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自幼过继给伯父陈伊鼎为养子。其父陈肇元，以经商为生。他自小聪颖，“生有异资，好大言，不事生产”，年方弱冠，“即卓卓有文名”。稍长，嗜酒成癖，性格豪爽，兴趣极为广泛。不仅“喜驰马、试剑”，而且擅长书画和镌刻。年轻时，曾醉心科举，幻想“日绕龙鳞识圣颜”。从14岁开始应试，但接连6次都名落孙山，这时，伯父去世，因与伯父之子相处不善，便“绝据辞家人，寄迹于长沙曾子祠”，生活十分艰辛。为维持生活，曾卖过字、画，去科场替人作过“枪手”。1896年，受聘去长沙李芳生家当塾师。旋经李介绍，娶邻近一黄姓女为妻。不幸黄氏生下一女后身亡，随后其女亦殇。他孑然一身，在教书之余，开始研习历代兵法。并阅读了王夫之的《船山遗书》，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一些翻译的新书，不觉对“于世界的寥阔，文章的经世有所领悟。”时值维新变法的思潮在中国兴起，他的思想受到巨大震动。1897年，欲参加谭嗣同、唐才常在湖南创办的时务学堂，被王先谦所阻，未能遂愿。他十分气愤，声言“一朝得势，定要杀尽这些老朽”。1898年，加入南学会不久，更名陈治，单身去鄂，考入湖北武备学堂。嗣因言词激进，行为“不轨”，触犯了堂长，被开除。遂又投武防营马队当一名列兵，亦因“鼓欢同队愈力”而遭队官疑忌，被辞退。1900年，化名程秉钺参加了唐才常在湖北发动的自立军起义，受命联络会党。先在安陆一带活动，继又去崇阳、通山等地联络，工作日有起色。正当他欲“率领崇通八千子弟，会师三镇，痛饮黄鹤楼”时，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为避清政府缉捕，他扮作游学先生逃回家乡。1902年，化名陈竟存，去报考湖南武备学堂，未能入选。1903年，改名陈作新，考入武备学堂附设的兵目学堂。入学后，他暗中结合同学百余人，“歃血为盟”，组织了一个“光复会”的小团体，以《俚语报》馆为机关，“专以排满革命为己任”。这时，他接受了反清革命的新思想，并“到处宣传”，成了“禁书”的义务推销员。还利用报馆翻印了《猛回头》等书籍，在同学中秘密散发。1905年，经谢介僧、刘承烈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底，自兵目学堂毕业，被分配到岳州(今岳阳)信字营当教习。不久，又因言行激烈被辞退。其后在长沙靖泰都隐储学堂当教员约一年之久。1907年，入湖南新军炮营当排长。1908年，调往新军第一标第二营前队任排长，并兼任特别班及测绘教员。他注意联系下层军人，与士兵同甘共苦，并向士兵“阐发民族主义，灌输革命思想”，致使所在营士兵，“靡不忠义填膺，愿为用”。1910年3月，因怂恿管带陈强乘长沙“抢米”风潮起事而被撤差。1911年初，他寄居长沙，以塾师做掩护，组织一个革命团体“积健学会”，以研究军事学术为名，秘密联络新军，准备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与焦达峰共同领导长沙新军起义，光复长沙，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他被推举为副都督，协助焦达峰实施了一些革命措施。军政府一成立，以谭延?为代表的湖南立宪派就图谋攫取权利。他和焦达峰在立宪派的咄咄进逼面前，一味迁就，未能力争，反而天真地认为湖南既已“反正”，无再争取的必要，图谋隐退。而反动派并未因此而罢手，10月31日，他被收买的叛军新军管带梅馨部乱刀砍死。不久，焦达峰亦被杀害。二人死后，湖南各界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人们将他们的生平业绩，誉为“三湘二杰，十日千秋”，并将二人的骸骨归葬岳鹿山，铸像立碑，供后人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