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韦拔群，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全国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之一，百色起义和创建中国红军第七军、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之一， 　　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杰出将领。曾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队长、红七军21师（后改为右江独立师）师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等职。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像盛开在壮乡的木棉花一样鲜红灿烂，映红了祖国的南疆! 　　“愤不平” 　　1894年2月6日（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正月初一），韦拔群出生于群山环抱、千岩竞秀的广西东兰县武篆区中和乡勉蛾村东里屯（现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一个殷实的壮族家庭。 　　少年韦拔群，经常同贫苦农民的孩子一起下地劳动，从小养成了同情贫苦农民、好打抱不平、正直刚毅的品德。 　　1916年，韦拔群听到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消息时，立即在家乡招募100多名有志青年，前往贵州参加讨袁战争。后人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张毅军部当参谋。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受到十月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代洪流中，同军部的青年军官一起，以“愤不平”的化名秘密散发革命传单、标语，揭露旧军队的黑暗。后因受到军部军法处的查究，便离开旧军队前往上海、广州寻访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在广州加人了孙中山、廖仲恺支持的“改造广西同志会”，并担任该会政治组副组长，积极参加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 　　1921年9月，韦拔群风尘仆仆回到自己家乡，决心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群众，与土豪劣绅大干一场，开始领导家乡壮、汉、瑶各族贫苦农民，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1922年，带领贫苦农民清算武篆区大土豪杜琨选（又称杜八），迫使杜八退出贪污公款300银元。1923年5月，他带领I00多名身藏利器的农民群众，到县城清算六哨团总韦龙甫，因斗争受到驻军干涉，清算失利。韦拔群并不气馁，随即发动组织农民武装数百人，连续三次武装攻打东兰县城，最后一次攻下了县城，释放了被关押在监狱的群众。不久，敌人反扑，镇压农军，韦拔群被诬为“劳农党”而受到通缉。他对此感到苦闷、不解:天下偌多道路究竟革命出路在哪里? 　　真理之光 　　1925年初春，韦拔群与陈伯民辗转来到大革命气氛浓厚的广州，进人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农讲所里，他结识了彭湃、陈延年、阮啸仙等共产党员。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思考，经常用东兰农民斗争的实践和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论证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短短一个月的学习，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韦拔群从广州回到东兰后，便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农民运动，广泛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并按照广州农讲所的办法和学习内容，在东兰县武篆先后举办了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既当所长，又当教员。他亲自给学员讲课，还组织学员参加社会调查和当地阶级斗争实践。这三期农讲所共为右江地区各县培训了近600名骨干。学员结业后回到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有力地推动了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使该地区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汇报了广西农民运动的情况时，高度评价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赞誉“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1926年12月5日《中央报告:十、十一月份》，刊中央档案室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第119页） 　　百色起义前后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腥风血雨笼罩着八桂大地。面对敌人的屠刀，韦拔群仍率领右江地区农民武装，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粉碎了敌人对东兰县历时一年多的残酷“围剿”。在反“围剿”战斗日子里，由于韦拔群机智勇敢地指挥农军神出鬼没打击敌人，到处传颂着他的英勇斗争事迹，有的甚至加上神话色彩。大家对他非常敬仰、爱戴，亲昵地称韦拔群为“拔哥”。 　　1929年夏，广西政局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同年8月，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韦拔群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广西省农协筹备处副主任委员。10月，邓小平和张云逸等率领中共在南宁掌握的武装部队，挺进到群众基础较深厚的右江地区，与韦拔群率领的农民武装汇合，于12月11日，胜利举行了百色起义，宣告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后兼任政委），张云逸任军长，韦拔群任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第三纵队队长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他一方面动员右江各族人民踊跃参军支前，扩大红军力量;另一方面，率领第三纵队红军战士，肃清各地反动武装，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 　　1930年4月间，邓小平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回到东兰县武篆领导土地革命，韦拔群便与邓小平一起，深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为了摸索、总结经验，韦拔群还亲自到自己家乡东里屯试办了一个共耕社，动员自己家人带头参加共耕社。6月，天大旱，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韦拔群与共耕社干部商量，决定发动群众修渠和挑水抗旱保苗，韦拔群亲自参加测量和修渠劳动。结果，修成了一条几里长的水渠，利用大龙潭的水灌溉农田，战胜了旱灾，获得了当年的大丰收。经过土地革命，各族人民更加热爱红七军和红色政权，称赞红七军是劳苦大众的队伍。 　　血洒壮乡 　　1930年11月，正当右江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北上前，军前委把部队改编为三个师，韦拔群被任命为二十一师师长，留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韦拔群坚决服从军前委的决定，把第三纵队拨给主力部队北上，自己只率一个连回东兰县。然后，他与陈洪涛（二十一师政委）等立即把右江各县的赤卫军常备营扩编成立二十一师，辖三个团和一个独立团。 　　1931年初，新桂系军阀趁红七军主力北上之机，调派第七军军长廖磊指挥1万多兵力对东兰、凤山等县进进空前的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后又进行两次更加疯狂的“围剿”。在大敌压境的严重时刻，韦拔群与陈洪涛率领右江地区广大军民开展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他们制定积极防御的方针，指示各部队主动撤离县城，避开敌人的锋芒，利用土地雷和山地有利地形，据险伏击敌人。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和山川阻隔，韦拔群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 行委员。 　　1932年，广西当局为了消除其心腹之患，增派1万多兵力，对东兰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大“围剿”，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白崇禧亲自到东兰指挥。敌人采取“杀光、烧光、抢光，掳光、铲光”的“血洗政策”，扬言“人要换种，石头要过刀”，妄图彻底摧毁右江革命根据地。 　　在烽火连天的反“围剿”战斗岁月里，尽管斗争环境极端险恶，韦拔群始终同战士、群众一起，过着睡山林、钻岩洞、啃野菜的艰苦生活。韦拔群热爱、关心群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后或岩洞里慰问群众。群众也非常爱戴他，千方百计地给拔哥和红军送粮食、送生盐、送情报，有的为掩护拔哥和红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反“围剿”斗争麒来越艰苦。1932年10月中旬，韦拔群认为固守一隅，终非长策，便率队从西山的弄朗突围。10月17日，他为了与师政委陈洪涛取得联系，研究转移工作，便带着一位警卫员秘密来到东里屯后面山上的赏茶洞。10月19日，韦拔群在赏茶洞被叛徒韦昂杀害，时年38岁。 　　韦拔群牺牲后，东里屯的群众无比悲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把韦拔群的遗体抢运回来，隐埋在特牙山上。为了永远纪念他，群众还在墓地上盖起一座小庙，称为“红神庙”。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无比怀念韦拔群烈士。邓小平1962年为纪念韦拔群亲笔题词：“韦拔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壮族人民的革命战士”，“韦拔群在党领导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1981年邓小平又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