少可以拆开成几篇文章，不算白写。然而，吕老师为此非常不安，不论我怎么解释，他还是觉得不妥。2011年春节前，他老人家顶风冒雪一早到我家来道歉，而且决意要把我写的一章删改压缩后作为附录加进书中，而且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列为合著者。他说，如果我拒绝，他会“死不瞑目”。那天很冷，我的心里却很暖，他可是我的老师，一个重病在身的老人啊！后来书出来，吕老师一定要给我稿费。同现在那些要在学生文章前加名字，要分学生一杯羹的老师比起来，吕老师才是真正的老师、学者！

　　听到吕老师走了的消息后，我翻出了他给我写的那副字“归来去兮……”，落款是2012年3月。这是我“耍赖”向病床上的吕老师索要的。我说吕老师你不公平，你为你的学生都写了条幅，而给我的，只是附在给我的先生何光沪的条幅后面的一个名字而已，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你没有给我写。说这些话时，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但是那时说出来，也是想缓和一下病房的那种沉闷，让大家换一换关于疾病的话题。没想到吕老师真的专门为我写了一幅，还裱好了送给我。条幅后边的“于病中”三个字让我思绪万千。吕老师给我的何止一幅字！那是他对学生的关爱，是他对承诺的信守，是他当时心态的一种写照，是他对生命的一种留念！

　　吕老师，你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你！ 
             

  深情追思吕大吉教授

□ 班班多杰

　　我与吕大吉老师认识的时间较长，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上学的时候，他是政治系哲学教研室的老师，曾经为我们上过《西方哲学史》课，上课的时间是1973年，地点是在中央民族学院1号楼四层西侧大教室。吕老师讲课有教案，但他完全脱稿，黑板上的字写得很大很清秀，极富特色。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分析深刻，特点是思辨色彩很浓，理论性很强，有很多内容我们都听不懂，但知道他讲得精彩、很有学问，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佩服吕老师。

　　1974年，我毕业后留在了政治系哲学教研室任教，和吕老师从以前的师生关系变成了当时的同事关系。同在一个教研室，和吕老师的接触就比较多了，知道吕老师是上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他在当学生时，就在当时的权威刊物《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学术论文，在当时的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参加了当时哲学界的有关学术讨论。因此，吕老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名气就已经很大了。当时我们在系教研室讨论问题时，吕老师话不多，但讲出来内涵深刻、掷地有声、与众不同，给人以很深的启发。1975年，吕老师调离民族学院，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科学研究的春天，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教研室独立出来，建立了哲学系，后来在哲学系开设了宗教理论和历史课程，此后又增设了宗教学专业，建立了宗教研究所。吕老师全程参与了这些过程，并担任了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吕老师写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名著《宗教学通论新编》，以及《西方宗教学说史》、《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从哲学到宗教学》等学术名著，奠定了他在中国宗教学学术领域的权威地位，而且也对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和推动起了重要作用，从机构设置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材编写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功不可没。

　　在与吕老师几十年的交往中，使我受益最大的，就是从吕老师身上不仅学到了如何做人，而且还学到了如何做学问；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我经常向他请教历史、理论等学术问题。吕老师解答问题时不慌不忙，将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讲得十分通透，表现出了极高的学术水平。吕老师回答问题的一个特点是，从不虎头蛇尾应付你，而是紧紧围绕着问题，深入浅出、由浅入深、厚积薄发，将它讲深讲透为止。吕老师是哲学专业科班出身，并且专治西方哲学史，因此吕老师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分析的方法，是他做学问的基础。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吕老师从哲学研究转向宗教学研究，并且在宗教学领域里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这得益于他的哲学思维能力和哲学分析方法。有一次，我们俩一起爬北京香山时，我对他说：“您的大作《宗教学通论新编》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其中的观点、理论，尤其是宗教四要素说，学者们纷纷引用，并且引用率很高。”他沉思了一下说：“宗教的四个要素之间，是一个逻辑的、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关系，宗教的要素就这4个，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多。”我继续问：“凡是宗教，从横向到纵向，除了这四要素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要素吗？”他说：“没有了。”表现出了对他所首创的宗教四要素说少有的自信，正如冯友兰所说“发先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

　　我深深感到，虽然吕老师是位长者，有如此渊博的学识，但他始终是既自信又自谦，并且十分自律，大小事情，只要自己能办到，决不假手于人，更不颐指气使，不以大家自居。我和吕老师相处40多年，先做他的学生，后做他的同事，最后做他的朋友，不变的是，他永远是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