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长治市政协寻找和安葬抗日爱国名将、国民革命军第98军军长武士敏将军遗骨，我参与了全过程。当时，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在研究创办和出版《长治文史资料》时，曾提出要把收集武士敏将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光辉事迹，当作一项主要任务来抓。我以前对武部也有所了解。武将军在中条山坚持抗敌时，武部的一个营就驻防在我们村，这支部队，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深受老百姓拥护。记得有一次，机枪连七班吉班长和全班战士偷吃了王石印家的十多穗玉茭，王石印的母亲就到营部告了状，丁营长令传令兵把这位吉班长叫到营部，痛打了20军鞭。1946年，我在太岳《新华日报》社新闻训练班，新华日报社总编江璜同志(后改名董谦)给我们讲课时说，他曾经三次采访过武士敏将军抗日事迹的报道。然而，武士敏将军虽然牺牲在中条山抗日前线的沁水马头山阵地上，可又说他的尸体掩埋在长治。这个谜团我们一直没有破解。为弄清事实真相，我和田志海同志专门到武将军牺牲地沁水东西峪各村，做过一次调查走访，但还是得不到证实。紧接着又派田志海同志去北京，寻找武将军后代和部署，这一招很顺利，找到了武将军的两个女儿(武琳和武莲)，特别是找到了武部的少校营长武兆元。随即将武营长请来长治，武士敏将军掩埋在长治，武营长是见证人。武营长说：“当时马头山阵地上，战局急转直下，全军陷入了混乱状态。我顾不得敌机的轰炸和枪炮如雨般的威胁，在一片焦土的战地上找到武军长”。当时在军长身边的只有两个卫兵，卫兵说，军长不下火线，要白戕成仁。我二话没说，背起军长就往山下冲，正在突围时，突然从山上打来的子弹击准了武将军头部的下额骨。敌人在东峪村的西岭山脚下追住了我们，这时武军长因出血过多，已经气息奄奄了。日军问我：“你背的是什么人?”我说：“这是我们的武士敏军长”!这位武营长如是激愤地继续说：“敌人让我们抬着武军长的遗体直往长治方向走，并在长子县石哲镇附近农村，抢来老百姓的一口白色棺木，把武军长的遗体装殓后，连同我们这些俘虏—同押上汽车运往长治。”

　　武营长放声大哭地说：1941年10月1日是我和武军长最后离别的日子。大约在这一天的下午六七点钟，日军为炫耀其战果，同时也十分敬佩武军长的英勇精神，在长治城内西南城墙脚下的一片荒野地上，为武军长举行了安葬仪式。仪式中有风水先生为武军长点穴，还有中日和尚为军长念经祭拜。封上后，还在墓前树立了一块长方形木牌，上写：“武士敏将军之墓”。

　　武兆元老人所叙述的上述情况，为我们寻找武将军的遗骨提供了确切的实际依据。但因时隔四十多年，长治城内的市容地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老在西南城墙角下，整整观察了一上午，也认不出那块长方形木碑(早已被毁掉)的准确位置，只记得墓的附近有一座砖结构的小塔，也没有了。于是我们就根据武老提供的情况，在六府塔附近两千多平米的空地上，钻探了三大半，仍无任何发现。正在为难时刻，市宾馆经理周建中同志发现了武兆元老人是为寻找武士敏将军遗骨来的。周经理是市西南街人，他主动向我们陈述说：“四十多年前，日军安葬武将军时，我去现场看过，不在六府塔附近，是在我们家门口附近”。我们按周经理指定的位置，从当天下午开钻，到第二天上午，只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武将军的遗骨。证明的依据是，武将军头部的下额骨确有被子弹打穿的一个孔，还有大衣军扣、皮带卡等物证。

　　武军长的遗骨找到后，当时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的李慧春同志很重视，他指示我们说，这件事很重要，你们应主动向上级政协和统战部门汇报后，再定后事的处理意见。依照李书记的指示，市政协郭贵琳主席让我和田志海同志，赴北京向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做请示汇报，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沙里同志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做了以下几点指示：1．你们办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要宣传给全社会；2．武士敏将军是军级干部，又是抗日功臣，应以山西省政府名义，举行—个既隆重又庄严更有热闹气氛的安葬仪式；3．届时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民革中央等都派人参加；4．请你们代为薄老(薄一波)起草一篇纪念文章，届时发表。

　　1984年11月29日，武士敏将军安葬仪式，在长治市太行太岳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山西省政府、省政协、民革山西省委以及上党老区各界人士共600余人参加悼念这位革命先烈。事后，武将军在美国的孙辈武宏元、武更生、武念祖给长治市政协发来感谢信，感谢政协委员和各级政府对他祖父的高度重视，并表示愿为祖国统一做出微薄贡献。武将军在台湾的大儿子武鳙夫妇，也于1989年专程来长治为其父扫墓和答谢长治市政协。

　　这是武鳙老人在市宾馆三楼给市政协赠送答谢礼品。

　　武士敏将军虽然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进入第四年后就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抗战业绩，很值得我们赞扬、歌颂、怀念和继承。

　　“七七”事变以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武将军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率部出陕西、过黄河，奔赴娘子关前线，阻击日军南进西犯，协同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正太路沿线重创日军。后与敌人周旋于太行、太岳山区。1938年与东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统一协调作战。在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八次包剿”的战斗中屡建战功。尤其是子洪口、天神山两次伏击战，全体将士奋力拼杀，大败日军一○九师团。以赫赫战功，由一六九师师长升任第98军中将军长。

　　1939年驻防在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守军有26个师约25万人。这么多部队的军需供给，全靠垣曲——西哄哄——阳城——李圪塔——河南济源这一条军需补给通道。武将军的指挥作战部就驻扎在西哄哄。为保护这条通道不被日寇切断，在这条数百里通道的周围，曾和日寇进行过数十次大小战斗。有一次，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偷袭武部前哨虎圪塔阵地，全连守军大部分被杀。武将军接电后，立即从西哄哄赶到上川村前线指挥，动用迫击炮猛轰虎圪塔之敌，激战一整天，入侵之敌只好败退。这次战斗，敌我双方阵亡300余人。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集结临汾、长治、晋城的十多万兵力，分十四路向中条山进攻。国民党驻守在中条山的七个军二十多万人，由于庞大的后勤机关不便疏散，部队无法展开回旋作战，结果受到重大损失。有两万多人投降、四万多人被俘、一万多人牺牲。其余十多万人纷纷撤退过黄河以南。唯独武士敏将军所率98军不过黄河，坚持转战敌后，与八路军一起在山西抗击日军。

　　日本情报机关获知，武部没有撤退过黄河，还和八路军携手抗战。同时也了解武部经过连续几年的苦战，兵力损失很大，于是便对武部进行种种谋略活动。首先是政治诱降，大肆宣传“不打中央军、专打八路军”，企图使武部投降或保持“中立”。但武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保持了非常坚决的态度，英勇而果断的命令全军积极准备，坚决战斗到底。这时，日军第一军三十六师团又派了一个认识武的汉奸再次招降，武愤然大怒道：“我是一个军人，绝不做卖国求荣的事情，应当死在抗日的战场，决心要一拼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