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长春市委、市政府信访局陈春颖同志之要求,写写我父亲富成章的事。我父亲2004年去世已十年了,就做为追忆吧。
十年了,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想写写他老人家,可是一打开这记忆的闸门就难受,就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老人家是一位共产党的好干部。我父亲祖籍北京,满族。他是长春市解放后(1949年1月)第一批人民警察,1957年他随时任长春市副市长、公安局长任青远当秘书近八年。1966年文革中被审查受诬陷、全家被插队农村,1979年到信访及后来任职操劳忙碌,直到1991年离休。我父亲始终在展现他勤快睿智、聪明诙谐的一面。我的很多和他在一起的记忆都是在笑声里,到他临去世前·······
2003年底,我父亲的最后一个生日前,一向简朴的父亲已经病的站不起来了,突然张罗要到饭店过生日,还讲要多找些好朋友来,我们都有些不解。到了那天,他西装笔挺还穿上了新皮鞋,坐上轮椅到了饭店,看不出他已经是癌症晚期的老人,与大家谈笑风生一阵,要过无线麦克:“我给大家唱首歌,叫‘爱拼才会赢’。”唱罢他老人家笑着大声说到:“我今天来是和大家告个别,再见我就是在火葬场见吧!”说罢挥着手离开。这是何等的潇洒啊!我们这才明白,他这是用这种笑对生死的方式来和大家做最后的绝别。
我父亲去世后,在家里曾来了几位我们不熟的老人,她(他)们来到我父亲的遗像前,喃喃的哭诉,默默的烧香,他们和我说是老父亲亲自给他们解决了多年的问题,我这时才知道这几位上访的。我知道我父亲在信访办那些年,是1979年开始的,叫“落实政策二线办”。正是全国拨乱反正的时期。他当时在建委科技处任职,却一直在“帮忙”!先是帮忙筹备文革后恢复的市七届人代会的召开,然后就是处理接待大量文革冤假错案件,落实党的政策,这个“忙”一直帮到1981年任职前。我记得那些年,他每天下班回家总是被上访的人围追堵截,我在家时总要到院门口撵人,否则我父亲就甭想进家,但他总是一笑了之,从无怨言。
我父亲人随和幽默,接触过他的人,都愿意与他在一起。好多上访的也愿意找他一吐为快,和他交朋友,他也愿意为他们排忧解难。有位落实政策人的孩子到现在,每年都到我父母的墓地献鲜花祭扫。和我们仍还有来往。他家在文革中全家被遣送农村,落实政策回城,子女们安排了工作。1981年,他家孩子结婚没有地方住,我父亲就把我奶奶接来家里住,将我奶奶的房子无偿的给了她们,还让我到房产处给更了名。我们非亲非故,这在当今社会的现在谁能这样做啊。
我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又快又漂亮。我曾过问他,你在长春市公安局研究科时怎么被选上当市长秘书的?他告诉我,当时的要调到市政府当主管农业副市长的局长任青远,拿张报纸读一篇文章,让我父亲用钢笔在稿纸记录。读完任局长拿起记录一对,和报纸的文章一字不差。第二天,就通知我父亲到市政府给任青远副市长当秘书了。这足见他的钢笔书写功底,这可能是当时考核选拔的一种方式吧!
我父亲口才好,文章写得快且质量高。在我的记忆中,他在家写材料的时候较多,都是下班后。在我们家吃饭、闲谈他都是主讲,别人根本插不上话的。我从没见他起草前的沉默思考,但天亮我起床后,材料已完成了,都是在半夜到天亮几个小时就完成的。真可谓“出口成章”啊!他曾透露过,文革前长春日报发表有关长春市农业方面的社论及领导讲话,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还给我讲了个趣事:1964年父亲到梨树县参加社教工作队,担任材料组长。一次晚上加班写材料,几个人在一个屋赶材料,暝思苦想,思路断了。有人提议让我父亲讲个笑话,休息下脑子。我父亲就一个笑话接一个笑话地讲开了,最后天快亮了,大家笑得开心,可思路还是没来,无奈只得倒头睡去。而我父亲讲得兴奋,思路大开,早就打好了腹稿,挑灯一挥而就。第二天,几个人看到了我父亲完成的材料,大呼上当。其实我看他老人家,就是把别人睡觉的时间用在工作思考上了,无非就是勤奋在前而已。
我父亲一生为党工作,忠于祖国,忠于中国共产党,视党的形象为生命。1966年8月开始,我父亲因给任青远当秘书,被打成任资敌通敌反革命集团的黑笔杆子,被诬陷审查,但始终乐观以对。我母亲许光也被长春市公安局军管会送到公主岭隔离审查,原因是1958年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回国来到长春视察,我母亲做为长春市公安局唯一的一名女民警被安排内卫(扮作宾馆服务员)警卫毛主席,这是一件光荣而重要的大事。可文革中竟有人诬陷为是给毛主席身边安排监视主席。我当时只有11岁,父母都被隔离,弟弟4岁、妹妹2岁都在幼儿园长托。家里就我一人,根本没人管。我父亲就利用周日回来教我做饭、洗衣。一次,我看到我们公安局家属院的邻居都到公主岭学习班去探望亲人,也想去看我妈去。我父亲就给我母亲写了个条,大意是:“一定要相信党,坚强的活着,给他们看看!我和孩子们等着你回来!!”我父亲也怕母亲想不开,因为当时在长春市公安局军管会办的学习班里,先后有长春市公安局副局长安彬等十余人不堪迫害,愤然自尽身亡。我父亲把这个条塞在我鞋垫下,我和邻居坐火车到了公主岭兵营学习班院门,在邻居的帮助和掩护下,我成功躲开了门卫的搜查,又在院内我母亲同事的暗示下,幸运见到了正出屋在院里晾衣服的我母亲,我们在晾衣服的遮挡下完成了我父亲交给母亲的字条,我们唠了有十来分钟,学习班的监管人员才匆匆赶来。我被他们拖拉进屋一顿翻啊,问我是谁领我来,带字条没有,我是一顿哭闹,没办法,他们4个人把我押到车站,抬上火车。回到家我父亲激动的抱着我,我头一次看到他笑着哭了!后来,我和父母谈起这段事,母亲还感慨地谈起:“你去公主岭那时,学习班正是紧张的时候,不少的人自杀了,我当时每天被游斗,穿着他们糊牛皮纸的衣服,上边写着字,真是被整的活不下去了。幸亏你来了,带来了你爸写的条,是这鼓励了我,我才挺下来!”
1981年5月我结婚,日子定在23日,是个星期六。我父亲讲你的婚事要简单点,别在周日影响不好,整几张桌招待一下娘家人就行。我们听从他的嘱咐,在饭店安排了五桌,我父亲早上上班,午间休息赶到饭店,吃完又上班去了。他这是在处处维护党的纪律,树立党的干部好形象啊。
我父亲热爱信访工作,关注信访事业的成长完善。1990年他突然到市医院住进了干部病房,我们去看他,见他好像并无大病,我们好生奇怪。记得有一次,市信访办班子居然在我父亲住的病房开了党组会,研究工作。我到医院看他就问是为啥,他笑着认真的说:“我还有一年退,我不能占位子,影响年轻的上来,我开始有病了,让他们该快选人提前就位,我好提前下。”并且向市里领导多次提出提前一年退出现职的要求。他这种主动让贤的精神,就是我父亲的境界。
2000年9月我在公安厅法制处工作,全厅开展处级干部竞争上岗。我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选报竞争厅控告申述处(信访处)副处长一职是否可行。他分析道,控申处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单位,清水衙门,很少有人去竞争,胜算大。但是,这个单位是给老百姓申辩的地方,你有基层公安工作经验,又在法制部门干,这对于搞好控申工作才天时地利,在那大有作为,要争取上!他还在我竞争上岗的讲稿中,加入了今后对控申工作设想一段。即:努力建立一支适应控申工作需要的干部队伍;建立明晰控申部门与其他部门在控申工作的职责,使其建立起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工作机制;创造性的开展开创控申工作。在竞争中果然仅有一位竞争者,我在上场讲演后,得到了赛场上一片喝彩,我得到了89分的赞同票竞争成功!虽没当成控申处副处长,但厅党委还是委以我刑警总队副总队长的重任。从这个事可以看出他提出的对控申工作设想,是他对信访工作的希望和寄语,他还惦记着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啊!
富成章之长子
富伯平(吉林省公安厅国保局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