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他生命的是人性的伤害

最终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个黑暗的、罪恶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来自人性、人心的致命伤害，正是这些伤害与那可怕的年代一起将他一步步推向了刑场。或许有人会说，那些打小报告，举报他的，在大难临头时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华而告发到中宣部乃至毛泽东那里的人，都是那年代的产物，是那个鼓励告密、鼓励躲在阴暗角落窥视的时代造成的。这样说诚然没有错，问题在于，许多时候，举报、告密不是来自上级命令和职务行为，完全是自动的、自发的个人行为。即使为了自保，在运动到来时迫于压力的划清界限，也并不完全是不可避免的。这当中仍有可凭良心选择的余地。

毫无疑问，来自原本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学尤其是亲密关系的同学的揭发，对他内心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所以，当他得知中学同学交出他们的通信时，他脱口而出：“她怎么能这样干？”郭罗基劝他说：“你不要怪她，这种时候谁都会这样干。”这也确是实话，那个时代这样干恰恰是正常的，不这样干却是不正常的。（不过宋诒瑞回忆，交出这些信还有一个天真的用意，就是想证明沈元不过是个普通纯真的学生，这应该也是可信的。）这是一个年代对人性的异化，不仅将恐惧内化到一个人的骨髓中，更严重的是往往还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胆小、害怕所致，而且自认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与这个年代、时代保持一致乃至参与作恶不是一种羞耻，反而是一种光荣。

沈元最终想逃离这样变态的时代，并因此而丧命。可以说，是这个密不透风的极权年代杀害了他，更是他身边的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与他有关联的人合谋杀害了他。如果不能从人性深处得到反省，仅仅在年代上寻找沈元之死的根源，还是不够的。在他被虐杀四十年后，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唤醒良心、人性，从道德根基上重建社会，与改变年代的责任一样紧迫，甚至更为艰难。记住沈元他们，记得许多被黑暗无情吞噬的人，无论是天才洋溢的生命，还是普普通通的受难者，不只是要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更是为了建立一种人人可以免于恐惧、免于被异化、免于被虐杀的安全正常的生活。这比简单地追诉谁是凶手来得重要，也远比感叹天才的消亡来得沉重。

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杀十一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永留在历史当中，时时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