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斌(1880~1961)，字月轩，善琏镇人。现代制笔家。

　　戴斌世代以制笔为生。民国之初，政权更替，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弹丸之地的善琏虽远离战火，却同样民不聊生。制笔行业更是一片萧条。正值弱冠之年的戴斌，深感困守家业前途黯淡，不外出闯荡，一辈子只能是个小作坊主，除了生儿育女养家糊口，再不会有别的发展，凭着年少时在私塾先生那里面学得的少许文化知识，戴斌隐约地觉察到，凭自己的手艺去北京城谋生回旋余地更大。于是，这个敢想敢为的年轻人打点了行装，携上了制笔工具和原材料，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北上的延途。一路上卖笔换得车马盘缠，几经坎坷，终于落脚京城。他找到了乡里前辈贺莲青所办的笔庄，借着乡亲的关系，栖息于‘莲青笔庄’，一边替贺老板跑腿做生意，一边走街串巷跑遍了京城的大小胡同(湖州话称此为‘临市面’)，帮工的岁月并无几多报酬。但戴斌在京之初，节衣缩食，烟酒不沾，憧憬着自立的那一天。

　　1916年，戴斌离开了贺莲青笔庄，以历年微薄的积蓄，在北京琉璃厂东街租下了房子。玻璃厂是自清乾隆年间便闻名于世的古玩街，戴斌瞄准了这里的人气，挂出了以其字月轩为名的招牌，开办了‘戴月轩笔庄‘，专营自产的湖笔，同时兼营其他文房用具。原先的匾额据说是徐世昌题的，已丢失。现在的牌匾是陈半丁(即陈年，绍兴人，居北京著名画家)所题。戴月轩的铺子中，朝南窗户下设有木案，几位师傅坐在那里择笔锋中的杂毛。阵列的全是各种毛笔，大小俱全。’戴月轩前店作坊，后面的四合院也是住家。笔工每天在临街的南窗下捡毛制笔。。。制笔的功夫在捡毛，能把废毛剔去，好毛留着，撮在一起，其中还有几根用作‘锋‘的，即是好笔。一支好笔能用好几年，就是因为毛好。戴月轩还能代客修理毛笔，即书画家把残了的笔送去，由他们设法添上几根好毛，就又可用了。戴月轩笔好，当然利润也高一些。从前他从湖州购进的小楷羊毫一封100支，现洋一块三四角钱，经他捡毛后卖两角一支，每支笔净赚一解八。‘

　　当时的北京城，同国内其他大城市一样，西风东渐，洋货大批涌入，外商低价倾销自来水笔，圆珠笔，试图改变国人的书写工具，以期长久地占领这块巨大的市场。可北京毕竟是历史故都，文化人多，读书习字，书信往来，乃至买卖记账，外交文书等，人们似乎用毛笔更觉顺手。这种传统的文化理念，潜在的市场需求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却为戴月轩笔庄施展才华，打响品牌提供了发展机遇。湖笔向来以传统工艺讲究而闻名，以毫毛的选料到笔锋的制作，光，白，圆，直仅仅是其外观上的要求，尚不足以表现湖笔的内在品质，笔杆的配置，成品的包装，林林总总几十道工序无不尽善尽美，这才有了尖，齐，圆，健的口碑，使用起来才有行云流水般的感受;还有那笔杆上的铭文篆刻，龙飞凤舞，或遒劲，或娟秀，一支上好的湖笔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再说，戴斌性素严谨，即使身处京都繁华的玻璃厂，生意场中断不敢有丝毫苟且。从原料，生产，销售，事必身躬亲，层层把关，稍有不称意之作，宁右随手扔进火炉取暖，也不会拿去敷衍买主。就这样，没过几年，戴月轩笔庄生意日见红火，店铺面积一再扩展，员工，徒弟增至数十人之多，成了京城中叫得响的一家笔庄。据说戴月轩著有《笔谱》一书，详细记述了他的制笔经验。

　　戴月轩特殊的制笔工艺，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鲁迅先生到戴月轩买过笔，齐白石，陈半丁为笔店画过画，题写店名。梁启超曾为戴月轩写过一幅七言楹联。何香凝女士试用湖笔后，画《墨梅图》赠戴月轩。新中国成立以后，戴月轩为国务院办公厅专供湖笔。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等用的湖笔都由戴月轩笔店定制，现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和天津周恩来纪念馆都能找到印证。

　　改革开放以来，戴月轩湖笔店恢复了制笔工艺车间，在店内增设专门定制笔，修笔的笔坊，聘戴月轩最小的徒弟郑存琮现场修笔，一家三代都为戴月轩湖笔店作水盆活的老制笔工王志义现场制笔。戴月轩笔店以笔为媒介，听取各界文化人士的意见，很受书画家欢迎，纷纷主动提出建议著名书法家米北阳先生受聘为戴月轩书画顾问。由于戴月轩湖笔工艺精良，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每年都派人前来选购。

　　如今的戴月轩形成了一个经营文房四宝，书画精品的特色商店，并在京城各大商场开办连锁店。在翠微大夏，新东安商场，双安商场，金伦大厦，蓝岛大厦和莱百新世纪商城等店开办专柜或店中店。从善琏走出去的戴月轩，在京城开出的分店已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