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1885-1959），系日本冈山县人。12岁开始当学徒。28岁前来中国，在上海从事参天堂大学眼药的推销工作。1917年，他在北四川路山阴路开设内山书店。（书店原址，现为工商银行山阴路储蓄所，门前立有“内山书店1917-1945年”的石碑。二楼则辟有书店纪念室。展示着内山先生与鲁迅、郭沫若等友人交往的相关资料。）1930年，内山又在四马路杏花楼附近增设了支店，并与参天堂断绝推销眼药业务，专营书业。内山在上海经营书业期间，结识了一大批中国文化名人。其与鲁迅和郭沫若的关系尤为密切。他不只经营中日进步书籍，还介绍日本作家和记者与中国左翼文化人士相识，举办版画讲习会、木刻展览会，组织上海童话协会等，为推动日中友谊和文化交流，可谓不遗余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内山完造曾掩护过郭沫若和周氏兄弟，从日本监狱中营救出许广平、夏丏尊、章雪村等抗日人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内山书店被驻沪日军强行改组和控制。日本投降后，内山先生在结束书店业务时，将所剩高档纸张赠与许广平，全部资产则分给了职工。内山先生是这样一位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情谊的杰出人士。他本可以，而且自己也已觅得一处住房，还开设了“一间书屋”，打算永久定居中国，可是国民党当局却于1947年强令其返回了日本。回国后的内山先生，并未停止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事业。1950年，他发起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被选为理事长。1959年5月，他再度访问中国时，不料发病住院，终于不治，于9月21日逝世于北京。他的骨灰与早在1945年1月病逝的夫人井山美喜合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夏丏尊先生在镌刻于状如书本的墓志铭中赞美说：“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

  这里介绍一点内山完造的情况，只因弘一法师李叔同之与其主动交往，系内山先生所从事的日中文化交流的佳话之一。关于这段佳话的起始时间，即俩人何时首次相见，原是没有疑问的。学界大都以叶圣陶先生于1927年10月所作散文《两法师》（以下简称“叶文”）为依据，将弘一与内山首次见面的时间推断为1927年10月3日。但陈星先生从2002年以来，相继在其所著《弘一师考论》和《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两书内容大体相同的篇章（以下简称“陈文”）中，对这一推断提出了疑问。其主要论点有三个：一是以为叶圣陶也是经常出入内山书店的人，“他与内山先生亦不陌生”。但在“提到了许多熟人的名字”的“叶文”中，只说是“这位日本人”，而没有点出内山完造的名字；“照理，如果此日本人是内山完造的话”，“叶文”“也会说到他的名字”的。二是，“陈文”以为，内山完造在《弘一法师》一文中，虽然提到了他与弘一首次见面的地点，也在“叶文”所写的上海功德林菜馆，但并“没有直接提到是什么时间”。而且，内山文章中除了提到弘一请托其转送《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时，说是“还有一种叫《华严经疏论纂要》的书”，待印出后，也要请他转送日本有关单位，而那本佛典是弘一于1929年才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发现的。由此，“陈文”说，弘一与内山首次见面的时间不会是1927年，而“可确定是在1929年”。三是，“陈文”以为，内山在文章中说过：“我谈到傍晚才回去”，而“叶文”又“很清楚地表明”，“那次有日本人参加的午餐后，弘一大师并未与那日本人继续谈话，而是去拜访印光大师”了。

  但在笔者看来，“陈文”据以推翻弘一与内山于1927年10月首次见面的通常说法的三个理由，是不够充分的。“叶文”的主旨，是在对比性的描写中，突出弘一与印光两高僧的形象，而不在弘一与内山的交流。因此，对于和这种对比、突出地描写关系不大的人和事，采取了尽量模糊化的写法。文中只说“这位日本人”而没有点出内山的名字，也是由前后文的语境所致。当弘一问到“这碟子是酱油吧”时，旁边的“某君”以为是他要酱油，弘一则说“不，是这位日本的居士要”。是先有弘一称内山为“日本的居士”，“叶文”才在紧接着的行文中只说是“这位日本人”在道谢了，而没有点出内山的名字。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参加那次功德聚餐的，虽然都是相熟之人，但“叶文”在写到有人误会弘一的提问时，也没有点出其名，而只说是“某君”而已。这是一。二，商金林编《叶圣陶年谱》1927年《事略》中说：“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内山完造、丰子恺在功德林摆斋宴，欢迎弘一法师。”商编该谱，是经过谱主次子叶至诚审读的，出版后两年多，谱主也还健在。所以说，商编中的记载应该是可靠可信的。三，“陈文”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内山完造《弘一法师》一文发表于1937年《上海雨霖》杂志，而开头第一句话是：“夏丏尊先生来，这已是十年前某天的事了。”夏那次去内山书店，就是为了预先跟内山约定，要介绍一个人与他相见，说是到时候“我有电话来，请就到……”过了几天，夏电话通知内山客人来了，请他到北京路功德林聚餐。内山还在文章中写道：“老实话，我的知道功德林，这是第一次。”从内山文章的这些描述中，也可以推断出弘一与内山首次相见的时间是在1927年，地点也与“叶文”所写一样，是功德林。四，内山文章中虽有“我谈到傍晚才回去”云云，但并未写明与其谈话者是谁，因此不能推断他就是在跟弘一漫谈。以彼时彼地的情景，与其对谈者应是夏丏尊等人。一则，他们是极熟的朋友；二则，是夏约他来与弘一相见的，因后者有要事相托，但相托者既已约定饭后要去拜见印光法师，故其所托之事的细节，只好由夏来跟他商谈了（从“叶文”的描述来看，夏也没在随同弘一前去新闸太平寺的人当中）。但需要提到的是，内山写作《弘一法师》时，距离他与弘一首次见面已经过去十年。回忆十年前的往事，是很容易把相同的事情混在一起的。内山就把前后相隔两三年，弘一分别委托其赠送上述两部佛典的事混在了一起，说成是他们首次见面时，弘一是同时委托的了。

  内山完造与弘一相识后，除了受其委托向日本十多所大学和寺庙转赠一百多部佛书，也帮他从日本购请过汉文古版佛典。为此，他俩曾有过多次信件来往。弘一送过内山多幅法书。其中写有“戒定慧”三字的横幅，转送给了正在“乞”求弘一法书的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