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需要哀悼的人太多，悼文占了我所写文章的相当部分。没有想到，现在我要来为杨述写悼文。他死了。


他和我一起生活三十九年，一起经过了胜利，也经历了无数酸辛和惨苦……

他是个平凡的人，生平没有什么重大成就和功业值得絮絮叨叨，当然也有些成绩，也有明显的缺点，而使我永远忘不掉的却是他一生的遭遇。

这是个老实忠厚人，有时简直老实到迂呆的程度，无论对党和对朋友。但是，他却在“三家村”被点名之后，立即作为“三家村”干将被登报在全国点了名，所受的残酷折磨和精神压迫，到了“逼得石头要说话”的地步，这真是个人间悲剧。

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挨了斗，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最苦的。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

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的！可惜他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自我解剖的过程，是怀抱着这些疑问死去的。我相信，如果他再活几年，他会对

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现在是不可能了，只能由我代他写下来。

我首先回忆起“一二·九”运动，那时我们都正在清华读书。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学有些感情上的纠葛，心情很懊恼。而杨述本来是个一般的朋友，忽然跑来找我，正儿八经地给我留了一张条子，称我为“兄”，说：“这种事情在一般女性是难以

摆脱的，我愿兄能给人看看‘我们的女性’的姿态。”这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人能把女同学当做和男同学一样的朋友、同志来尊重。而同时，也未免感到这人有点迂。

后来，在抗战初期，我知道了他异常的“毁家纾难”的事迹。

1939年我由重庆经成都往延安，他在重庆工作，介绍我到他家去住，并经过他家的关系去找党的四川省委。我本来不想去的，但是他的母亲接到了他的信，立即亲自跑到旅馆把我接回家，说住旅馆不安全。这时我才知道，他家本来是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父亲在他才十岁时就死了。寡母很受族房里的欺侮，一个人带着六个孩子长大。叫他的大哥继承父业，而叫他（老二）去读书。他是家里惟一上了大学的。他在中学里就接受30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读《母亲》，读《拓荒者》《语丝》等等，开始受到当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母亲一方面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干什么，想要了解，同时寡妇人家也有个夫死从子的想法，她把儿子买的这些书都拿来看。这时候，他就把必须革命才能破除族房里那些封建家规的道理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大道理，一起讲给母亲听。同时，又影响了已经当少掌柜的大哥和更小的弟、妹。

到抗战开始的时候，他本人去武汉做党的工作，写信叫全家赶紧出来，不要做亡国奴。他的母亲竟真的听信了他的话，把土地、房屋、商店全部财产都丢弃，率领他的哥嫂弟妹一齐到武汉来了。他在武汉的身份是个流亡学生，来了这一大家人，怎么办？他就把三个较大的弟妹一起都打发到延安。后来母亲、大哥、大嫂和小弟弟以及侄儿又撤到了四川、杨述又把他们拜托给成都党组织的同志。他叫母亲、哥哥一切都听党组织安排。

这位可敬的母亲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党的活动经费，党组织开办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出版社楼上是革命青年的活动据点——星芒社。

母亲的家则是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母亲兄嫂全都人了党。哥哥后来终于被捕，被国民党半夜拉出去活埋了，腰间还挨了一刀。母亲在成都失去了关系，穷居乡村，以后被周总理知道，指示八路军办事处四处找寻，才给接回延安。

我知道了这个故事确是吃惊。我们有不少同学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包括我自己，我们能做到背叛那个家庭来革命，但是像他这样能把整个家庭统统带到革命队伍，统统献给党的，真是少有。这时我感到这个人对党可真是一个心眼，不留一丁点后路。他家如果按划成份的办法当然应划为资本家兼地主，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话竟能把这样家庭的母亲和大哥都感动了，让他们一起背叛自己的阶级。

这简直是个奇迹。大概只有对党像对母亲一样地老实忠诚，才有可能感动母亲的心吧。

……（略）　　


……他认为既然党决定发动反右运动，那就不会错。有错的只是个别人，掌握不准。我则觉得批斗会上那类发言几乎没有多少真心话，这不止是个别人的事。我们中间的距离一下子很难缩短，但他仍然忠实待我，想法子哄我高兴。

……(略)


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生活又很朴素，谁到我们家来也挑不出多少“特殊化”的陈设。依我看来，他实在是一个标准忠实的党员，忠实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

我怎么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会把这样一个人当做“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来打，而且打得那么惨。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得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17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使女儿对于自己幼稚的“造反”也不由得产生了一点动摇。

当时，我也在挨斗中间，暴雨一般的造谣、污蔑倾到我头上，我实在不能接受了。在还允许每周回一次家的那一段，有一次我们两人单独在保姆的住房里，我曾偷偷对他说：“我实在没法接受这种侮辱。看这形势如水下坡，是不能扭转了，我们不如到厨房把煤气打开，了却残生，免得零碎受苦吧。”他声音很低，却是义正辞严地，就像平时开会分析问题一样地对我说：“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进来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