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的女儿戴醒是从美国来沪奔丧的。母亲遭人残害使她悲痛欲绝。追悼会以后，她整理母亲的遗物。戴厚英没有什么积蓄，总共大约万把元，银行里的存折都是二三千的，没有一笔巨款。平时她将钱都捐给了家乡的灾民。她留下的无非是一屋子的书籍以及书信、日记和软盘。那日记足足有一麻袋。
侦查员们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不由对戴厚英的遗物产生兴趣，兴许从她的日记或书信中发现些有价值的线索。可戴醒怎么也不让侦查员们碰母亲的遗物。她认为这是母亲的隐私，谁也无权过问。母亲已经死了，就不要再挖她的伤疤了。
也巧，同时被害的戴慧，她的舅舅是本市一个区的区委书记。他也一直关心着此案的侦破情况。于是，他出面做戴醒的工作，希望她配合公安机关，尽早抓获杀害她母亲的凶手。他还对戴醒说，只允许两位侦查员在极小的范围内阅读戴厚英的日记，保证不泄露戴厚英的隐私。
于是，一麻袋日记扛到虹口公安分局，由刑侦支队政委施敏鹤和陈申东两人阅读。
陈申东对戴厚英的日记读得很仔细，凡是出现人名都一一记录下来，大凡是社会名流。突然一本日记本中出现了一个很陌生的人。这个陌生的人出现在1996年4月25日的日记里。戴厚英记道：“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的孙子陶锋，带来其爷爷的一封信，要我多多关心；陶锋本人是厨师，要求帮助在上海找个宾馆打工……”
李文杰——陶峰。老侦查员徐一中马上想起在查阅戴厚英的来信中见过一张纸条，忙翻出这张纸条，上面写道：我的孙子小锋在五角场工作，望多关照。并附言：陶锋，住宝山区呼玛一村某号。
在浓雾中出现的这两个陌生人，犹如一道电光闪亮，不由令陈申东和施敏鹤亢奋。他们迅速查明，李文杰确是戴厚英在读临泉中学时的老师，很久没有到上海来了，不存在作案的任何因素。那个叫陶锋的也确是李文杰的孙子。老侦查员在走访呼玛一村时，那里住着不少来沪打工的安徽人，有人知道陶锋，但陶锋已不在呼玛一村，他前一天晚上坐火车回老家去了。有人反映，8月25日晚上，也就是戴厚英姑侄遇害的这一天，陶锋回呼玛住宿地时，看见他多了一台爱华牌“随身听”。再一追问，陶锋的体貌特征与凉城地区一个溜冰的小学生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红衬衫、秃顶、络腮胡子。
种种迹象表明：陶锋有重大作案嫌疑。
时不宜迟，追捕陶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