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會領袖劉靜庵

陽功雄

被曹亚伯先生誉为“武昌革命惟一先哲”而被歷史長河湮沒極深的辛亥革命元勳、日知會領袖劉靜庵，原名劉世文，外出革命後，以乳名貞一代之，字靜安（敬安），別字家運，1875(清光緒元)年出生于湖北潛江梅嘴一世代書香家庭。他幼承父教，飽學詩書，早年接受新思想，投身革命，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國家，流盡了最後一滴血，1911（清宣統3）年5月16日瘐死獄中，卒年36歲。民國初，被民國政府追贈「大勳位」。1

    壹、改造長江流域會黨、湖北新軍

「會黨」是孫中山等民主革命領導人對鴉片戰爭後，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民間秘密團體的總稱。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失敗後，反清革命由公開轉為秘密，火種未曾熄滅，尤其長江漢水流域、東南沿海等地革命活動此消彼長，持續不斷。但因山堂林立、派系複雜、各自為陣，一直未成氣候。早期民主革命，革命黨領導人從當時實情出發，視會黨為可爭取的重要革命力量，許多人加入會黨，領導會黨，如孫中山、陳少白、黃興、陶成章、秋瑾等。2作為早期民主革命領袖，劉靜庵也是如此。他早年參加革命後，憑著淵博的學識，過人的膽識和卓越的領導才能，經多年努力，逐漸將長江流域會黨聯合統一起來，改造成為以「推翻滿清皇朝，建立人人各盡天職的共和國家」為宗旨的革命武裝。

據劉靜庵嗣子劉應松之妻金氏3等人文革十年動亂後回憶，劉應松在世時，曾用較長時間整理過劉靜庵的遺言遺物，並囑咐金氏精心保存，防腐防蛀。1951年，土改復查抄家時，這些珍貴的文物全被燒毀。劉應松任武漢某師範校長時，與金氏談的最多的話題是有關養父靜庵與日知會之事，劉靜庵弟媳(劉應松之母)魏氏4在世時，也與後人常常談起劉靜庵。家鄉梅嘴地處漢江支流東荊河東岸，距潛江縣城十餘華裏。清末民初，依託便利的水上交通，商賈雲集，每天停靠梅嘴碼頭的商船絡繹不絕，集鎮規模比當時潛江縣城要大，有「小漢口」之稱，一些江湖隱士常遊歷於此。劉靜庵，早年耳聞目睹滿清之殘暴，國勢之衰弱，民眾之苦難，立下大志，以「挽救民族於危難，拯救民眾出火海」為終身抱負。15歲拜一江湖隱士為師，離家外出，傳播種族革命思想，走上職業革命之路。起先主要活動于長江漢水流域，之後涉足東南沿海，走遍大江南北。1900（清光緒26）年，他在武昌，曾參與組織策劃庚子起義，因屬幕後，未曾受到滿清官府的通緝和追捕。

庚子起義失敗的慘痛教訓，讓劉靜庵深感「欲掀翻帝制，建立共和，則必經動員民眾，而動員民眾者，則首推運動新軍，以掌握武裝，故極思『親身入伍，求達其志』。」51902（清光緒28）年，劉靜庵精心準備，親入虎穴，鑽入敵之心臟。經張朗村、範騰霄介紹，加入湖北新軍，在黎元洪任管帶的護軍馬隊第一營當兵。入新軍後，他遵守軍規，操練刻苦，進步很快，令戰友們很是佩服。大家見他更是談吐非凡，有學問，明事理，待人和善，都樂於與他相交。他便常常利用休息之隙，向戰友們宣講革命道理，在軍中發展革命同志。《清史·革命黨人列傳·劉敬安、朱子龍》對劉靜庵在新軍時革命經歷有所記載：「敬安知民族大義，而又識敏，燭幾先，偕施南人餘慶雲投湖北護軍馬隊第一營充士兵。逾歲以正勇隨黎元洪改隸前鋒營，旋升護弁，襄辦紀室，乘間與營中兵弁交接，灌輸革命學說，並與範騰霄、濮以正、李亞東、黃公征、錢保青等組織武庫所，研究學術，及黎元洪遷混成協統領，劉亦隨之。」6在湖北新軍，劉靜庵不僅注重在新軍中發展革命同志，更是抓住在黎部任書記，負責招募新兵之便，將大批會黨骨幹招入新軍。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自敍》記載：「倘張之洞有招兵事，劉敬安必先知，因劉在南湖馬隊營黎元洪營部充書記，胡宗琬即用秘電招會黨來入伍。」「入伍之先，必受科學補習所之秘約。約中大意，謂吾漢人四萬萬，亡國於滿清之手，已二百數十年，受盡苦痛，諸君此次入伍，務學成健兒，待時機至，即起而革命，光復漢族，為一定之宗旨。其時，張之洞所募新軍，大半科學補習所介紹之新貨也。」7

劉靜庵任黎元洪協統領書記的一天，黃興用隱語給他的內容涉及密謀長沙起義的信，被混成協主文案劉雅亭拆開，劉雅亭看信後，大為驚駭，將信呈交黎元洪，黎元洪覺得劉靜庵在新軍幫助自己不少，是一位難得的救世之才，不忍加害，找範騰霄商量，將來信燒毀，不予深究，讓劉靜庵稱病離開新軍。劉靜庵離開新軍後，往在武科所，在胡蘭亭、曹亞伯先生幫助下，在聖公會謀到司理差事。之後不久，便籌組日知會，重聚新軍中革命黨人，以武科所（日知會）為陣地，開展革命活動。組織集會演講，宣傳種族大義，發展革命組織，壯大革命力量。為提高宣傳效果，他組織人員譜寫軍歌，在軍學界傳唱，聯繫吳貢三、殷子衡將日知會骨幹撰寫的《猛回頭》、《警世鐘》、《德占遼東》、《破夢雷》、《訓兵談》、《作新民》、《孔孟心肝》等編印成冊，連同同盟會《民報》等進步書刊，由朱子龍負責，安排軍中同志帶回軍營，等夜間或士兵出勤之時，將這些小冊子塞到士兵床上。士兵們看到這些書刊後，都偷偷閱讀，有的退伍老兵還鄉時，又將這些小冊子和革命歌曲帶回老家，進一步傳播。8一些經革命思想薰陶和嚴格軍事訓練的退伍士兵，離開新軍後，許多人回到會黨，領導會黨、改造會黨。在日知會（武科所）領導下，新軍與會黨相互滲透，關係日益密切，血濃於水，成為推翻滿清腐朽皇朝的革命武裝。《清史·革命黨人列傳·劉敬安·朱子龍》載：「武漢黨人大多出自新軍，初以日知會總其成，主之者則劉敬安也。」9

貳、創建革命團體日知會

革命團體日知會前身武昌科學補習所，於1903（清光緒29）年3月創建。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自敍》記載：「癸卯三月，予複返新化中學，過武昌訪吳祿貞，問胡宗琬之行蹤，彼已派至沙市、宜昌、湘西一帶與會黨聯絡去矣。先是劉敬安于武昌組織一救世軍、秘密軍中同志分途運動，聞胡宗琬將至鄂，會合於蛇山之頂,準備歡迎，到會者，即劉與辜天保、季雨霖、方柏年、張漢、徐竹平、徐於七人，胡至後，即組織科學補習所于武昌山前東廠口，與劉敬安、馮特民、朱滓淘、時伯弼、宋教仁、易本羲、張朗村、王漢、朱子龍輩分途進行。」10作為歷史見證人，曹亞伯先生的記載，足以說明，在救世軍、武庫所基礎上建立的武昌科學補習所的主創者為劉靜庵。

武昌科學補習所成立後，先後在漢口、長沙、施南、安慶、九江、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設立了分支機搆，為掩滿清官府耳目，1904（光緒30）年5月12日，武科所以宣傳普及科學知識為幌子，成立了形式上的領導機構，武科所會長、總幹事，分別由呂大森、胡瑛擔任。範騰霄《辛亥革命前之社團運動及起義後軍事一幕》記載：「科學補習所……開會講學，聲勢較盛，而仍以靜庵為其樞紐。」11武昌科學補習所因湖南長沙起義流產遭破壞後，劉靜庵通過說服胡蘭亭及美國聖公會其他教會人士，將日知會活動場所由鶯坊巷轉移到更為隱蔽的武昌候補街高家巷聖公會內。1904（清光緒30）年冬，由聖公會閱報室日知會改造而成的革命團體日知會正式成立。12範騰霄在《辛亥革命前之社團運動及起義後軍事之一幕》中寫道：「靜庵離隊後未久，科學補習所同人因風聲鶴唳，而漸他去。靜庵更以胡蘭亭先生之助，遷鶯坊巷，改組日知會。不兩月，軍學界之加入者數千計。……先後經餘入會者達二百人。每星期日由各同志講演民主政治、社會進化等原理，聽眾至不能容膝。時雖有軍警之注意，以並無擾及治安之舉動，且系外人居屬範圍，亦無如此也。」13革命團體日知會的創建，可謂凝聚了劉靜庵全部心血。「日知會所有籌畫劉敬安必諮詢之。」14興辦的革命學校，他親自授課；創辦的革命刊物，他帶頭撰稿；譜寫的革命軍歌，他親自審定，帶頭傳唱；「每開演說，敬安至誠則恒，聲淚俱下，環聽者常數百人。」15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日知會始末》開篇介紹，「日知會者，乃科學補習所黨人劉靜菴獨立締造之革命機關也。」16在劉靜庵等人努力下，「同志日多，日知會極形發達。」17馮自由《革命逸史·日知會首領劉敬安》載：「其分會及書報社遍設于鄂省之黃岡、湖南之長沙、江西之九江等處。武昌聖公會牧師胡蘭亭及長沙聖公會牧師黃華亭、九江聖公會牧師胡厚齋均力助其事，而收效益巨。各地先後入會者，鄂省有殷子衡、朱子龍、吳昆、馮特民、季雨霖、李亞東、張難先、張統、宛思演、劉堯澄、熊十力、郝可權、徐叔淵、趙光華、熊飛宇、曹亞伯、梁鐘漢、吳貢三、石志泉諸人，湘省有黃克強、宋教仁、胡瑛、陳天華、易本羲、劉揆一、禹之謨諸人，贛省有李獻彬、陳義山、查冠英、黃茂才、劉慶雲、楊器之諸人，皆各省紳商軍學各界之有為青年也。」18秋瑾、陶成章、章士釗、柳亞子、董必武、吳祿貞等眾多歷史名人以及辛亥武昌首義的眾多領導者、指揮者，如孫武、劉公、彭楚藩、蔣翊武、梁耀漢、焦達峰等都參加過日知會，長江流域、東南沿海等地會黨骨幹都是日知會成員。19日知會組織遍佈全國各地，興辦了江漢公學、明新公學、東遊預備科，創辦了《文華學界》刊物和日知會秘密印刷廠等。武漢成為中國民主革命運動中心。日知會活動遍及大江南北，如胡厚齋等人在江西九江；文晉公、柳世裕等人在南京；濮以正等人在安徽；辜天保、吳昆、徐祝平等在奉天；馮特民、馮大樹、郝可權等在新疆伊犁；梁耀漢、彭漢一、周海珊等在四川；藍天蔚等在關外；曹亞伯、範騰霄等在日本東京負責與同盟會聯繫。20吳祿貞、程家檉等在北京，其他日知會骨幹主要集中在鄂湘贛等省。範騰霄在回憶1905（清光緒31）年冬赴日學習海軍，劉靜庵與他送別時寫道：「同年冬季，餘奉派赴日學習海軍，正會事鼎盛時，靜庵謂先有亞伯之赴法，繼有餘赴日，雖離別情緒，至為可傷，然希望餘等以主義傳之異國，其任務之重大，尤遠勝廝守祖國也。」21

1906（清光緒32）年初，劉靜庵見日知會會務日益繁忙，非一人所能應付，便提請聖公會要求增加人手，得到同意後，2月，召開大會，劉靜庵因革命形勢發展的急迫要求，從在嚴酷環境中一直不便拋頭露面的後臺指揮，轉為前臺指揮。被大會推舉為總幹事（依然是實際領導者），胡蘭亭為會長，辜天保、李亞東為幹事，馮特民、陸費逵為評議員。之後不久，孫中山派具有同盟會、日知會雙重會員身份的餘誠回湖北，任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劉靜庵識中國革命之大體，不僅與朱子龍、馮特民在國內加入了同盟會，22還出任同盟會長江上游「組織部長」。23日知會會員張純一，在日本時，曾有人邀他一同加入同盟會，他回答：「革命在精神，不在形跡，凡真能愛國愛民之事，我必生死以之，絕不退怯，以辱同志。若必舍日知會入同盟會，是以人為強制之結合，重於血性至誠之契合，甚無取也。」24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在談到劉靜庵和日知會影響時寫道：「湖北軍界隱藏各省之志士，不泛濟世之才，如貴州之王憲章、河南之李濟川，廣東之許景灝等皆得與劉敬安同立大願，分途進行。而各省新軍，亦多有日知會會員插足其中，陰為結合同志，湖北各省之有新學知識者，以及縉紳先生，多暗助日知會之宣傳，其名雖不彰，其功自在天壤也。」
    1906（清光緒32）年初夏，劉靜庵等日知會領導人得知，法國政府有意幫助中國革命，興奮不已。5月8日，當法國國民黨領袖歐吉羅在孫中山所派的喬義生等人的陪同下，如期抵達漢口時，劉靜庵親自帶領日知會會員前往迎接，並在日知會主持召開了較大規格的歡迎大會，參會人員近千人。歐吉羅為武漢革命形勢而振奮，激情演講，之後，劉靜庵和參加會議的部分日知會會員與歐吉羅合影留念，留下了那張極為珍貴的照片。從這張照片上，可見當時動人場面和劉靜庵在日知會的重要地位。

叁、策應湖南長沙起義

湖北、湖南，兩省自古兄弟一家，日知會革命活動，尤以兩省革命黨人最為活躍。據劉靜庵後人回憶，劉靜庵早年與黃興在湖南長沙相識，黃興就讀武昌兩湖書院時，兩人常相往來，共謀革命大計。1903（清光緒29）年，黃興從日本留學回國來到武漢，加入武昌科學補習所，並與劉靜庵等武科所領導人一起在武科所研究兩湖等地革命鬥爭，商議擇機舉行武裝起義之事。之後黃興回到湖南，為籌備長沙起義，成立了華興會。劉靜庵離開新軍後，與武昌科學補習所（日知會）骨幹多次商議武漢等地策應長沙起義事宜，制定了周密計畫。首先，注意與湖南互通消息，加強聯絡工作，由曹亞伯任湘鄂聯絡員。其次，起義要有槍械，派胡瑛和王漢從湖南運回武漢。第三，起義後，湖南湖北兩省財政支出巨大，應及早準備，劉靜庵負責印製30萬張軍用票，以備急用。25方案定下後，各位骨幹分頭行動。胡瑛、王漢往湖南，運回黃興準備的一批槍支彈藥藏於湖口；劉靜庵監製的30萬張軍用票26按期完成；宋教仁赴長沙，協助黃興指揮起義，並負責指揮常德一路人馬行動；何自新赴荊宜，呂大森赴施南，分別與荊宜、施南會黨聯絡。武昌地區，武高等學堂，由劉熙卿負責推動；文普通學堂，由歐陽瑞驊負責；馬隊，由劉靜庵負責；工程營，由張難先負責；其餘的各校各營，都安排了專人負責。只要湖南方面一起事，湖北方面即刻動手，先將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北提督張彪除掉。王漢負責刺殺張之洞，易本羲負責刺殺張彪，李勝美、張難先負責率工程營先劫火藥庫，劉靜庵則率馬隊作接應。27

湖南長沙起義，預定在1904（清光緒30）年10月10日慈禧七十生辰，在萬壽宮的皇殿下，藏一個大炸彈，等湖南全省文武官吏到場行禮時，引爆炸彈，將大小官員一網打盡。緊接著，由以武昌科學補習所（日知會）週邊組織——會黨為主要力量的長沙、嶽州、衡陽、寶慶、常德五路人馬同時行動，佔領長沙，進取南昌。事情出乎預料，在舉事前十幾天，起義計畫洩露，兩名會黨重要領導人被捕，黃興、宋教仁在日知會員黃吉亭、曹亞伯等人掩護下脫險。28

長沙起義計畫流產後，黃吉亭牧師速派人赴武昌彙報情況，通報資訊，科學補習所在安慶、九江、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機關停止活動。在武昌的劉靜庵當晚得知消息，臨危不亂，立即將在武昌的科學補習所領導人召集一起，商議科學補習所總機關轉移對策，派胡瑛、王漢等人將已啟運進城的槍械藏到漢陽鸚鵡洲，他自己負責銷毀武科所裏的所有檔冊據，張難先負責轉移同志。在劉靜庵的果斷處置下，清吏搜查武科所查無實據，並不所獲，革命黨人免遭浩劫。29

肆、策劃組織湘贛萍瀏醴起義

湘贛萍瀏醴起義，是日知會策劃組織的一次較大規模的民主革命武裝起義。1906（清光緒32）年春，劉靜庵見革命聲勢大振，運動軍隊漸告成熟，再次起義，時機將至。2月，日知會通過大會選舉，增加領導人員後，他便與李亞東、馮特民、辜天保、盧費逵等日知會領導人商議，擇機舉行武裝起義事宜。之後，派胡瑛、朱子龍到日本，與正在日本的梁鐘漢一起，面見常年流亡海外當時正在日本東京的孫中山先生，彙報日知會情況和劉靜庵關於在長江流域伺機大舉的想法，並請求孫中山爭取海外援助。派吳昆到香港請求黃興籌款。30這年，全國各地受災，尤其長江流域的湘、贛、鄂、晥、蘇、川數省受災嚴重，災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者比比皆是。劉靜庵等日知會領導人認為，這是武裝起義的最佳時機，便派易本羲、殷子衡等骨幹聯絡各地日知會及週邊組織——哥老會等「會黨」，做好起義準備。劉靜庵也親赴江西萍鄉等地，指導會黨，策動民眾。之後，加入了同盟會的日知會會員蔡紹南、劉道一等也於9月間，從日本留學回國，活動會黨，籌畫起義。當時，在日知會領導下的哥老會（後改組為洪江會）等會黨組織久有揭竿之心，李金其、蕭克昌、薑守旦、龔春台、王勝等日知會會員、會黨領導人更是急不可待，蠢蠢欲動。李金其、蕭克昌等人運動萍鄉礦工率先發難，在萍鄉麻石一帶聚集洪江會黨數千人，因失慎，被清吏追捕，李金其在醴陵白鷺潭溺死，蕭克昌被誘殺。薑守旦、龔春台等起義領導人覺得情況緊急，必須提前起義。1906（農曆丙午）年10月19日，萍鄉、瀏陽、醴陵先後起義。起義軍發佈了討清檄文，制定了「破專制政體，建共和國家」的革命綱領，得到了民眾熱烈擁護。貧苦農民、礦工和部分團防營士兵紛紛加入了起義隊伍。「上十天之內，起義軍迅速增至數十萬人。」31先後攻佔萍鄉上粟，宜春慈化等地。萍瀏醴起義暴發後，同年11月12日，劉靜庵組織日知會骨幹齊聚漢陽伯牙台，商議嚮應對策，力主武漢等地迅速策應萍瀏醴起義。因胡瑛、吳昆等外出求援人員都兩手空空而歸，迅速策應缺乏經濟支撐，方案遭到其他同志否決。萍瀏醴起義也終因缺乏武器裝備，未得到其他地方策應，起義軍很快轉為劣勢，以失敗告終。日知會骨幹、起義領導人易本羲吐血數升而死，禹之謨、劉道一、蔡紹南等人被捕就義。劉靜庵、朱子龍、胡瑛、殷子衡、李亞東、季雨霖、梁鐘漢、吳貢三、張難先等日知會領導人被捕。吳昆、馮特民、餘誠等幸逃脫。32

起義被鎮壓後，清政府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清鄉」，萬餘革命黨人、起義將士和無辜百姓被殺害，日知會慘遭破壞，清吏「檢出名冊四巨本，多屬軍學界中人。」33

日知會骨幹熊十力、張難先、曹亞伯等先生在回憶萍瀏醴起義時，曾有文字記載：《熊十力全集·心集·王劉余何朱諸傳》載：「是年冬，萍鄉礦夫為爭工資畔，黨人暗操縱之，勢遂大。」「初，萍鄉舉事時，有劉家運指揮徒眾，抗清軍甚力，啟均以敬菴即家運，請於總督，將置之死。」34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日知會始末》介紹：「此役本黨人自動，故東京總部，事前無所聞，然事已至此，亦不能不派人指導。」35萍瀏醴起義時，就在日本的曹亞伯在《武昌革命真史·武昌日知會之破案》載「萍鄉醴陵革命軍起，本日知會秘密主持。」36「是時，東京同盟會重要分子皆分途奮鬥，散往各方，東京黨部，僅屬宣傳機關，努力於《民報》之出版，及各方之通訊而已。」37

伍、領導中華鐵血軍

萍瀏醴起義失敗後，作為起義最高領導人，劉靜庵有機會逃亡海外，也有人勸他逃亡。但他為了保護更多的革命同志，沒有逃亡。《熊十力全集·心集·王劉余何朱諸傳》載：「湖北巡警馮啟鈞，為功嘗素仇黨人，未嘗一日忘日知會也，至是以東京留學生郭曉階偵探，知敬菴為黨首，將逮敬菴，敬菴聞之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不肯避，某生諫曰：『公奈何輕一身，不為後圖乎！』疆之走，將抵黃陂，為虜騎追獲。」38被捕九名日知會骨幹，「惟劉敬安受刑極重，死而復活者數次，鞭背見骨，撲面青腫，卒無所得。」39在獄中，因清吏嚴刑毒打，劉靜庵一直在病痛折磨中煎熬，忍受著常人無法忍受的痛苦，稍有好轉，便思考著身陷囹圄與敵鬥爭之策略，在險惡的環境中，從未放棄革命鬥爭。馮自由《革命逸史·日知會首領劉靜庵》記載：「是年六月敬安大病，垂危床褥七十餘日，賴從其學道諸友獄卒殷勤奉侍，潛饋藥餌，得不死。病癒後乃與同獄胡瑛、吳貢三、李亞東等秘密組織一中華鐵血軍於獄中，陰與日知會會員變名後分設之各種機關通聲氣，實為日知會破案後革命運動之中堅。」40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殷子衡之日記》記載：「予舅父吳貢三與李亞東、梁鐘漢得獄官熊家騏之庇護，組織一中華鐵血軍於獄中，得以與日知會會員變名分設之各種機關通聲氣，如武昌省垣之閱書報室、溢中書局、明新學社、集賢學社、容光照相館、共進會、文學社、民社以及沔陽之群進會、黃州之明德社，皆以中華鐵血軍為日知會破案後之中堅，作鐵血軍之壯士，以鄂軍三十一標、三十二標及陸軍學堂之翹楚生最多。時彭養光設鐘祥學社於玉皇閣，極力贊成此舉，並請吳貢三作革命檄文口號，以為異日起義時之用。」41「中華鐵血軍仍以劉靜菴為首領。」42後因官府下令監獄不允許軍人探訪，監獄管理越來越嚴，劉靜庵則通過被感化的獄卒潘季貞等人千方百計與獄內獄外同志互通聲息。針對各革命組織間存在的矛盾，他常教育同志求同存異，精誠團結，共舉大事，指導獄外革命鬥爭，直至生命最後一息。

陸、英烈永生，功不可磨

1911（清宣統3）年5月16日，劉靜庵煎熬四年六個月的獄中生活後，因舊疾復發，瘐死獄中。曾與他同獄過一段生活的著名科學家李四光之師殷子衡先生，得知他逝世消息，悲痛欲絕；「聞辛亥五月十六日劉公敬安競死于武昌模範監獄，痛哉！咫尺天涯，牢門深鎖，其疾未能親，其死未能知，徒具救國苦心，竟未能親見義旗之高舉，推翻數千年帝國之專制，恢復漢族獨立無恙之山河，飲恨而終，不知其目能瞑否。劉公敬安與受難之眾囚，感情甚厚，死時，皆撫屍痛哭，如喪考妣。」43範騰霄之子範光華在《父親范騰霄》中寫道：「獄外同志，亦無不同聲悲泣，誓為死者復仇。父親當時在日本學習海軍，聞之悲痛欲絕。後來，在紀念劉靜庵逝世二十七周年的一幅畫像上，父親還為其題詞。詞曰：『君入行伍，我作曹丘；君倡革命，我與同仇，可共患難，君所常雲，勞燕東西，實傷我心，就義成仁，舍我而去，建國未成，後死是俱。』」44

劉靜庵儘管一生短暫，卻給後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二十餘年的革命生涯中，他除了革命大業，別無他求，曾影響過宋教仁、吳祿貞等革命大家走上革命之路；辛亥武昌首義的眾多領導者、指揮者如孫武、蔣翊武等都是在他和他領導的日知會影響下投身革命，立下了千古奇功；曾任國家代主席的董必武先生尊他為革命的「啟蒙恩師」。45他飽學詩書，「凡《易》、《詩》、《書》、《禮》、《春秋》及諸子百家，程、朱、陸、王之書，釋道之言，靡不研習，能窺其要。」46參加革命後，不管再忙，他也不忘讀書學習，鑽研學問，儘管沒有時間讓他專門著書立說，但他為鼓動民眾支持革命，投身革命發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說，催人奮進；為訓練革命隊伍，教育感化民眾，撰寫的《訓兵談》、《作新民》等書，顯示了他的軍事和治國才能。在獄中嚴酷的環境中，他也仍然堅持讀書學習，撰寫讀書筆記，琢磨革命詩句，抒憤勵志。「敢是達才須磨練，故教紅爐泣精金。」47更體現了他堅貞不屈、百折不饒的革命意志。他的理想「開啟民智，救中國危亡，成立新中國，俾黃帝子孫不復為亡國奴。」48影響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為之赴湯蹈火、捨生取義。

劉靜庵對中國民主革命之功，居正、範騰霄等辛亥志士曾予評說。居正先生在其著作《辛亥劄記》中，對他的評價極為中肯：「靜庵沉練有深識，能持大體，識者許其有經世才，為吾鄂人材之冠，其死也，有識者惜之，謂非獨吾鄂之不幸也。」49范騰霄先生對他在新軍三年，對辛亥革命的影響，評價深為貼切：靜庵在新軍「歷時三年，漸與各界同志稔，各軍優秀幹部，不第充心於學術之砥礪，且醉心於種族政治之革命，日深且切。此後黎所統各軍聲譽日著，其功名亦與日俱增，由範圍較小之馬隊管帶而前鋒督帶，而混成協統，而常備軍第二鎮鎮統。舊日馬隊出身官弁頭目，均超升不次。此具有新思想之多數新軍官，把握軍隊，卒致辛亥革命，墟滿社而底于成，雖運會所趨，而靜庵置身營伍數年鼓舞之力，其可泯哉？」50

劉靜庵被歷史長河無情湮沒，關鍵是他對革命功勞太大，功高蓋主。1981（民國79）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講話中，曾將他與黃興等先烈並列，號召人們尊敬他們。之後，僅摘了戴在他後人頭上那頂沉重的「地主分子」帽子。而今，他已蓋棺百年，理應重新考察他的革命歷史，公正評說他的功過是非。他一生為革命奔波，居無定所，謀革命大業，終身未娶，為中國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勳，堪稱「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勳」、「民主革命黨人引路人」。海峽兩岸，國共兩党紀念辛亥百年，都應將考證辛亥歷史作為大事，對象劉靜庵那樣的無數英烈在辛亥革命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作出的巨大犧牲進行公正定論，還歷史一個公道，給世人一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