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戴厚英的了解是从她的两本书《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开始的。1964年，有一天戴厚英在马路上碰到一位熟人，熟人的身边站着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汉子，那个汉子就是诗人闻捷，戴厚英和闻捷就这样认识了，但仅仅是读者认识作家，并无交往。后来文革期间，闻捷因为历史问题接受“文革领导小组”的“第四把手”戴厚英的审查，及至闻妻跳楼自杀，戴去劝慰--同情--相爱，风言风语弄到张春桥发话，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工宣队出面干涉，强行拆散这对恋人，并对闻捷进行批判。闻捷愤而自杀了。闻捷的死对于戴厚英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因此成文。

曾受批判

　　“文化大革命”后，戴厚英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关键时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给予支持，使此书问世。上海新华书店原订六万册。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书，一本也不让进。后来，总算进了一点点。有人看了，说：“写一个专案组长跟专案对象的恋爱？！”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声势浩大的“批判”，反而使这本书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出了译本，日本、联邦德国也在翻译出版……可是，她不仅得不到版税，连样书也没拿到。 　　戴厚英还告诉我，外国出版社编辑来沪，要求会见作者。复旦大学党委请示上海市委宣传部，未予同意。德国波恩大学马丁教授求见，也遭拒绝。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复旦大学有关的接待文件上，专为戴厚英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种人”。戴说，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属“三种人”，为什么强往这上面套？据说，上海市委一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戴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戴说，对《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击。 　　打击，反而磨炼了她。她说，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静。她无心于功名利禄，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迄今她还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但是，她说，她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已无愧于是一位中国作家。最近，中国作协要她写申请。她说，她不写。她不愿打着白旗进入中国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