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上半年，渔业基地因建设需要，向当地农村征用土地，并按规定要在当地招收“土地征用工”。公司和基地的主要领导人，利用这一机会，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把包括浙江省水产局一位副局长的女儿和公司一位负责人的孙女在内的七名职工家属，冒充“土地征用工”招收进来。公司和基地的职工对此意见很大，有人向公司直接提出了批评，也有人写信上告。但是，公司领导根本不理，承办人甚至反诬工人“闹事”、“搞串联”，并挑衅地说：“有能耐的就去上告！”

范熊熊目睹这一切，内心极为痛苦。她在遗书中写道：“看着领导和群众对立的两种态度，我的心就象万箭穿射的靶场，犹如一盆熊熊燃烧的大火。党交给我的职责鞭策着激烈斗争的思想，感到：不能再为个人利益而委曲求全，受良心、党心、民心的谴责。坏风气不改变，党的威信不树立，个人的前途名誉系在哪里？”她决心不顾个人的安危，要为群众喊出压在内心的呼声。为了严肃党纪，纠正不正之风，范熊熊决定向上级纪律检查机关反映这一问题。她在遗书中写道：“既然决心已下定，就应该做好最坏的准备。只要没有掺杂个人的恩怨、私心，心感无愧，怕什么。”她还给要好的同志说过，就是枪毙了我，也要揭发。

为了把事实搞清楚，范熊熊利用工余时间查阅了上级批准招工的有关文件，去地区农业局、市建委查询了有关征地政策、具体数字等情况。她还走访了被征地的大队干部和社员。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终于摸清了违反政策招工的内幕。

事实调查清楚以后，熊熊便给宁波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份书面揭发材料。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她亲自将信送到纪委，向接待的同志详细说了自己的态度，并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希望早日听到回音。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回音。熊熊又登门去地纪委反映情况，当晚又给地纪委写了第二封揭发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知道公司领导干部和你们都熟悉，彼此关系也不错，所以你们在拟定解决问题时，更应把党的原则放在第一位。”“党委托你们，群众相信你们……你们应负起重任。”

可是，当地纪委派出两个人到基地调查时，却被蒙骗了，以为招工无问题。熊熊得知以后，立即向地纪委写了第三封信，敦促他们到群众中去调查，并提供了调查的具体线索。从五月二十九日起到八月十二日止，熊熊陆续向地纪委写揭发信四封、催办信一封，亲自去地纪委十次以上。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六日，宁波地纪委终于发出了《关于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在招工中弄虚作假违反政策的通报》，仅仅是责成公司党委作检查，并将违章招收的七人退回原地。八月十九日，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转发了地纪委的通报，重申了地纪委的意见。然而，就连通报中的那些起码要求，也难于在渔业公司贯彻。迫于形势，公司和基地党委的几位领导人，虽然不得不在一次会议上，轻描淡写地做了几句检讨，把责任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事，但是，人却一个不退。在上级机关的再三催促下，直拖到九月十二日，才暂停了七个人的工作，而户口仍然未动。对此，范熊熊极为愤慨。她说：“有些干部，虽然在会议上检讨，对‘四人帮’深恶痛绝，而在行动上自觉不自觉地用权主宰一切。要真正改变坏风气很费劲。我反复想，现在把一切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难道五年、十年以后，生产、工作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仍然按现在那样用固定的形式、固定的词句检讨？”

自从地纪委派人调查到发出通报前后，公司和基地的主要负责人始终在软磨硬抗，就是不肯纠正错误。党委书记陈庆文同志，甚至向上级提出了只检讨，不退人的无理要求；副书记崔文岳同志，则多次在会上公开提出，一九七九年的招工还要按一九七八年的办法“再捞一批”，用以表示对抗。有的人则把检举者看作是“烂肚肠子”的人，是吃东郭先生的狼或咬死农夫的毒蛇。

由于熊熊的检举是秘密进行的，地纪委的通报下达后，在公司和基地引起了群众的种种猜测。谁是揭发者？当时有八个人被怀疑，熊熊也在被怀疑之列。除熊熊外，被怀疑者都很惊恐，害怕领导的打击报复，特别是由于调整工资即将开始，更增加了被怀疑者的不安。当时，领导确已开始暗中追查。熊熊是知道这一情况的，她在遗书中写道：“被怀疑的七个人都很痛苦……难道为了我，还要他们承担这触领导霉头，当‘叛徒’的罪名，去增添无名的隐忧。”

这时，范熊熊一方面向老师、好友征询意见，想公开站出来进行斗争。但是，他们出于对她的爱护，没有支持这一意见。另一方面，她考虑用她认为的“最高的斗争形式”，即用自己的生命向不正之风作“最后的冲刺”，以唤醒全党的注意。于是，她冷静地做了充分的准备。她写了致党组织的信，写了给亲友、同事的信，还写了两篇自述性的小说——《冷焰》、《社会真实的一角》和二十五首诗。然而，她要作“最后的冲刺”的决心是在十月十一日《浙江日报》发表了消息以后。她在遗书中写道：“《浙江日报》刊登违法招工之事，使我激动过，犹豫过，仿佛感到新的希望已经飘来，真理正在降落。”《浙江日报》在报道中说，渔业公司和基地的领导人已经“进行了认真检查”，非法招来的工人，也已“陆续退回”。可是，实际上，公司领导既未“认真检查”，应退的人也没有“陆续退回”。她等了十天，事情毫无进展，眼看一场维护党纪国法的斗争，就要这样“不了了之”了。她“恍惚感到要一下子纠正这么多、这么广的面，不能光靠一篇文章。”于是，她终于采取了不幸的行动。

二

范熊熊投海后，有人把她看作是“傻瓜”，有人说她是英雄，也有人怀疑是否有其它死因。但是，凡是和熊熊相识的人，没有一个不夸她是好同志的。

那么，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她热爱党，热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她在遗书中写道：“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干部家庭，从小受到纯真的社会主义教育，家庭中的父母，幼儿园、小学、中学的老师，总是用最美好的比喻来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新中国的创建人毛泽东同志，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感到生活在伟大时代的幸福。”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后，她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做一个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时间的人”，带头报名走向农村。在农村，她不仅积极参加劳动，而且牺牲休息时间，办夜校，办板报，搞文艺宣传，做团支部、青年、妇女的工作。她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过公社、市的知青代表会，并在一九七七年加入了党组织。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她高兴地写道：“相信寒冬已经过去，明媚的春天以巨大的力量，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来到人间。”三中全会后，她为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所鼓舞，“感到年青一代任重道远，应该具有远大抱负，崇高的理想，要竭尽全力为党工作”。她曾说：“有人羡慕我这样年青就加入了党组织的行列，而我觉得这是担子，是行动准则，并不是金字招牌，时时刻刻都要检查言行是否玷污这个名称。”

她待人诚恳，助人为乐。早在中学时代，她就满腔热情地帮助有困难的同学。有一位叫钟宝娣的同学，由于家庭的纠纷，造成了她的不幸，影响了生活、学习。范熊熊不仅帮助她学习，并经常把她带到自己家里吃住。熊熊在中学就入了团，当了团支书，成了老师的得力小助手。当她插队到农村后，对社员的困难乐于帮助。有个叫项玲玲的小姑娘，家里经济情况不好，身体有病，熊熊利用假日带她进城看病，吃住在自己家，还代她垫付药费。她送给同志们的遗物中，有给患高血压病的老师买的药，有给科里同志买的防护眼镜，有给她的同学、同事买的收音机、书籍、衣料、衣服、围巾、小孩用品。她是那样地了解、关心周围的人，又是那样地乐于帮助他人。

她作风严谨、朴素，好学上进，从小学起，年年都得学习成绩优秀奖。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在十年动乱中度过，但她不随波逐流，一直刻苦学习，坚持每晚自学已成习惯。她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广，书架上摆放着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种书籍。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从一九七九年起，她还自修英、日语。她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钱，除了买书，就是用以帮助他人。

她工作负责，遵守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在插队期间，凡因公进城，事情办完，就立即归队，从不在家耽搁。一次，她进城办事，遇上下雨，母亲再三挽留，她仍然当天冒雨回队；她有时回家取衣物，也总是安排在节、假日。回城工作后，她负责工资表册和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工作积极、主动、及时把工资表册做得既清晰又准确。她甚至在投海前还把下月的表册和有关调整工资的表册做好了。

她痛恨不正之风，敢于为捍卫党的利益而斗争。她在遗书中说：“记得在我加入党的队伍那天，曾经宣誓，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要同有害于党的倾向作斗争，用生命来维护党的威信，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在遗书中写道：“自始至终，我的心是朝着党的，内心时时祝愿党的肌体强壮、健全。”

三

范熊熊的死，是令人惋惜的。她最后所采取的“斗争形式”是不应该的，这反映了她的单纯。然而，对于一个只有三年党龄、年仅二十四岁的姑娘来说，能把自己的全部心思用于党的事业，甚至不惜以献出宝贵的青春来表示对不正之风斗争的决心，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相比之下，那些至今仍在搞不正之风的人，思想境界上的差距是多么远啊！难道不应当受到谴责吗？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年青的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竟至被逼投海，这种事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我们一定要认真接受教训，切实整顿党风，严肃党纪，绝不能让范熊熊这样的悲剧重演。然而，中共宁波地委对于造成这一悲剧的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主要负责人却迟迟不作认真处理，直到今年三月二十二日，还做了对有关人员“拟不予处分”的决定，这难道不令人愤慨吗？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并将给该公司和基地的主要负责人以纪律处分，这是完全应该的，是符合广大群众要求的，是有利于搞好党风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学习范熊熊的斗争精神，积极行动起来，同各种不正之风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维护党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