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理论语言学家，生成音系学的开创人，MIT荣休教授Morris Halle于4月2日逝世，享年94岁。Morris Halle教授一生经历、著述极其丰富，但最为人称道的是将Chomsky聘用到MIT，并和他一同将MIT语言学系打造成理论语言学界的银河战舰。

“但丁有维吉尔，福尔摩斯有华生，而 Noam Chomsky 则有 Morris Halle。” 这是2013年7月19日在 The New Yorker 杂志上写的一句话，介绍了与乔姆斯基一样，来自于MIT的著名语言学家 Morris Halle。在1955年，MIT的Morris Halle 聘请了当时没什么名气的、在哈佛做博士后的乔姆斯基。

Morris Halle 出生于 1923年7月23日，现年92岁（真是高寿啊），是一位研究拉脱维亚裔美语的语言学家，同时也是 MIT 的 Institute Professor（MIT给予本校教授最高的职称）和 荣誉退休教授。他最著名的研究是关于在 生成音系学领域做的开创性研究。

Morris Halle 是在拉脱维亚出生的犹太裔。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全家在1940年移民来到美国。（如果当时没有来到美国的话，这个世界可能会失去一位极其优秀的语言学家，纳粹政府在那不久之后就在拉脱维亚实施了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他于1941年至1943年在纽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学习工程（果然语言学家都有一颗学理科的心...）。于1943年加入美国陆军，参与了盟军在法国的行动（诺曼底登陆！？）在1946年退伍之后，他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语言学硕士学位，在当时著名的语言学家 Roman Jakobson 的指导下取得了博士学位，并于1951年加入MIT。

Morris Halle 曾经和人开玩笑说 “我能在MIT得到一个工作，只是因为我能教语言”。因为当时的MIT语言学主要任务是对于语言的教学，而不是研究。正是 Morris Halle 和 Noam Chomsky 一起将MIT打造成为现在的语言学最强校（可以不加之一吧…）。他可以流利地使用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拉脱维亚语、希伯来语六种语言。

在1955年，当乔姆斯基在哈佛的博士后职位到期，需要找一个新工作的时候，Morris Halle 向 MIT 语言学系推荐了他，五年之后，1960年 MIT开始招收语言学博士生。当时，他们两个的办公室紧紧相连，据说混乱程度不相上下。据后来被 Morris Halle 从 UCLA “挖角” 到 MIT 的 Donca Steriade 所说，“简直是整栋楼里最可怕的两个洞”。

于是呢，两个人一起，在1968年出版了在语言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之一，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这本书对于音系学的作用，就像乔姆斯基对句法学研究所起到的作用一样，使音系学研究更加的公式化和科学化，将原本偏向人文学科的语言学研究转变为更加严谨、更加客观的科学研究。现在，这本书的缩写（SPE）被广泛引用，即便是不同意这本书观点的人也时常引用书中提到的材料。SPE的核心观点可以说是当时生成理论的雏形，即单个单词的发音是一步一步，通过一系列的语音规则从底层形式进行推导的。

几年之后，Morris Halle的学生们就为他写了一份纪念文集（Festschrifts）。在美国，纪念文集通常是在职业晚期用来庆祝科学家们早年成就的一种方式，而 Morris Halle的纪念文集出版于1973年，在他还只有50岁的时候。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放下脚步，而是继续努力，在更多的问题上有所建树。

在八十年代晚期，Morris Halle关注于 “分布构词学” （Distributed Morphology），致力于解决关于构词结构的形成方式。比如，在英语中，一些以“-ity”结尾的词往往是名词。同样的，Morris Halle也为这个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于是有人在他90岁的时候给他写了人生中第三本纪念文集。

Morris Halle除了在学术研究上很有建树以外，在识人用人、栽培后辈上也十分用心。除了聘请乔姆斯基，和上文提到的 Donca Steriade 之外，还有 Donca Steriade 的两位学生 Adam Albright 和 Edward Flemming 也被他请到了 MIT（这得叫一声师尊吧…），还有 UCLA现任系主任 Bruce Hayes，以及 Steven Pinker（就算你不知道他，你一定也看过他写的《语言本能》语言学入门经典教材）也都曾接受过他的指导。

那么用 Steven Pinker 对 Morris Halle 的一段回忆来结尾吧：

“[He] explained that the characters of cursive handwriting had a grammar of elementary strokes … More than any linguist I know, Morris has the gift of seeing the simple combinatorial structure underlying a complicated set of phenomena. He’s the Mendele’ev of language—show him one hundred and three elements, he’ll see the rows and columns of the periodic table; show him a quadratic equation, he’ll factor it. This led to his triumph, [SPE] and much of the rest of generative phonology… the elegance, beauty, harmony, and underlying simplicity of sound structure.”