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中央撤职的干部，没有工作，在长沙等安排。1927年12月，瞿秋白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时，我找过几次省委书记王一飞。我向他要求去安源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同志一道打游击。他答复两条：第一，我同意你上井冈山；第二，你自己走，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结果发给我30块大洋作路费。于是我在1928年春节那天离开长沙，前去安源……在安源，我派人去井冈山茅坪找到了毛泽东同志。毛看了我的信后即回了信。大意说：我到农村六个月，斗争六个月，中央、省委没有一个与我联系。今接来信，我很高兴，你是头一个同我联系的人，真是空谷足音。——空谷足音，这是原话。他还说，我们昨天晚上开会，决定由你担任行委书记，我任前委书记，希望你快些来。信由交通员带回……当我接到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时，恰好中央连续来了两个命令：一是调我任长江局秘书长（当时长江局的书记是罗亦农）；另一个命令调我去江苏省委任农民部长。我历来主张打游击，但由于上级的命令，只好告诉那个交通员，说我不能去井冈山了。”（同上）于是易礼容把妻子儿女留在长沙，只身前往上海。从安源到上海一路艰难险阻，1929年初才到上海英租界（江苏省委所在地）。路上耽搁的时间过长，上海形势发生变化，有人叛变告密，他在英租界也呆不住了。易礼容1929年9月被迫去日本东京，从此与党失去联系。
　　关于“八七”会议有不同版本，如出席会议的人数、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会议的主席等。但对召开“八七”会议的目的是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的说法是一致的。撤销陈独秀职务是共产国际，即斯大林和布哈林决定的，他们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身上，为自己开脱责任。这个决定是在莫斯科作出的，派俄国小青年罗明纳兹到汉口来执行。所以在会议召开前几天便派人到长沙“做工作”，易礼容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对易礼容简单介绍后，便可转入正题———“文革”期间我和他的交往。
　　我初次见到易老伯大约在1949年夏天，我们中学从晋察冀边区迁入北京不久。易老伯的女儿易达美是我同班同学，我到西酒醋胡同易老住所找达美时，第一次见到易老伯。进屋前听到易老在屋里大声说话：“不用买，我的鞋子好好的。”易老夫人俞先生开门，对达美说：“我给你爸爸买鞋去。”易老站在屋子当中，五短身材，中式短褂，没穿干部服。头发不整齐。达美说：“这是程宏亮。”“程宏亮！”易老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重复了一遍我在解放区使用过的名字。1976年10月6日电话里又传出浓重湖南口音的“程宏亮”，易老激动地告诉我：“那四个人抓起来啦！”“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我最先是从易老那里知道的。现在叫我程宏亮的人已经不多了，只有边区联中的几个老同学。每听到这个名字，便想起易老伯，想起他敦实的身材和不修边幅的衣着。
　　认识易老伯后虽不时看望他，但不值得细说，因为他把我看成孩子，我把他视为父执，不能平等对话。一天我到他赵登禹路住宅去看他，坐在客厅里无话可说，便走过去看一棵大橡皮树，易老以为我喜欢橡皮树，便说：“送你啦！”我家里哪儿放得下呀，连忙谢绝。易老慷慨好施，他家里的东西，只要你喜欢，他一定要送给你。他知道我爱看书，经常把看完的书送给我。
　　我和易老“平等对话”已经是“文革”期间了，那时他从赵登禹路搬到石碑胡同。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给我打电话，叫我上他那儿去。我那时已经被打成牛鬼蛇神，失去行动自由，但还是偷着去了。他对我说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是重大事件，并在纸上写道：“倒刘，大乱！”刘位置的变化引起我的注意。我不敢久留，脑子里带着一个大问号走了。红卫兵打派仗后，顾不上管我们了，我隔一两天便上易老家去。我上街看大字报，回来向他转述，由他分析。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并要求批斗刘少奇。我骑自行车沿中南海绕了几圈，只见旌旗蔽空，杀声震天，把中南海围得铁桶一般，我把看到的情景告诉易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