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历经沧桑，风云变幻，波涛汹涌，极不寻常。
“八七会议”后，因易礼容等不同意签名打倒陈独秀，湖南省委被改组，由彭公达任书记，易礼容仍为省委委员。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由于湖南省委未执行当时中央攻打长沙的左倾冒险命令，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等均被免职，任命王一飞为省委书记。这时，易礼容请求王一飞批准他去井冈山同毛泽东一道从事武装斗争。因敌人盘查甚严，易礼容等到1928年春节才找机会到达安源，同在茅坪整军的毛泽东取得联系。正当易礼容准备去茅坪时，接到湖南省委转来的中共中央两次电报，第一封调他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第二封调他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中央还说毛泽东是搞军事冒险，不要去他那里，应独立工作。易礼容想向中央陈述意见，但这时湖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王一飞牺牲，已无法同中央联系。易礼容设法再次捎信给毛泽东，告知中央的决定，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回信要易礼容遵从中央命令，并说：“他们不要我们，但我们还是要他们。”
1928年3月易礼容从安源经九江、南京、镇江等地赴上海（当时江苏省委在上海），沿途多次被特务发现，幸赖轮船上英、美水手及南京海关职员的援助，才得以脱险。因缺路费，不得已在江苏埤城教了几个月小学，待抵上海，已是1929年初了。路上耽搁过久，失去了同党的联系。由于叛徒告密，易礼容于1929年9月东渡东京避祸两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始返上海，仍然过着困苦的逃亡生活。直到1934年，他才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寻找职业，但明确表示：只做正面工作（指抗日性质的工作），不做反面工作（指特务情报工作）。从1934年至1937年，他先后出任朱学范当班主任的上海市总工会工运人员训练班的教务长、朱学范当总队长的上海市工人勇进队的参谋长、朱学范主管的私立民立中学的教导主任、潘公展任社长的“上海革命青年力社”的总干事。易礼容在上海工作时，利用职务之便联络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共产党员王凌波出狱后，曾在易礼容处居住数月才返回延安。张浩（林育英）住在法租界霞飞坊时，也曾得到他的掩护和援助。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易礼容于1938年初取道香港回到湖南，在张治中任主席、潘公展任秘书长的湖南省政府任秘书。长沙大火后，他于1939年初前往重庆，1940年上半年又回到湖南，在新宁乡村师范（原衡山乡村师范）任职。1941年上学期，新宁师范迁至武冈，改名湖南省立第六师范（亦称武冈乡村师范），易礼容继续在该处任职，兼教国文。他在两所师范前后呆了两年多，很受学生欢迎，却因在学校倡导自由学风，为省教育厅长朱经农下令不许在湖南执教，于1943年春再赴重庆，开始在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
六
中国劳动协会1935年2月成立于上海，是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管辖的一个劳动文化团体。抗战爆发后，劳协先迁武汉，继迁重庆。在1939年12月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朱学范取代陆京士当选为理事长，年会还接纳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劳协团体会员，但这时拥有实权的书记长一职仍掌握在右派手里。在劳协1943年3月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上，易礼容担任了书记长。他积极配合朱学范理事长的进步行动，加强同解放区工会的团结，逐步改变了劳协的结构与面貌。
易礼容上任后，吸收思想进步的青年为组织股干事；在工人活动分子中选拔骨干；直接发展个人会员，到1945年，已有个人会员1.5万人。依靠这批积极分子，劳协于1946年上半年相继建立了汽车工人、机器工人、被服工人和印刷工人这四个全国性的职业工会。从1943年起，劳协接受美国工会捐款举办工人福利事业，受益人数达40余万；兴办工人文化补习学校49所，工人夜校40多所；资助从沦陷区、战区来大后方从事战时生产的技术工人一万多名，募集并筹措4300万元救济失业工人。易礼容还从美方捐款中拨出一部分给解放区工会。抗战胜利后，劳协参与重庆市劳资纠纷调解，进行了三次全市性的反失业斗争，动员了200多家工厂的3万多工人参加，获得一定胜利。劳协影响不断扩大，两年内团体会员由44个增至86个，会员人数超过200万。
劳协还重视开展政治斗争。它一开始就注意参加国际工会活动，争取国际支援，积极谋求同解放区工会组成统一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会议。会刊《中国工人》在重庆、上海、香港三地共出版96期，每期发行2万份，遍及全国各地。而最具历史意义的，是1946年1月30日旧政协闭幕前夕发表的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它是劳协历史上首次公开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在易礼容主持下，由徐弦、秦牧执笔起草的，内容分三部分：政治方面主张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扩大政府基础，军队国家化，惩办贪官污吏等；经济方面要求保护民营工业，迅速恢复光复区工业生产，解决土地问题，提高农民生活等；劳工方面强调工人自由组织工会，成立全国工会联合会，工人有罢工、游行与参加管理的权利，改善工人生活及工作条件等。
“二十三条”的发表是劳协政治上一大进步，也标志着易礼容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彻底决裂。国民党反动派视他为眼中钉，对易礼容相继发出逮捕令及通缉令。1946年“八六”大逮捕前夕，易礼容在汽车工人工会会员的掩护下逃离重庆，于同年11月辗转抵达香港。
此时，已在香港的朱学范与易礼容商议后，将劳协总部迁至香港。在港两年半时间内，朱学范仍主要从事国际活动，随后于1948年2月赴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易礼容则在香港建立劳协领导机构，召集内地部分劳协骨干去港工作或在港短期轮训；恢复《中国工人》（丛刊）的出版；指导劳协干部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与迫害工人的斗争。这批骨干积极联系当地劳协会员及工人积极分子，为护厂护矿、迎接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有的人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协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总。朱学范被选为总工会副主席，易礼容当选为常务执行委员兼劳动保护部部长。1949年11月在解放了的北京举行的劳协代表会议，正式宣告中国劳动协会结束。易礼容在异常复杂与艰难的环境中为劳协工作了六年，同他有过接触的劳协工作人员，对他均有较高评价。
1949年5月易礼容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应中共电邀，从香港来到北平，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从第二届至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届（第八届），他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或常务委员。
易礼容在全国总工会任职的三年（1949—1952）中，工作十分勤奋，勇于提出意见。他关心和爱护青年干部的成长，带领他们学习苏联工会工作经验。他还主持研究起草了《工会基层委员会劳动保护工作条例》及《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工作条例》两项法规，对基层工会劳动保护与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1952年易礼容调至全国政协任副秘书长，为政协各项工作及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出过不少积极建议。易礼容非常关怀大革命时期湖南革命烈士的遗属，想方设法为他们争取抚恤、提高补贴和安排工作，解决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与长期困难。
易礼容还在1949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自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十年浩劫中，易礼容难逃厄运，于1968年11月5日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遭受非人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但易礼容不畏强权，始终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肯陷害好人。他入狱时已年满70岁，由于心态平和，每天坚持锻炼，虽关押六年半，出狱时已77岁高龄，仍身体康健。易礼容的冤案，到1978年邓小平、胡耀邦主持工作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这一年，他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仍连任常委。到第八届时，因已近95岁，才仅任全国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易礼容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为国家大计建言献策。1995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70周年，他作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应邀出席全总4月30日上午举行的纪念大会，接着去全总职工之家聚餐、照相，下午三四点钟才回家，自己走上三楼。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时年97岁，之后遵从医嘱不再下楼。易礼容晚年最大爱好是买书、读书，订阅各种报刊，涉猎甚广。
易礼容于1997年3月28日病逝，终年99岁。按中国传统算法，可说是活了一世纪。一生历经沧桑，风云变幻，波涛汹涌，极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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